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女性可以通过买买买来提升社会地位 | 造访·戴锦华_风闻

　　新冠疫情之下，女性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一面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恶性新闻频频曝光，另一方面则是以女性消费群体为受众的综艺、电视剧频频引起关于女性家庭、职场的热烈讨论。

　　但矛盾的是，在互联网的极端生态之下，性别话题已成为了一场随处可见的“战争”。

　　对性别议题的热议，能否代表着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性别意识的提升，又能否简单等同于社会进步？

　　对于近年来女性议题的观察，我们在上次造就WOMEN的演讲录制之后专访了戴锦华教授，她对于互联网上热议的性别意识的提升的态度是“不能简单评判或为之欢呼”，也不相信通过消费力能够。

　　她更关注的是，“如何将类似变化和进步，坐落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伤痛，或诉求，以类似的自觉去关注其他社群及整个世界”。

　　对于席卷美国的BLM运动及对政治正确的质疑和讨论，对于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结构性反思，对于性别话题为何会成为今天流行文化中的主流，以及对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带来的警醒与思考，戴锦华教授都在采访中表露了她的观点。

戴锦华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文化研究学者

　　Q1

　　造就：近期互联网上女性话题非常多，您关注过这些话题吗？这是否能代表中国整体的女性意识的提升？

　　**戴锦华：**坦率地说，相对于网络话题的热度，我的关注度不足。当然有所关注——有选择地关注，但是我没有全情投入并追踪。

　　因为一方面我认为近年来的网络生态逐渐恶化，“火焰战争”会迅速淹没真问题，很快、甚至即刻分裂为绝对对立的态度，形成一种高度极化的情感对峙。

　　而另外一方面，**你所说的女性意识的提升，有个前提：在网上或网络文化中。**但就像其他的中国问题一样，网上的曝光与言说，始终为网络用户主体限定。如果说性别意识的确在提升，那我们说的是网络的主要使用群体中的提升。

　　尽管近年来网络使用者的群体在持续扩大，但其主体——我还是那句话，是相对年轻的、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足够高的、有充分消费力的社会人群。

所谓的女性意识的提升，有个前提：在网上或网络文化中

　　在诸多规定性之下，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提升，的确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无法简单地予以评判，或者说我无法简单地为之而欢呼的原因，是我难于确认，**这种性别意识、性别自觉的提升，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的整体变化互动或正相关。**对此，我抱有迷惑与怀疑。

　　因为我相信，资本牟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令其从不恪守任何“主义”，包括性别本质主义；我同时相信，自由和权利不可能用钱买到。

　　而在我的观察中，网上的性别话题集中在两类矛盾：一类是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上、或针对女性的恶性新闻：强暴、虐杀、性骚扰，由此引发的网上热议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而另一些围绕着流行文化、社会时尚话题中的女性的主体表述或女性声音的强化，后者无疑联系着（某些）女性群体的消费力、购买力的直线上升。她们的消费能力和潜能，为她们赢得了或提高了在文化市场上的谈判资格。

　　这一矛盾事实，是我在回应你的提问时感到迟疑的原因。

　　在我的认知中，这与我对另一个世界议题的矛盾状态的观察相类似。一边是国际热点的新闻：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众多的天主教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宣告同性婚姻成为合法。同性恋，这个基督教世界或者基督教文化当中的“原罪”广泛而快速地非罪化并合法化。更引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出柜”的同性恋者，成为西方国家的元首政要。对此，你似乎会毫不迟疑地称之为性别议题上的社会进步。

　　然而，矛盾状态在于，当这一性别议题的“原罪”、禁忌、歧视、排斥结构，在世界各国势如破竹般地获得破解的同时，性别的总体状况、女性、性少数和各种弱势群体的总体状况，却在普遍、持续的恶化之中。

　　岔开一句，我的另一个带痛感的观察是，当各种被压迫者、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包括女性、性少数）尝试谋求自己生存状况的些许改善时，都必然经历旷日持久的社会抗争。并不夸张地说，甚至需要流血、坐牢、乃至付出生命代价才有望达成。

　　然而，倒退一旦发生，却可能是瞬间逆转。

　　从今年入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巴西的《民主的边缘》里，你会看到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抗争，巴西社会终于结束了黑暗的军政权统治，实现了社会民主化之后，右翼军人势力却可能以何其迅猛的势头再度入主。

　　这些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可能即刻占据高台和话筒，用最恶毒、丑陋的语言，去诅咒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一如昔日纳粹。

巴西纪录片《民主的边缘》

　　回到原来的讨论，我不相信权利的获取与社会平等，将伴随经济成长而自然发生。我更不相信能够通过展示我们的消费力，自然赎买到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

　　我相信平等是可能的，如果平等已是我们的内在诉求和文化共识。而社会的平等意识与实践，无疑不仅是“我”和我所在的——比如说亚文化群体、圈层的权利，而且是对他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与呼吁。

　　所以，我确信网络上性别意识的提高是一重真实；问题是我们如何将类似变化和进步坐落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伤痛，或诉求，以类似的自觉去关注其他社群及整个世界。

　　在女性运动当中，我经常感动于妇女组织支持、声援、参与其他的少数群体、弱势群体为争取自己权益的抗争，有时甚至是跨国、跨性别与种族的相互支持和连接。

　　我们今天会获知哪里爆发了新冠疫情，哪里被迫封闭了社区。有没有人关心并追问，比如印度的贫民窟遭封闭意味着什么？那些人每天早上离开贫民窟去找今日一天的衣食，在封闭状态下如何存活？比如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其他地方发生的盲婚哑嫁，那里的女性遭到的侵犯和强暴，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我们还有没有感觉他人的痛苦的共情能力？

新冠疫情下的印度贫民窟

　　就像今天甚至不需要演员，便可以拍电影一样。我们刚刚在一片绿幕前录制节目，在绿幕上可以制造出一切。但是，电影原本就是一个看见他人、看向他人的艺术。在其中，女性则长久地处于被看——被他人的目光侵犯、逼视、占有的状态之中。

　　当女性终于可以“看”、可以欲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平等的，而不是支配的、强势的目光望向他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玛丽苏，也不喜欢逆苏。我不希望我们陷于自恋、自我凝视的YY，我更不希望沉溺于支配、占有他人的幻想，尤其是当这仅仅是用金钱买到的满足和想象。我真的不喜欢，也许我老了。

　　注：

　　玛丽苏：即Mary Sue的音译。玛丽苏（Mary Sue）一词据说出于国外的同人小说圈。某外国作者创造了一个名叫Mary Sue的虚构女主角，在自编的科幻同人文里尽情YY。玛丽苏文，即在作品中虚构出一个真实剧情中没有的主角，此主角往往很美好很强大，与真实剧情中的人气角色纠缠不清，暧昧不断，桃花朵朵开。名声大振，这个虚构名字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心态名词。

　　逆苏：指一类女性粉丝的心态，喜欢女化男爱豆，把男爱豆看做楚楚可人的小姑娘，自己代入男性的视角，幻想让男爱豆当自己的女朋友。

　　Q2

　　造就：您关注像《美国夫人》等流行现象引起的对女性主义的反思吗？

　　**戴锦华：**我还没有看过，但注意到了有关的讨论，也计划无论如何要看。因为没有看，我不能对这个文本发言，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仍然处在20世纪的回声、阴影和幽灵的纠缠之间。

　　我认为**20世纪是、至少是500年以来现代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纪，**一个充满了激变与灾难的世纪，一个被革命和战争所充满的年代。或许因为如此众多的世界性的灾难，人类文明史上大概都不曾出现过的，人类的多数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要改变这个世界。

　　因此，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部，社会批判的三个主轴是阶级、性别、种族。但是，随着20世纪末的所谓“大失败”，阶级的议题被非法化，20世纪的阶级结构被摧毁或变形，斗争理论甚至为受压迫的民众所拒绝。阶级的现实和话题几乎无法获得讲述。尽管大家都知道，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是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

　　此后，是种族的议题与民族解放的议题相相剥离，再度与种族主义彼此缠绕，并随着全球移民与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纠缠、重叠。

　　可奇怪的是，性别议题幸免于难或曰硕果仅存。尽管性别层面的倒退持续发生，性别的议题也不断地被压缩、被碾薄，但是它仍然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批判性的或者抗衡性言说的场域。

　　我常举的例子，是特朗普当选之后，在公共媒体上，唯一可见的反抗群体是“粉红兔”。女性团体扮成粉红调的兔女郎，用这样的性感形象来对抗一个显然是右翼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在美国的胜利。

　　但是，往深里推，为什么是性别议题硕果仅存？我个人有很多方面的思考，尚且没有结论。

　　我的思考路径之一是，新技术革命在其高端、在其顶层结构当中，当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多少改变、松动了性别议题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性别分工已不再是最重要的社会分工及社会分工的基础结构了。因此，性别议题的曾携带的批判力与威胁性也因此而有所削弱。

　　另一组演讲时没时间涉及到的例子，则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性主题、性别主题、性侵主题，连续数年入围或者赢得奥斯卡。

　　因此，今年的最佳影片得主《寄生虫》，才成为异样的声音，释放了不同的信号。与此相关，《寄生虫》、《小偷家族》、《燃烧》、《罗马》这样一批影片的涌现，再度带回了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底层社会的无望。这是否是阶级议题的回归？

《罗马》

　　我以为《美国夫人》这样的影视作品，类似于几年前的《妇女参政论者》——我很喜欢那个片子。但类似作品出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已经曲终奏雅，可以回首当年了？还是再度扣访历史，汲取新的现实力量？

　　围绕着剧版的《使女的故事》，我曾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或女性运动的领导者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这部名作，一直被视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围绕着小说和剧，人们经常会讨论女性的身体、暴力机器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现代女性转瞬间被贬斥为行走的子宫。

　　我提示的是，这些讨论大都忽略了故事的开始。故事开始是女主人公早上上班路上发现自己没带烟，便去路边的7-11买烟，发现自己信用卡失灵（因为我是吸烟者，所以这个细节很有代入感）。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告知，所有女性的财产已遭剥夺，交与她们“最近的男性亲属”掌管。现代女性、自由女性权利的丧失从剥夺经济自主开始。

　　在这儿，我想再次强调前面的观点，漫长的、旷日持久的抗争和转瞬之间的父权之名的回归——以暴政之名、以军政权之名、以“美丽新世界”的形态，剥夺其合法性，恢复“古老”的“公序良俗”。

《使女的故事》剧照

　　今天，我们已走得更远了，我们已实施电子支付与货币化，比信用（卡）经济更高程度地将自己的金钱、财务交付给系统，交付给机构。

　　在这种新的生存和生态中，性别议题自身真的完成了吗？真的已经曲终奏雅了吗？性别议题真的可以自足了吗？我们是否、能否应该参与保卫我们的社会？

　　我确实会抱有某些古老的忧患感，没有那么雀跃、乐观。

　　Q3

　　造就：您觉得性别议题不应该被独立讨论吗？

　　**戴锦华：**性别议题经常是有独立性与特殊性的，但是它不该是孤立起来予以讨论的独立的议题。一经完全独立处理，我们难于避免以议题中具体的主体、群体不自觉地取代、覆盖女性的整体议题；而另一边，女性议题必须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打开、审视，思考。

　　举个例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日本的女性创作群体——少女漫的女画手、轻小说的女作家涌入了文化工业的生产线。她们参与创造的这轮日本流行文化直接冲击了全世界，包括好莱坞，直接参与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欲望想象与流行文化中的性别结构。

　　如果我们将此议题独立起来看，将议题单纯集中在女性书写、女性主体和欲望上，便会毫不迟疑地得出此乃社会性别进步的结论。

　　但是此时，我们无疑忽略了这一性别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结构：战后日本于美军占领之下的民主化进程，的确使得女性越来越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但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整体结构，尤其是婚姻与家庭制度却远滞后于上述变化。又是一个“公约民俗”：已婚妇女不（得）参与全职工作；没有什么机构会全职雇佣已婚妇女。

　　因此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被限定在东亚的家庭空间之中，这正是她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群体和表达的社会成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用进步、倒退来形容和定位的。

　　也是在这同一过程中，出现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过程当中的女性的公司高管层。其默认前提是这些女性必须是单身未婚，由此出现了所谓**“一克拉-五克拉女郎”**，自己买一个钻戒/婚戒戴在手上。

　　如果这是女性个体的自主选择，那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约定：你要继续发展你的职业生涯，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婚姻的前景；你若选择了婚姻，就意味着你将被剥夺了职业生涯。

　　重复一遍，不将类似性别议题放入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当中，便很难去理解讨论这类问题。

　　Q4

　　造就：您觉得粉丝文化这种新现象，有没有透过经济结构的变化去打开一些新的可能性？

　　**戴锦华：**粉丝文化也可以视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但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化工业生产，使之成为生产与消费主要的环节，则是新的文化现象。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同样始自日本。粉丝及其由此产生的同人文化事实上成了多种亚文化圈层。他们的创作：某种同人写作、某种形象、旋律或故事不时开启着新的文本或文化产品链条。

　　然而，就今天狭义的粉丝经济而言，更多地是指追星、制造并贡献流量、购买“爱豆”代言的商品。其强大的消费力不时创造着“奇迹”。诸如短时间内，募集几十万、上千万资金，诸如打榜与购买狂潮，诸如大规模的节日狂欢般地集聚……

　　当然，我不会把今天在中国城市舞台上十分打眼的粉丝现象，与突出的、近乎荒诞的粉丝消费，简单地等同于少女-女性群体的特有行为。

　　不错，**尽管女性是人类的一半，但一个文化现象能够在中国达成现象级，便不会仅仅是单一性别的创造。**但不可否认，青年女性群体在类似现象中十分突出。她们以这种方式在文化市场上了显影了自己的在场，显影了自己的文化谈判能力和谈判资格。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大认可这种可以“买到”的地位提升。

　　而且，我以为，在今日中国，所谓粉丝经济变得如此突出，应该和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的代际社会生态相关。作为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之后，在富裕的环境之下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她们的登场与他们/她们非常态的消费能力相关，也与这代人的历史感相关。而这里的历史感更多地表现为断裂与遗忘。

　　我最近读到的一则微博，提到一个好聪明的孩子开了个脑洞，表示消灭手机充电口的问题，可以通过可替换电池得到解决。而在我的记忆中，随时携带一块手机备用电池的记忆似乎只是昨天。这是今日记忆与遗忘的速率。换个角度，今日中国粉丝文化，似乎缺少某种必须的结构性的互动与制约。

　　我认为，讨论新的流行文化与性别生存间的联系，更好的切入点不是粉丝文化，而是更广义而多元的亚文化。因为在极为丰富、繁复的亚文化中，蕴藏着更多另类选择与表述，蕴藏着更丰富的能量与可能。尽管全力发掘与收割亚文化的资本运行，也在随时剪除着种种亚文化提供的反抗与创造。

　　Q5

　　造就：您怎么看待由BLM事件引发的《乱世佳人》下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

　　**戴锦华：**我自己的感觉多少有点啼笑皆非。我认为对于美国的历史来说，**他们要清算的“美洲的发现”与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杀，是在黑奴的背上签署的《独立宣言》。****真正需要去检省的是，美国的神话是建筑在贩奴、蓄奴的历史之上的。需要清算的是，到今天为止，美国社会“不可治愈的癌症”：**种族歧视，对黑人、对所有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排斥。尽管美国的公开秘密之一，就是白人已经开始在人数上成了少数族裔。

　　这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一部历史上的电影。

　　相当好玩的是，这部电影毫无疑问的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王冠上的钻石”，也是众多非美国人、非美国的美国热爱者的美国梦中的一颗珍珠。

　　《乱世佳人》剧照

　　更好玩的是，美国现任总统Trump对于《寄生虫》获奖的反应：怎么能够授给韩国人/外国人，为什么不是给《乱世佳人》这样的伟大美国电影？

　　联系着这一切，我感到《乱世佳人》下架多少有点荒唐，只是一种最浅表的回应，或曰简单、廉价的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

　　在欧美的日常生活当中，**PC／政治正确的最大的问题是流于表面化，它变成了一套可操练可表演的元素，任何一个有教养的美国男女都可以演练的规则。**因此在各种会议上，不会出现chairman，一定是chairperson。

　　问题是，这样的改变，**的确改变了性别本质主义的认知吗？改变了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吗？**迄今为止，美国大学当中白人男教授，仍然是绝对的压倒多数，然后女性、有色人种、性少数和残疾人仍然只是点缀，他们所谓的token。

　　但是，我的确对于目前对政治正确的全面的清算持有极大的保留。因为，**当你窥破了政治正确的伪善的时候，你给出的替代是什么？指斥伪善，善的位置在哪里？**在某些论述中，似乎任何善行与善意都只能是伪善的表演。今天的世界，真的只有伪君子和真小人吗？君子何在？

　　据我所知，政治正确在美国的确立，事实上，是60年代全面反抗的历史结果，它曾至少作为一套语言与行为的系统，提示着各种社会歧视与偏见的存在，迫使强势的人群去正视他们的歧视、偏见和排斥。

　　它并不仅仅流于一套语词，一套可供表演的姿态。当然，联系着对所谓“白左”的追问和反思，需要警醒的是其限定性，而不是粗暴地否认其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

　　《乱世佳人》下架正是一个好例子。将其下架，有其正当理由，但这种简单而容易的做法，无助于直面历史和延续至今的现实中的血污和暴力。显然，并非《乱世佳人》们生产了血迹斑斑的奴隶贸易与种植园经济，它只是个文化印痕。类似印痕也可以成为对那段历史的提醒。

　　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立场。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警惕西方式的政治正确可能流于表面甚至伪善的趋向，因为一度中国新中产阶级很以此作为自我修养。

　　但是伴随着中国崛起，伴随着我们主体意识的增强，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拒绝和批判渐次展开，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批判性反思，而不应该是武断的否定，**更应该警惕简单粗暴的否定同时加盟于保守主义文化力量的回归，**我喜欢说我们必须警惕种种来自历史的幽灵和前现代的鬼魂。

　　Q6

　　造就：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去打开这些旧的文本，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坐标看待它？

　　**戴锦华：**我觉得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创造着分众、而非大众文化的时代。它也一如同人、粉丝文化，创造着一种非常丰富的互文。我们正可以借助类似的互文的视野、互文的能量，面对并重新打开经典文本。

　　比如，今天我们读《简·爱》，也许对某些读者说来，那只不过是一则玛丽苏的故事。但大半个世纪之前，它已经有了它的同人序列：《藻海无边》/“阁楼上的疯女人”和《蝴蝶梦》。

　　再进一步，你是否读出了两个男主人公的“出处”和“去处”？罗切斯特自西印度群岛归来，圣约翰去了印度传教——故事背后或内部，是大英帝国的历史，大英帝国的殖民史。

《简·爱》

　　小说结局，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大团圆”，单纯从性别角度看，有人批评简爱、准确地说是批评夏绿蒂·勃朗特妥协，有人欢呼罗切斯特盲目断臂——典型的象征性阉割。

　　但人们忽略了归来的简爱具有了“真正平等”的资格：她继承了叔叔的遗产，她可以告诉罗切斯特：“我是独立的。”也是自由的。这位叔叔、这份遗产同样来自西印度群岛，来自殖民地。

　　互联网、数据库、网络的多元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便利与可能，我们如果能从中获得新的问题、新的视野，那么历史中的文本、烙印着历史血污的文本都可以重新打开，给我们重新认识历史、进入历史的可能。

　　Q7

　　造就：政治正确虽然饱受诟病，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对抗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和歧视？

　　戴锦华：我知道我下面的话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有些空洞或庞大，但是我的确始终在期待，女性能在自己的群体经验和历史经验当中，创造出不一样的视点、不一样的标准。

　　一如我始终期待中国自觉、中国故事，能够让我们在极端丰富、复杂的前现代文化当中，去发现和创造不一样的价值、不一样的观念。

　　此前我们讨论过耽美亚文化，我说过，当你发现了前现代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基督教式的判然两别的两性独立，没有其“原罪”式的同性恋禁忌，这份差异的发现是否已然足够？ 

　　是否需要进一步去审视、批判我们历史中的差异文化内在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是否应该追问在这没有判然有别的性格区隔的文化当中，阴阳这一同样被权力关系渗透的观念序列？是否可以回溯它遭到等级制度污染之前的、真正的相生相克、相互转换的的一种元观念？是否可以重回我们自己的创世女神？

　　我们能不能够创造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价值？

　　我们能不能再度内化这样的东西？

　　去获得一份踏实——我不用自信这个词，一份文化与心灵的笃定、踏实，会伴随有效的价值内化而发生。

　　近几十年来，正是我们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扮演着价值转换及将其内在化的功能角色，它也一直成功地扮演着社会文化中的自我说服和自我催眠的功能角色，我们一直在企望着张爱玲所谓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但是这种祈愿，不能改变我们正置身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的社会事实。如果新冠病毒的全球泛滥仍然不能成为一个预警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能达成预警效果——灾难可能以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今年的除夕，大概没有人意识到，未来的半年，我们将自囚于自己的家庭空间之中，我们不能想象运转的世界会停摆，我们不能想象全世界的机场变成停机坪。但是这一切已然发生了。

灾难可能以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没有任何既定的系统，没有任何成熟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历史的参照，可以助力于我们去应对变化之中的世界与未来。**政治正确不行，儒释道也不行，它们来自历史，而世界历史已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面对正在形成之中的、即将成为历史的现实，我们需要全新的答案。

　　有时我会感到心疼——这么多的孩子，在网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情感和热度去站队、去选定某种立场，而不是分享和共同面对真实的问题。

　　我也会担心，**你每次只是相对于你的敌手的位置来选定你的立场，那么你的诉求和你的踏实在哪里？**比明确地宣告我们不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什么，是我们如何去思考、去创造、去想象、去打开。其实，有趣的事情和急迫的事情很多很多。

　　Q8

　　造就：齐泽克在近期的采访中提到，在新冠疫情下，我们可能正在整体地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您认同这种判断吗？

　　**戴锦华：**新冠疫情也许正在成为一个节点。但我认为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这场告别式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延续。

　　赵柔柔曾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她说如果我们看一看网络环境，我会发现我们被旧媒体的墓碑所包围：通话是一个电话听筒的logo，存储是一个3.5寸硬盘的logo，电影是一个胶片或者胶片盒儿的logo……

我们被旧媒体的墓碑所包围

　　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或者一个持续的死亡过程。而这一次，我不知道齐泽克的上下文是什么，我自己感到了某种怕：**这次我们告别的不光是旧媒体、旧的生活方式，可能我们要告别很多人类社会得以成立和确认的因素与方式。**所谓以无信任、零接触方式以图在瘟疫中求存，令我不寒而栗。

　　这个学期，我一直在上网课。开始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网课比课堂教授累得多，身心俱疲、精疲力尽。后来，我才意识到，疲惫感来自我下意识地尝试穿透屏幕，我下意识地想到达学生们的肉身所在。因为屏幕看上去是一扇窗口，你似乎可以穿过它，到达对面或外部。但最后，你不得不认可，那不是窗，那是一道屏障或一面镜子，你的努力会被阻断或回返。

　　抵达的努力不仅是无用功，你还得准备遭反噬，被回返的力反噬。

　　对我，这是持续十余年的噩梦成真。近十余年来，我热心于各种真实空间中的公共活动和公共演讲，因为我恐惧着，有一天不再能人与人、面对面、肉身与肉身的相聚在一起，在公共空间、公共场域中相逢、相遇、遭遇异质性的身体、遭遇异质性的人群，看到别人，听到不一样的故事。

　　此时，我们别无选择地瞬间坠入这种境地，如果疫情会延续、回潮，如果我们必须持续这种无接触零信任的状态，我们会拥有怎样的社会？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宅生存在硬件、软件、社会结构、经济现实上都成为可能的时候，也意味每一个人对社会系统的依赖是绝对的、空前的。宅生存事实上令人类社会真说如科幻小说曾想象的那样，成了社会系统之树上的蜂巢、悬挂箱，个人的社会性不是削弱了，而是极端强化了。

　　那么同样一边是零接触、无信任的个人生存，一边是你必须无保留地仰仗的社会系统，那么一切皆有可能，而我们渴望的未来可能性亦可能完全丧失。

　　此时，女性，作为历史中外部同时是内核，我们究竟能贡献什么？早有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在前现代中国历史中，女性事实上充当着家庭的运营者（“女主内”）、养育者及教育者。

　　我经常开玩笑说，史书讲到某某皇帝怯懦无能，便会说这是因为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问题是在前现代中国的王朝制度中，除了开国之君，又有哪个皇帝，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甚至又有哪个前现代中国的男性伟人，不是生在深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因为女性曾是事实上的家庭组织者、运营者、教育者，因此也是前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与内在逻辑的持有者和传承者。**现代中国100年的历史中，新女性则始终扮演着前行者与激进变革者的角色。

　　实际上，女性议题的不言自明的激进性是在近二三十年当中才渐次消散的。如此特殊的历史经验、如此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位置，是否召唤创造自己的也是全社会的资源？

　　用任何一种形态、用任何一种可能性，去提供不彻底沉沦的可能，去争取未来。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自然迎来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如果我们埋葬了旧时代，开启了新时代，那是一份巨大幸运。我的恐惧在于我们埋葬旧时代，却不慎以自己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