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警惕“心理癌症”_风闻

　　8月27日，世卫组织宣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新冠疫情正在冲击精神健康领域，全球近10亿人受到精神问题影响。

　　具体来看，目前，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有害使用酒精导致每年有300万人死亡；只有少数人能享受高质量的咨询和治疗；在中低收入国家，75%的精神患者不能得到任何治疗。由此，世卫组织呼吁大规模增加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这其中，一项被称为“心理癌症”的疾病，以极快的发展速度引起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警惕：抑郁症。

　　被误解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医学界被称为“心理癌症”，发病原因成疑，治愈途径困难。

　　《精神病学》一书对发病原因描写道：本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生化、生理、内分泌以及心理社会等因素有关。

　　1977年，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科医生乔治·恩格尔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成为广受认可的抑郁症精神障碍病因解释。简单地概括这一模型解释的抑郁症病因就是：遗传造了枪，环境上了膛，负性生活事件负责扣下扳机。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步入文明社会的今天，全球对抑郁症依旧抱有根深蒂固的误解。

　　误解之一：这是少数人得的“富贵病”。

　　“自己想开点，不要钻牛角尖，忙得团团转的人连抑郁的时间都没有。”

　　这是很多人对抑郁症患者的固有印象。

　　但事实上，抑郁症并非是少数人的专属，它的庞大数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已有3.4亿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患者增速约18%。此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抑郁症也许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

　　21世纪，抑郁症已经成为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抑郁症的自杀风险高，2/3的患者有过自杀观念，半成以上患者尝试过自杀或自伤行为。2018年，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首要致残原因。

　　误解之二：只要“想开点”就能“自愈”。

　　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不是单纯心情不好，而是一种情感障碍，存在生理上的改变。抑郁和感冒、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不是自寻烦恼，是飞来的横祸，是不由人的。它和个人意志无关，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在全球传统文化中，仍然对此抱有误解。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心理问题并不像生理问题那样有充分的仪器检查来明确疾病的诊治，于是，人们普遍对“精神病”一词有“病耻感”。

　　美国《疾病的隐喻》一书对病耻感做了明确定义：当社会逐渐把一些“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时，患者会因“蒙羞”而拒绝向家人、外人透露自己的病情。而抑郁症，正是病耻感的最大来源之一。

　　一系列误解，导致了原本就治疗困难的抑郁症，更为难以治愈。

　　首先，抑郁症的“隐蔽性”，使它天性具备了“难治愈性”。抑郁症被称为“心理癌症”的原因之一，就是和癌症一样往往要到晚期才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继而被察觉和重视，往往为时已晚。

　　其次，抑郁症的使用药物仍然存在风险。在一些抗抑郁药的说明书中有黑框警告，强调“青少年在服用抗抑郁药期间可能会增加自杀风险”。目前，抑郁症是全球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在中国，抑郁症的现状同样不容忽视。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 · 精神病学》发表研究文章，对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进行了报告。报告指出，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截至2019年，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

　　另一个医学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抑郁症的严峻现状。2018年，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门诊量都保持约20%的年增长率。

　　面对源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医疗缺口日益凸显。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只有约23000名精神科医生，平均每10万人拥有1.7名，同期，俄罗斯的数据是11名，美国是12名。而价格则是另一个问题，根据CBNData发布的《2018心理咨询行业人群洞察报告》，2018年心理咨询来访者的人均年花费近6000元。

　　试问，有多少抑郁症患者敢于破除病耻感，正视自己得了“精神病”，并且愿意花高价去医院寻求治疗？这一系列过程中，不仅需要打破传统社会文化束缚的勇气，更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

　　8月27日，世卫组织高调呼吁重视精神问题，重视抑郁症，不是没有原因的。

　　疫情之后，关于抑郁症的一个冷僻分支，如同幽灵一般正在有卷土重来之势：经济衰退抑郁症。

　　经济衰退抑郁症

　　诚然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众多，但“经济衰退抑郁症”曾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因其一旦爆发，涉及面广、传递性强，对个人健康、社会稳定将造成巨大威胁。

　　2016年，日本新华侨报网就曾对日本国内出现的“经济衰退抑郁症”做了系统分析。

　　这一研究起源于日本暴增的抑郁症患者。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被强制隔离的精神病患者超过1万人，10年内增长了两倍。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抑郁症。

　　通过研究，日本研究者发现，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导致了抑郁症患者暴增。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1996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为498万日元，而在2010年则减少到405万日元，减少了近百万。虽然收入下跌，但是物价、税收却在飞涨。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日本群众不堪重负，最终导致抑郁症患者暴增。

　　日本新华侨报甚至辛辣点评，面对如此严峻的精神疾病状况，日本政府最需要的或许不是耗费巨资建设“强大自卫队”，而是让普通民众感觉到“更多快乐”。

　　无独有偶。

　　另一边，大洋彼岸的英国，也曾对“经济衰退抑郁症”做过系统研究。

　　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研究数据表示，英国经济衰退导致因抑郁症求医人数增加。

　　具体来看，来自英国国民保健服务药物处方服务的记录显示，在2006至2010年间，英国抗抑郁药物处方上升了43%，而这一时期刚好是金融危机和削减开支的时期。英国精神科医生指出，对于债务和失业问题的担忧，是导致抑郁症增多的原因。

　　作为欧洲抑郁症患者最多的国家，英国对抑郁症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前列。英国《金融时报》曾对抑郁症产生的经济后果做过系统研究。基于研究结果，《金融时报》甚至提出，如果英国政府想实现适龄工作人口中就业率达到80%的目标，就必须解决抑郁症问题！

　　抑郁症造成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

　　在英国，抑郁症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86亿英镑的损失；在美国，每年美国人为治疗抑郁症就须耗费530亿美元；在中国，世卫组织数据表示，中国每年因抑郁症损失78亿美元。

　　2020年，按下暂停键的全球经济，成为了“经济衰退抑郁症”滋生的土壤。国际劳工组织警告，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全球可能有将近2500万人丢掉饭碗。其中，全球六分之一的年轻人将失业，美洲劳动力市场受影响最大。“应届毕业生失业”、“中青年失业”等群体性失业现象成为全球问题。

　　生活不易，面对抑郁症，我们实在不能以一句“想开点”敷衍了事。

　　正视与治愈

　　幸运的是，抑郁症并非不治之症。

　　及时得到专业的医疗、心理救助，仍然是治愈抑郁症的首选之道。《精神病学》一书特别提到了社会的作用：即使抑郁症已经发生，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仍会对抑郁症的康复起到促进作用，并能够防止复发。

　　著名学者何怀宏曾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有过深刻的描绘：“一个人的外表可能非常宁静，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循规蹈矩一如常人，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骚乱和革命。”

　　如何对生命敬畏，也许是值得每个人都终生学习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