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30年前，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安逝，彼时的世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他看不见的变化。

　　代表国际金融潮流的上海证交所成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在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第一家麦当劳西式连锁餐厅在深圳开业。国际上，东西德合并，苏联进入解体前夜……

　　时间溯至1895年4月，甲午战败，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同年夏天，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小镇，他后来回忆生命初期接触到的世界：“尚为一小孩子，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当时听到这种话，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

“国学宗师”钱穆

　　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时代，加上自小浸染的文人士气，在钱穆身上铸融出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他更像一个守望者而非开拓者，但又不是一个埋于故纸堆的粗粝守旧者。从始至终，他都满怀温情而敬意地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

　　小镇自学青年

　　江苏无锡，荡口镇，江南科举之乡，历来士林风盛，所谓“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在这里，赫族钱氏有言“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七房桥就是钱穆所属的湖头支，而同宗不同支的七尺场堠山，亦出累代文人，其中有个名叫钱基博的革命志士，与钱穆结成忘年交。

　　几十年后，钱穆与钱基博的儿子同在西南联大授课，后者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外文教师，名叫钱钟书。

　　钱穆的父亲曾在乡试考场上病倒，于是绝意功名，将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钱穆，从小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持恒的激情，屡屡在枕上窃听兄长读书，喜而不寐。**他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求学路，可以说是被“百家饭”铺就的。**江南人文荟萃，私人兴学遍布，诸多良师鼓励和启发滋养着钱穆，比如影响甚大的吕思勉先生。

青年时代的钱穆

　　12岁这年，钱父撒手尘世，家道中落。不多年后，时代的动荡也接踵而至，1911年10月10日夜，钱穆在沪宁火车上读到武昌首义爆发的消息，接着，全国相继响应革命。

　　这一声炮响令钱穆精神大振，他与常州府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约定一齐投军，不料，张寿昆因家中突发急事一去不回，音讯断绝，投军计划只好告吹。

　　革命中断了学校教育，迫为生计，1912年，钱穆重返果育小学，正式开启执教生涯。他教学生写作文，把学生们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人选一株树，坐下来后开始孤独地“静”。片刻后，他告诉学生：“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在年仅17岁的钱穆身上，一股对学问、知识的松风般韧劲，正在潜滋暗长。

　　此后八年间，钱穆先后任教中小学及师范。虽因家贫无依，无法进入大学学府深造，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不过，多年的自学不绝和异禀天赋，仍让他的学术能力逐渐荡出江南小镇。

　　1922年，一位无锡老乡介绍钱穆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这里能提供80元月薪，比小学高出近4倍。

　　然而，钱穆只在厦门待了短短一年便匆匆离去。据其在《师友杂忆》里的回忆：“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钱穆孑然求学，对人与人的感情和交际却一直保持敏感，且期待不低。

　　但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却另有其他。1923年5月，集美中学爆发学生风潮，声援全国各地掀起的收回旅顺、大连日本租界的爱国运动。时任校长以“鼓动学潮，破坏学校”为名开除了两名学生代表。

　　钱穆虽大体上同情学生，但仍婉言劝说“岂宜争一时之义气，出此下策”，如果放弃学业与学校反抗到底，“前途恐无光明可期”。不过，校方的处理终让他感到失望，于是不顾校长两次挽留，坚持辞教返苏。

　　由此也可看出，他对教育始终揣着一股净洁的崇仰，一份尊卑礼士的恪守之心，且将学校教育视为国家稳定的希望。

2

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

　　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从小镇小学教师到最终站上北大校园讲台，主要得益于两个人。

　　1928年对钱穆而言是坎坷多舛的一年，仅百日内就连遭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世不寿”劫数，骨肉之痛，“椎心碎骨”。

　　此时钱穆37岁，对于痛丧三亲而言，是过分年轻了，但对于一个有志之士而言，已至中年却还只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国文教师，倒有些落寞了。

　　转机出现在这年秋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并在校长安排下与钱穆同座，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困囿于史料的他直截了当地问胡适：“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猝不及防，于是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不禁大为光火。当晚，主人挽留他在苏州过宿，胡却以“没有带剃须刀”为由谢绝了。

　　后来，钱与胡的主要争端也大多围绕东西之辩、新旧之辩，某种程度上，两人从矛盾初始，到最终以矛盾结束，从一开始就写定了。

钱穆（左）与胡适

　　而钱穆真正的第一位伯乐，在胡适离开后数月才到来。

　　1929年4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到苏州讲学，在宴席中认识了钱穆，后者将已写好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送予顾颉刚。顾翻阅几页后，对其中展露的精湛学识大为震撼，旋即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同年冬天，钱穆又收到顾颉刚邀稿，为《燕京学报》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梳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

　　这篇短文成了钱穆的成名作，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系。彼时，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半年前与钱穆有过一面之缘的胡适也拿这篇来研读，这回，他也被其中细密的求证与考据方法深深折服，于是与钱穆再度交识，暂时冰释前嫌。

　　顾颉刚兑现承诺，推荐钱穆正式进入北大历史系任副教授。教龄18年，钱穆终于站到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得三尺之地，将自己半生所学传递出去。

钱穆在北大课堂上

　　刚入北大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中国通史课”，但钱穆固执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者身份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此话一落，满座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则由钱穆亲自定为“未名湖”，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钱穆虽性情温笃平和，但在治学修学的路上，一向秉持着强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甚至呈现某种一意孤行的专断。

　　这份“一意孤行”，也体现在他与胡适至终不绝的矛盾上。

　　比如，钱穆坚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时间早，胡则坚持学院派老子更早的说法，北大校园学生的意识，也被两位老师分为“挺孔”与“挺老”两派。

　　二者矛盾虽然看似是学术之争，但实际却是整个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之争。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生长于传统江南文林的钱穆，认为胡适坚持的西化理念不过是“借尸还魂”，而胡适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者，从小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不满而立之年便站上北大讲堂，留美回国后决心用西方文明和法治来治理中国数百年的积弱积弊，甚至直接易名为“适者生存”的“适”。再然后，借着时代变革之端，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整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时代主题都离不开变革与救亡图存，也是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士”开始向“知识分子”过渡。激流演变中，钱穆却愈加坚守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在后来的《国史大纲》引论中，他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内部机制的强调和信心，钱穆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传统文化内生之力来医治，坚守一个文明承袭的内在理路，“士”在这里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心，而不是“尽废故常”。

3

硝烟里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炮火随时都可能掀翻钱穆的课堂和书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日军进占北大校舍，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率先南迁。11月，近百所学校相继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

　　1938年3月，西南联大文学院由长沙南岳迁至距云南蒙自，秋后又迁返昆明本部。钱穆也跟随众人南下，开始了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临行前，他将历年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塞入了衣箱底层夹缝。

　　然而，日军吞华野心愈剧，大批文人教者都感受到强烈的亡国之虞，联大不得不为躲避祸难艰难忙碌，数年百事待举。

　　钱穆也忧于频繁动荡的迁徙，主要因为不能得暇落笔正在进行中的《国史大纲》。于是，经友人推荐，他决定独自到70公里外东南山中的宜良县岩泉寺居住。

　　山中这段日子几乎与外界隔绝，4天蛰伏闭门写书，“四天半不出一语”往往是常态。陈寅恪曾来此一游，见了钱穆笑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每周五、六两天，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的课感情充沛，时常如与人高声辩论，面红耳赤，甚至在讲台上龙行虎步。学生姚渠芳后来在《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里忆述：“钱师当年正在四十多岁壮年时期，讲课声音洪亮，结构性、逻辑性严谨，节节有独到之处。”

　　《国史大纲》正是在北大与这段时期的课堂讲稿统合整理，并终于1939年6月完成，但书成后辗转多次，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终得出版。

　　这部影响甚大的史学著作，对近代中国遭遇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质性质疑，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也随着长达2万字的《引论》标志形成。通过整理历史敲开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他的治史观清晰浮出水面：对待历史与文化，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

4

奋进与多情

　　时间来到20世纪中程，十四年抗战终以日军投降告捷。然而，紧接着内战爆发。1949年，钱穆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起赴香港避难。

　　在水深火热的香港，钱穆亲眼见到无数流亡青年无家可归，未曾接受过正式大学教育，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反而在乱世中愈加坚定“在中国文化体系里，教育背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

　　“手空空，无一物”的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诸学者联手，成立了新亚书院。

　　新亚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起步时百经艰难。年近六旬的钱穆身任校长，不仅要殚精竭虑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曾为筹集资金多次奔走港台两岸，好几次身陷险境，差些丧命。

　　在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前，新亚先后辗转4个校区，最窘困时是在深水埗桂林街，租下一栋旧楼的三四层做校舍，楼下是纺织工厂，对面是潮州饭店和小舞厅，机器声、叫卖声终日不绝于耳。头一年，坚持到毕业的学生不过3人。

1955年，时任新亚学院院长的钱穆

　　1950年，燕京大学的学生余英时南下到新亚书院，在“奇热难耐”的暑假，他在一间空教室里见到正被胃溃疡折磨的钱穆，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地上养病。钱穆还拜托余替他从商务印书馆买来一本王阳明文集。“我（余英时）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后来在新亚校歌词里写：“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新亚书院成立后，全港终于有了一个学校专门来传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接下来的5年内，钱穆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文化思想史、经济史等课程，新亚也很快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重镇，讲授以宋明精神为主的传统文化，辅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致力于贯通东西，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颇具胆识的创举。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也并非指代语文，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宁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新亚书院社员大会合照（1957），前排右三为钱穆

　　而钱穆内心最深处的期待，是自此往后，中文在香港可以不再受轻视。

　　某种程度上，香港容留了钱穆，钱穆润泽了香港。没有钱穆，就没有中文大学，这是其表，其里，没有中文大学后续孕育出来的无数科学人文志士，那个动荡年代传续的人文精神，至今恐怕也孤影寥寥。 

5

“天人合一”

　　在今天的香港新界马料水，中文大学山顶的新亚书院，坐落着“一池清水，二树半抱”的“合一亭”，面朝吐露港山海，垂叶缭绕，清光潋滟，静流无边，仿佛水天相接，引无数游人慕名前来。

　　水池旁边紧挨着的一块大理石牌上，正是钱穆先生亲笔题下的四个大字：天人合一。

　　究天取意的文化意识自古有之，主要溯自道家对“天即是人，人即是天”的自然信仰。而钱穆则深信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上，意指整个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

　　这方面似有接近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钱穆的“一家之言”的“家”，更多还是指那个被称作“士”的精神气度。

　　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的“士”传统源自春秋“四民社会”，战国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

　　到了钱穆时代，身份意义上的“士”已经消失了，钱穆则将民族和文化概念融为一体：“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

钱穆生前讲学照片

　　站在21世纪回头观望，钱穆代表的“士”，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里，更像是扮演着一个调和的角色。

　　他既不是拼命想要推翻或重建的底层革命者，也不是身居顶层、执拗坚守着某种礼教学说的复古派，而是脱离传统的“儒士”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从一种平衡中坚的精神状态出发，内化成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这种温和圆融的精神却丝毫不缺力度，就像“天人合一”之念，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是一种维持自己家族国度存续及稳定的、不可撼动的人本精神。

　　自1960年代辞别中大后，钱穆再也没有踏上大陆，回到那块生养他的神州故土。心中郁郁烦闷积压到晚年，双目视衰，在夫人查阅和引述帮助下，终于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在这篇文章里，钱穆忽然“彻悟”了“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站在世纪末巅，他抖着苍老而依然坚毅的笔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钱穆台北故居的书房一角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这天，一场台风从正面汹涌侵袭台湾。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带着他固守一生的“士”气，在世纪末倒数第十个年头止步了。他说，“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如果钱穆活到今天，活在这个既便利又危险的互联网世界，或许只会愈加印证李敖曾对其的评价：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他也许想回江南水乡看看，回到那个既有“风骨”又有几分“隐逸”的小镇，撷一湾瘦水静坐，思古望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