丁凡、伍江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水岸再生及其意义辨析_风闻

在新时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水岸空间再生问题值得重点关注。201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上海市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上海杨树浦水厂

水岸再生与全球化时代紧密相关。罗比·罗伯逊（Robbie Robertson）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这次浪潮始于1945年，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重构相关联，这次浪潮因新的信息和沟通技术以及持续发展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节点而变得可行。在全球化时代，水岸与城市更新的互相影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是社会空间上的。水岸再生体现出后现代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变化，其中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变，全球、区域与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等。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更多依赖其是否能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以及完善的城市环境，这些重新定位的关键是城市和环境的更新，而滨水地区为大型的、高度集中的并且显著可见的区域提供了再开发机会。滨水地区的开发状况，对许多城市和环境的更新举措十分重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水岸再生在修复城市中心区和城镇，以及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持续的积极作用。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水岸的衰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水岸再生成为后工业城市更新的催化剂。同时，水岸空间是最容易受到全球化影响的空间，港口首当其冲，河岸、湖岸次之。作为城市的流动区域，水岸具有标志性、引导性等特点，然而其地域性也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这种冲击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气候、迁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城市水岸是城市不可分割的物质空间资源，城市水岸空间的再生与城市空间整体更新的阶段和特征紧密相连，因此研究城市水岸的空间更新应把水岸发展置于城市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具体而言，水岸再生在城市结构和策略两个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要素

水岸再生可以在物质空间层面对整个城市的再发展提供支持。在工业时代，人们意识里的水岸是混乱、肮脏以及没有价值的存在，是避之不及的场所；而当今的水岸则是最具创意及活力的城市区域，城市的资源、机会、愿景以及“野心”被转换为展望、新的关系以及工程项目。创意的水岸能够重新启动城市的新陈代谢，生产新的建筑形式，创造新的地景，并且通过持续流动的城市文化，使城市更加具有活力、交流性和竞争力。因为水岸在大部分城市中都位于非常显著的地理位置，对城市的空间质量呈现至关重要，所以水岸是设计师和规划师塑造当代城市形象的区域，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信息化的城市往往更加注重公共空间的发展，尤其是注重实体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虚拟的信息交流空间的补充。

在城市空间结构塑造中，水岸与城市空间主要有三种关系：中心与边缘、标志与填充、连接与扩展。

（一） 中心与边缘

历史上，水岸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地理学者所指的“城市的边缘”。它也许并不代表行政上的边界，但常常作为街区和景观的边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沿水岸建造了大量的道路交通设施，这使得水岸空间与城市空间完全分隔，水岸空间成为 “城市的碎片”或者说是“碎片化的城市区域”，水岸的可达性成为阻碍其再开发的绊脚石。城市中心和边缘的紧张关系，造成了物质空间的冲突。例如，芝加哥湖岸林荫路（Chicago Lakeshore Drive）与波士顿多罗路（Boston Storrow Drive）曾经是两个优美的滨水区林荫路，但是随着机动车时代的到来，两者都被改造成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通道，使人感觉滨水区只是一个经由、通过而无法停歇的地方。又如，波士顿的部分滨水区沦为了停车场，而曼哈顿东侧滨水高架路下也成为废弃车辆的集中区。即使广受好评的项目，如曼哈顿西海岸的哈得逊河公园也遭受了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的命运，导致水岸与附近活动区域之间缺乏重要的联系。

哈得逊河公园

水岸往往位于城市的边缘，因此通常需要在码头、铁路等方面进行资本投入。城市中心和衰败的水岸之间的冲突，导致城市资源不能有效分配给水岸等边缘地区。水岸物质空间与城市功能发展的不匹配，如不能有效地提供就业机会等，往往使其成为荒废的城市区域。因此，使水岸成为活动的集中点成为水岸再生的关键。历史的发展表明，如果到达城市的途径是通过海洋等水域，那么水岸就会通过这种活动而活跃起来，例如马耳他瓦莱塔的大港湾。而一旦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其他地方，那么水岸就会陷入荒废，与之相关的人类活动也会消失。水岸的固定性和流动性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原本作为城市中心的水岸，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废弃之后，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重复着中心—边缘—中心的过程。城市更新的过程，也是中心和边缘进行重构的过程，是对地理空间的一次又一次的颠覆。

（二）标志与填充

水岸曾经是城市周边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去工业化的进程中，废弃的仓库与码头充斥着城市水岸；而再生过程中标志性的建筑（iconic building）为水岸城市区域增加了影响力，可以起到类似城市触媒的作用。建筑对环境有战略意义的介入可以对环境产生催化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的城市更新策略相符合。这种类型的建筑工程通常被称为巨型项目（mega-project）、有声望的建筑（prestige project）、旗舰店项目（flagship projects）、城市奇观（urban spectacles）等。例如，汉堡新城易北音乐厅、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巴塞罗那奥运村入口盖里的鱼雕塑等。在某些更新的情况下，树立示范性的旗舰项目是很重要的，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推动街区的全面变革。开始的目标可能是使街区恢复自信，以稳定或振兴某一城市地段在一种健全的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或使其具备内在与外在功能性更新的潜力。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表现出城市对于这个区域的信心。

汉堡新城易北音乐厅

然而，水岸更新也需要更加长期或者结构性的调整，作为对整个区域发展的支持，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应当以规划为先导，通过街区功能的转化或者再开发创造出一系列能够包含各种不同活动的、更好的空间集合体。区域功能的多样性是区域活力的重要保证，水岸的城市结构与城市的肌理得到充分的融合有助于区域多样性的提升。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鹿特丹的水城（Waterstad）区域。作为与内城相接的水城区域，开发了一系列的博物馆、图书馆、办公总部及水岸公寓，试图缝合被铁路高架桥隔离的市中心东西两侧。水城在开发中得以保留，以维持航海时代的气氛。在原有的肌理上进行填充，而不是进行破坏性的重建，这些都使得水岸城市的身份与居民的记忆认同得到保存。

（三） 连接与扩展

水岸区域作为介质连接了世界与内陆、城市中心与边缘。城市水岸地区的再生可以联系水岸与城市其他区域，重新整理破碎的关系，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升级。水岸为城市区域的进一步扩展提供新的机会，如果城市的中心商务区需要增长的空间，那么向水岸扩张相对于破坏内城的历史肌理进行开发将会是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例如，下曼哈顿向水岸的扩张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鹿特丹老港区向北海入海口逐渐扩张；东京横滨采取了填海造陆的方式来扩展城市的边界，向水域索取新的城市资源；伦敦将金丝雀码头作为第三个经济中心，其中心区计划也将内城的扩张引导至南方，朝向水岸进发，而不是扩张至东方士绅化的街区以及西方由破败的仓库区改造成的艺术与文化交流区。然而，内城向水岸扩张也需要认真考虑现有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对于再开发支撑的潜力。

此外，公共政策有时会阻碍城市肌理延伸到水岸，从而阻碍城市复兴。例如，某些自然资源政策会规定大型栖息地保护区留给野生动植物使用，使得公众无法接近，或者仅开放给某些特殊的、以游客为主的公众。此类规定会使水岸无法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市水岸的再开发为改善城市的形象和提高市民生活品质提供了机会。但当以牺牲城市环境和城市的宜居性为代价时，则需要重新被考虑。同样，以吸引游客为导向的商业用途会在滨水区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将滨水地区转变为城市生活、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用途可能会加剧水岸与城市分离的感觉，给人感觉它似乎是为特殊场合预留的。偶发的事件和活动不能维持地方活力，日常的活动例如等待渡轮、赶出租车、买报纸、喝咖啡等，才会为某个场所增添意义。因此，应当将城市街区的结构性功能延伸到水岸，发挥其多功能用途。水岸再生中最常见的错误是让其舒适性体验仅停留在水边。无论建筑物是向内还是向外扩展功能，都应以促进公众对水岸的可达性和可见性为设计目标。阻挡海岸线的高层建筑，面向水岸背对城市的私人封闭住宅区，可以让住户看到水岸但却限制了其他人的可达性——所有这些都是水岸线的不公正空间，公共领域的私人化限制了水岸可以为整个城市带来的好处。限制住宅使用的公共政策反映了这样一种合理的担忧，即这种用途可以产生仅为少数人保留的私人“飞地”。在低密度发展的情况下，这种担忧尤其严重，大量的独栋别墅可以有效地封闭长途海岸线，使得公众无法进入。然而，城市高密度公共住房的开发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水岸的开发中都可以观测到公共住房所起的作用。究其本质而言，它更加以公众为导向，将大量居民、游客及活动带到滨水区。住宅建筑被设计为社区的一部分或是更大的城市格局的一部分，通过将底层作为活跃的商业用途使其更多地向公众开放，并且从水岸往回退，尊重内陆景观和公共通道，是将城市与水岸联系的最佳途径之一。

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水岸

作为城市空间的策略性要素

水岸再生为城市与水岸关系的再塑造提供了条件，不仅在物质结构层面，在城市策略性层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水岸再生计划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等各种问题。空间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秩序的变化确实为重新评估城市码头和海滨地区带来了相当大的新机会，也成为了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的、综合性的标准。旧的港口地区被认为位于新的城市景观中策略性的位置，可以作为联系本地网络以及全球网络的中间介质。水岸再开发过程中鲜明的特征，暗示了工业化进程中被废弃的“水岸”这种新类型的城市区域在城市命运的重塑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成为检验城市政策的试验田。在这个层面上，它的变迁使得解读政策的成功与否成为可能。

（一） 水岸再生与城市政治

在政治层面，水岸再生被政府用来应对城市内城危机。废弃的港口区域，包括靠近城市核心区域的原有水岸，为城市再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滨水更新是一个昂贵且敏感的过程：一方面，成功完成可以为相关地区带来新的生命。例如，对英国衰败的码头区进行修缮被认为是城市更新进程的一个重要元素，与增加就业机会等社会－经济－政治目标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水岸再生也可能会引发强烈且持久的政治博弈，如纽约巴特雷公园城建设方案的选择过程，体现了城市政治对于社会、文化、形象等多方因素的考量。

（二）水岸再生与城市经济

水岸再生不仅仅指有新的形象，关键是要有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就业机会。水岸再生是否促进了水岸区域及更广泛的城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往往成为对一个水岸地区活力进行衡量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传统工业从水岸的转移，导致了依存于传统重工业的港口经济的消亡。例如，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磨坊和英格兰的利兹磨坊就遭到废弃，现代化的造船厂在1995年秋季也停止了在费城的运营。

水岸传统重工业也亟需被符合现代城市中心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与第四产业所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德国鲁尔区大量工厂减产、倒闭，引发失业率攀升、人口流失、环境恶化和社会隔离等一系列问题。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改造的结构性调整过程中，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一区域可以作为消费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空间，若对工业遗产加以利用，可以塑造区域文化形象。所以，当地政府充分发掘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由此，鲁尔区由衰败的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欧洲文化之都”。

鲁尔区

水岸再生往往也与城市竞争力相联系。城市竞争力的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全球化不仅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有关，还与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全球化的后果是深远的，几乎影响着社会的所有方面。”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报告也同样揭示了这一点——全球化已经将城市置于一个城市之间的具有高度竞争型的联系与网络的框架之中。城市规划的目标直接指向城市竞争力的增加，如上海陆家嘴的经济效应和全球形象效应已经成为全球水岸再生的象征。

城市的竞争优势是国家、地区和地方城市政策追求的重要方面。全球经济中市场份额的竞争将迫使城市布局更加合理化，最大化地挖掘经济潜力。城市之间的竞争并不新鲜。事实上，城市一直在争夺更多的资本和贸易份额。然而，水岸的经济振兴也会有自身的风险，即财产的收入与资本的支出有时候并不同步，在水岸建设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而资本的回收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1992年奥林匹亚和约克公司的破产，曾使金丝雀码头陷入经济困境。直到1995年，通过回购和出租场地，金丝雀码头才从破产的状态实现了逆转。

（三）水岸再生与城市社会

政府和市场对滨水地区再开发的兴趣，也是近三十年来社会变迁的结果。港口功能的更迭致使港口社会空间发生冲突与变更。原有的码头工人被迫迁离港口，就业基础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迁入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港口物质环境和功能的迭代导致社会阶层的更迭。过去，近水地段是工业区或码头、仓库，是低收入者的居住区，而经过再开发的水岸成了中产阶级理想的居住之所，例如在伦敦道克兰港口的更新中，低收入居住区被私人住宅取代。?靠近水体居住成为城市居民尤其是收入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风尚。

近三十年来，旅游、休憩和户外活动在全球的兴起，也造成了对开敞空间消费热情的上升。全球范围内，更多的休闲时间和人员流动使得旅游业得到发展，所谓的“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相继出现，沿着水体的开放空间和休闲区域形成了与商店、咖啡馆、餐馆相结合的功能复杂的市场，在有条件的地点，还引入了历史、文化的内容，如建造音乐厅、剧场等，并和当地的历史古建筑修复与利用相结合。这些设施不仅为当地居民和传统游客提供服务，也为来自附近地区的游客提供服务。社会对开敞空间的重视和需求，促使政府和市场建造更多的开敞空间，而水岸似乎成了最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中，拥有较高收入以及闲暇时间的中产阶级成为滨水地区消费者中的主要成员。水岸地区濒临水面，视野开阔，是旅游、体育锻炼和其他户外活动的适宜场所。滨水区开发的内容更带有为本地服务的综合性消费特点，如购物、居住以及各种服务业。

此外，公共节日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政府和市场利用节日来推动经济、激发商机，广大市民则希望有更多的活动机会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水岸上无数并存的娱乐活动给予城市以生机。当然，引入混合的新活动是振兴城市滨水区和使其成为城市更具活力的一部分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因此，在滨水地区往往会举办各种节日活动，例如纽约的南街港美食节、斯德哥尔摩水节、波士顿海港节、查尔斯河划船比赛等。这些节日活动大多以城市滨水地区为舞台。公园、露天剧场和其他表演场所成为城市居民聚集和欣赏音乐、食物、文学作品、舞蹈或航海时代遗产的汇集点。

查尔斯河划船比赛

旅游、购物等水岸商业性活动以及办公空间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过度的商业活动也会与本地居民享有水岸公共空间的需求形成一定的冲突。水岸高端地产的开发面临着士绅化的危险，可能会引发社会融合的问题，使得经济利益过度大于社会利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士绅化的过程为许多旧港区注入了新的生命。因此，想要水岸重新获得繁荣，它们需要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焦点。一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其他地方，水岸便被废弃并且与之相关的经济和人类活动最终也就消失了。然而，这些活动需要当地社区和居民的介入，因为如果没有社区的参与，这些互动会变得很表面并且生命力大大降低。

（四）水岸再生与城市生态

在城市开发与再开发的循环之中，城市滨水区再次获得机会。虽然滨水地区开发中有政府和市场的积极合作，以及社会上对滨水地区各种活动的需求，但真正令市民们重返滨水地区的原因，还在于滨水地区的环境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十年前，滨水地区布满了工厂、仓库、码头，水体受到污染，绿化稀少。滨水地区并不是公司希望寻求的一种舒适宜人的理想工作环境，也不是居民们寻求高品质居住生活的理想地点。公众想要靠近水体的愿望与滨水地区布满重工业、废弃的码头和带围栏仓库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冲突。要想使滨水地区开发成功，治理水体、改善水质、美化环境是基本保证。清洁的水是当前大多数城市滨水区再生的首要因素，市民生活的回归是建立在对水体净化的投资上，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无数的水体净化工作中得到重复。例如，英国的伯明翰运河长期受到污染，被当作城市的“包袱”。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清理水体工作收到成效后，运河沿岸很快成为城市开发的热点，吸引了不少公共和私人投资；为了实现水资源自给自足，新加坡采取了雨水分流的策略：雨水收集和处理不仅局限于自然保护区，而且会应用于每一个降水区域。滨海堤坝（marina barrage）对于最大化新加坡雨水储备能力并建立可持续水资源供应而言发挥了里程碑式的作用，滨海湾水道河口上建立的大坝成为新加坡城内第一座水库，收集着新加坡约六分之一的雨水。新加坡重塑了现代城市具有吸引力且充满活力的滨水区，同时整合了水利基础设施与必需的清洁水资源，为城市进行水资源供应。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苏州河的清理工作。工业和码头的迁移使得环境治理成效显现，水体变得清洁了，空气变得纯净了，环境质量得以改善，“近水”重新成为一种吸引力。

后工业化的水岸为人们重新建立平衡的生态系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受到污染的土地需要进行更加谨慎的处理，于是德国推出了专门的棕地清理计划（brownfield cleanup program），这是第一个由国家提供市政监管的棕地清理和环境修复项目，该计划通过在开发过程中补贴并帮助业主从而降低棕地重建的成本。埃姆歇河系统的生态更新是园区开发的优先事项，环境改善被IBA规划者认为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过去的埃姆歇河以及它的支流被作为开敞的污水管，流经整个鲁尔山谷，排污系统帮助净化了公园并且削减了进入莱茵河的污水量；纽约经历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如今过渡到逐渐缩减的工业化后期，其滨水环境也经历了先破坏再治理的漫长过程，从1990年开始历经20年的治理才重现光彩；纽约哈德逊河公园是一个以绿色开放空间模式为主导的城市滨水工业地带更新的典型案例。公园作为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穿越众多街区与地标建筑，将曼哈顿岛西侧的城市开放空间连成了一个绿色的整体。此外，自然生态对于曼哈顿水岸也有一定的影响。水岸在飓风和洪水面前有时会显得非常脆弱。为了抵抗飓风的影响，受美国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门委托，曼哈顿市举行了“滨水重建”的设计竞赛，关注如何通过滨水地区的创新设计提升滨水社区的抗灾恢复能力。BIG建筑事务所提出了针对曼哈顿主岛滨水区的U型保护系统，作为该大型项目的第一阶段任务，其中东海岸弹性修复项目（ESCR）旨在探索防洪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激发更多的社会效益。

（五）水岸再生与城市文化

自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在许多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对于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盛行的现代建筑的一种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世界各地钢铁森林般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人们开始怀念历史建筑物的丰富细节和富有人情味的内涵，转向重新修复和利用历史建筑物。文化旅游的发展趋势使得城市重新审视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和城市景观中的经济潜力，这也引起旅游部门对历史建筑保护和开发的兴趣，同时日益兴起的历史旅游和文化旅游也为历史古旧建筑的继续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马萨诸塞州罗威尔镇为了挽救遗产而进行了市区重建，现在成为国家公园的所在地，也是主要的旅游景点。波士顿市中心法纽尔大厅通过修缮与历史环境的整合，体现了原有的城市性格。?纽约曼哈顿南街港改造充分考虑到历史古迹建筑的保护和协调问题，原有的老建筑得到修缮，码头、船坞、灯塔等历史遗存痕迹得到保留和再利用。汉堡原自由港仓库城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其高大的红砖建筑形成了独特的环境。新加坡的船艇码头和克拉克码头（Boat Quay and Clarke Quay）有意识地保留了新加坡城市早期的某些元素，包括最近复兴的莱佛士酒店，这些都反映了城市意识到游客想要看到城市“传统特征”的现实。澳大利亚悉尼岩石区中政府采取了建筑遗产大规模保护并再利用的新政策。古晋、砂拉越、马来西亚废弃的海滨地区的戏剧性转变，也是城市不断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典型案例。在许多情况下，对历史保护的欣赏意味着对废弃的海滨进行重建需要采取新方法，然而这却并不总是取得积极的成果。在伦敦圣凯瑟琳码头，最早的海滨重建工作导致了一些样式漂亮、外观良好的仓库被拆除，伦敦港区开发公司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声明重视历史建筑保护，然而当时它却早已产生了大规模的新建设。

新加坡船艇码头

（六）水岸再生与城市价值

内城水岸再生的努力应该被视为对于城市价值的一种肯定。这种价值近年来在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层面都有体现。广义上讲，城市价值体现了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人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直觉。人们对社会活动的需求，可以解释旧金山渔人码头（San Francisco Fisherman’s Quay）以及波士顿的法纽尔市场与昆西市场（Boston’s Faneuil Hall and Quincy Market）的形成。欣赏传统都市文化价值可以作为对当今主流水岸更新做法的反击。水岸再生可以帮助塑造城市新形象。水岸能够为城市创造自己的新身份提供机遇，它表达了城市的现状以及未来想要成为的样子。通过文化政策、文化事件、文化竞赛、文化节庆或者是建立文化标志区域等，利物浦、格拉斯哥、上海、毕尔巴鄂、汉堡新城、巴塞罗那等城市，展现给世界一个个富有活力的崭新形象。

全球化背景下上海水岸的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以水岸这种公共性介质为视角来探讨城市整体区域的发展，意义变得尤为凸显。上海依水而兴，黄浦江的发展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黄浦江作为上海城市的象征对于其独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中不可忽视的空间介体，黄浦江的水岸发展映射出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自近代以来黄浦江两岸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重新振兴的过程，经历了“贸易江－工业江－锈带－服务江”的转变。水岸的再生如何推动自身区域以及城市整体功能转换与形象重塑，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打造以文化、休闲和健康为重点的公共空间来提高生活质量是全球城市推动滨水区域再生更新的发展策略。现如今的上海水岸，不仅有优秀的历史街区、大量的工业遗产，还有丰富的滨江公共休闲空间，以及在新时期日益凸显的创意与文化空间。

黄浦江的水岸再生对于上海城市空间更新发展意义重大。在城市结构性更新的层面上，黄浦江两岸作为上海最后一片后工业城市中心用地，对于上海城市的空间扩张和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2002年的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使得上海滨江一线整体开发项目——北外滩、南外滩、西岸整体开发全面推进，黄浦江两岸的功能转型和公共空间建设初见成效。2008年外滩滨水公共空间第二次改造将机动交通埋入地下，将地面滨水空间还给公众。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提升黄浦江综合开发的功能品质、加速中心区城市更新的建设进程、打开城市中心区向南拓展的空间以及形成强大的多功能市中心等四个方面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2015年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推动了徐汇滨江向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西岸”转型?，随后2017年及2109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分别带动了浦江东岸和杨浦滨江空间的蜕变。2018年黄浦江两岸初步实现了45千米连续贯通的公共空间，黄浦江面向上海市民打开，作为城市居民的资产，水岸真正成为城市的文化、社会与市民生活的中心。

黄浦江两岸

在城市策略性更新的层面上，黄浦江两岸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展示舞台以及城市营销绝佳地点。黄浦江两岸的再生符合新时期上海城市发展的政治决策正确性、经济导向性以及以人为本的社会性考量，符合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上海城市的精神展现在全球公众的视野中，提升了上海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三次“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激发了上海城市的文化价值，赋予人民以新的身份及文化认同。2018年水岸公共空间贯通的举动将黄浦江空间真正地还给城市，还给人民。

在水岸再生中探查全球化（mapping globalization）的动向，是为了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自身的状况。如若干年前的西方城市一样，中国的城市正处于步入后工业时代或者说去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大量废弃的工业码头会散落在沿海城市。中国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大拆大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带来的是地域特色的丧失。西方国家后工业的改造之路持续了六十余年，经历了很多思考和实践，对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具有相当多的探索和经验，这对中国未来的城市改造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中间的介质，水岸再生的特征和原则映射了城市更新的阶段性特征，并反映出城市发展的趋势和价值取向。水岸再生作为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要素，体现了与城市空间中心与边缘、标志与填充、连接与扩展三种关系。水岸再生作为城市空间的策略性要素，它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价值等要素紧密相连。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水岸态度的转变，体现出对于水岸价值意识的觉醒。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水岸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性功能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性功能。水岸的公共性的特质，决定了水岸应该被全体公民所共同享有。水岸再生涉及一系列的利益相关者，如何避免私有化的倾向进而保证水岸的公共价值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水岸空间的最终导向应该是为人而设计。从西方国家水岸再生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可利用的土地、清洁的水土、历史文化建筑遗产的保护、多功能活动的注入、政府的领导与公众的参与、城市整体更新政策的支持等对于水岸再生都是先决性条件。同时，水岸再生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增强城市和区域的竞争性与吸引力、树立新的城市与区域形象、加强国际和区间合作、培育社会和文化资本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水岸开发不应该是线性的、单纯基于基地内残存的地景的再改造，它必须与城市发展大的策略相结合，这样的水岸开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