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是什么？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说起这类能让后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的历史典故，比起常被津津乐道的“政治军事”大事儿来，同样值得一说的，却是这类经济、科技、生活类的典故，每一桩除了啧啧称奇外，更带来多少关于历史的“硬核”真理！

一、吃口石榴不容易

在今天，普通石榴的价格，也不过是3到5元一斤，但放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款今天的常见水果，却是实实在在的“名贵舶来品”：石榴原产于波斯地区，两汉时代才传入中国内地，最初只是在陕西、河南等地种植，“永嘉之乱”后才跨过了长江，在东晋皇家贵族园林里普及起来。以魏晋美男子潘安的话说，这石榴树就是“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

除了名号响亮外，魏晋南北朝时代，石榴的身价也是暴增。如果说同为“舶来品”的葡萄，有魏文帝曹丕等“铁粉”，那么石榴的人气也同样奇高：比如魏文帝的“乖弟弟”曹植，就曾写下“石榴植庭前，绿叶摇缥青”的名句。潘安、左思、张载等当时名家，也是纷纷妙笔生花热捧。甚至到了唐宋年间，石榴的热度依然不减，无论李商隐的“碧桃红颊一千年”，还是杨万里的“茜罗邹薄减薰风”，都是变着花样夸。

如此热度，石榴的“身价”也是极其高贵。从两汉年间起，石榴就是馈赠使节与打赏臣子的“珍品”。以《洛阳珈蓝记》的形容说，北魏都城洛阳的石榴，那是“以为奇味”，一只石榴常被用于权贵间的馈赠送礼，往往能辗转好多家。再土豪的家庭拿到个石榴，都很少舍得咬一口。洛阳民谣更感慨“白马甜榴，一实值牛”。也就是说，倘若捧着一堆石榴“穿越”到南北朝年间，换群牛羊一夜暴富，绝对不是梦。

直到唐宋年间起，石榴的种植区域越发扩大，市面上更出现了近十种石榴品种。曾经“贵族都舍不得吃”的石榴，价格才逐渐亲民起来，但放在整个古代史上，石榴都一直是士大夫圈宴会上的名品，普通老百姓想尝个鲜，依然很不容易。所谓“产业发展对生活的影响”，魏晋年间“贵族舍不得吃一口”的石榴，就是生动写照。

二、吓坏外国人的泉州石桥

古代科技条件落后，造桥堪称是高难度。放在中国东南“窗口”泉州，在当地水网纵横且水文恶劣的地段修桥，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宋朝年间，哪怕在能修出“赵州桥”的隋唐年间，泉州的桥梁建设依然非常滞后，就算是小型石桥，也不过三四座。

但到了中国桥梁技术更成熟的宋代，泉州的地位已扶摇直上，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缺桥”也成了拖后腿。于是泉州的造桥业，陡然就井喷了：两宋三百年里，山路水路纵横，交通不便的泉州地区，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大量石桥，且都是设计工艺高难度，质量相当过硬的好桥。宋代泉州新造的桥，总数多达百计。

而这些“井喷”般涌现的桥，更有着震撼的大场面，比如北宋建成的洛阳桥，不但创造性的在江海入口修桥，且是中国第一座永久式多孔跨水长桥，其360丈的长度也创了新纪录。这样的“大场面”，在宋代泉州也不止一处：“石笋桥”“悲济桥”“海岸长桥”也全是类似画风。整个泉州长度超过80丈的大桥多达近二十座，且都是用巨型花岗岩石建成，技术一家赛一家高难度。

如此众多的“大桥”，更承受了战火的考验。明朝中叶，许多欧洲人造访泉州时，也同样被这些宋朝年间留下的桥震撼到：西班牙学者门多萨，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记录泉州的石桥：“泉州有许多花岗岩建造的桥梁，巨大的长石板，靠人力似乎很难架设上”。确实，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么多“大石头”怎么就成了桥，他们真感到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背后，则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重要贡献：“筏形基础”。工匠们在桥底建造桥墩，用纵横交错的木筏堆积水面，在木筏上铺设巨石。就这样，一块块巨型的花岗岩石，就克服了恶劣的水文条件，在咆哮江面上搭起了巨桥。撑起“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泉州“黄金港口”地位的，不止有东南丰厚的财货，更有以造桥为代表的，永远是“强国重器”的“核心技术”。

三、中国家猪“征服”欧美大地

“海上丝绸之路”的火热年代里，要论中国哪件农产品，能和丝绸瓷器比销量。毫无疑问就是“家猪”。

漫长的古代史上，中国的传统养猪业长期领先世界，中国家猪在“繁殖力”“早熟”“肉质”等各个环节，一直领先世界。明清年间东南沿海贸易火热，作为中国家猪“标牌”的“华南猪”，更是惊艳了世界。所以明末清初年间，东南沿海的港口上，常见揣着白银的外商们，上岸后就猴急着找猪买猪——不止为买回去吃肉，更为改良自家猪种。

这其中最积极的买家，当属英国。于是风光登陆英国的“中国华南猪”，也就轻松“攻陷”了英国大小猪圈。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改良，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本土“猪种”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国猪”血统的大约克夏猪，即英国人所说的“大中华种猪”，随后“大中华种猪”又乘胜追击，继续登陆美国，把美国的猪圈也横扫个遍，美国的“波中猪”和“白色西斯特猪”，也从此都成了“中国华南猪”的实在亲戚。

这其中的意义，可不是“血统”的事儿。正是伴随着“中国家猪”横扫欧美，“改良”后的欧美猪种，也高速提升了欧美国家的肉产量。近代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国家的高速崛起过程里，“种猪改良”以及带来的肉食品增加，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甚至，当近代中国陷入落后挨打，许多传统手工业都被近代西方工业冲击得支离破碎时，撑起中国近代出口“脸面”的，依然还是“中国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用作工业毛刷的猪鬃，也成了刚需货物，还是美国政府名单里的A类军用物资。而中国家猪身上的猪鬃，就是世界最好的猪鬃，二战爆发前全世界每年六千公吨的猪鬃交易量里，中国更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五，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猪鬃出口国”。

这独特的地位，也成了惨烈的抗战时代，中国争取军援与国际支持的重要筹码：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的多项借款协议，乃至与美国的军援协定，几乎都是以猪鬃为抵押。“猪鬃换军火”成了中国十四年抗战里的重要助力。仅仅从1938年至1945年，中国就向英美等国提供了八万公担的猪鬃，有力支援了二战的胜利。

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也常被后人感慨“猪鬃救国”。其实，救国的哪里是“家猪”或“猪鬃”，却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以及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参考资料：徐暄淇《中国古代石榴栽培史研究》、李斌诚《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论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张仲葛《我国养猪技术的科学成就》、李琴芳《抗战时期的中国猪鬃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