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先生：希罗多德《历史》成书于17世纪之后_风闻

      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似乎与中国孔子编《尚书》差不多，甚至更早那么一点点，但实际上孔子只是编《尚书》，《尚书》实际成书年代要早于孔子。本文将以论证希罗多德的《历史》实际上成书于16世纪之后。

北非东部的改朝换代

一、13-14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元史·郭侃传》：“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儿……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   

元代刘郁（1271-1368）《西使记》：“布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国之祖葬所也。……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 

根据《元史》和《西使记》，北非东部于13-14世纪时的国家叫“富浪”。 

二、15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根据李兆良考证，《坤舆万国全图》系耶诞1430年由郑和们绘制的世界地图，又该图可见当时北非东部的国家“巴皮罗泥亚”，即“巴比伦”，该国有个大城叫“门菲此”，即“孟菲斯”城，如下图1：

↑图1：《坤舆万国全图》北非东部 

如上图，也就是说，1430年左右，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巴比伦”，该国有大城叫“孟菲斯”。

三、16-17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根据西方的说法，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鉴于西方伪史，该图具体年代存疑，但我认为目前看1570年并无明显矛盾）。在该图的北非东部部分显示的国家为“Aegyptus”，即Egypt、埃及，如下图2：

↑图2：《Theatrum orbis terrarum》北非东部 

如上图，1570年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根据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年）中记载：“利未亚之东北有大国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极称富厚……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该禄，是古昔大国之都城，名闻西土……五百年前此国最为强盛……今其国已废，城亦为大水冲击，啮其下土，因而倾倒。然此城虽不如旧，尚有街长三十里。” 

引文中的“阨入多”，即埃及，也就是说，1623年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综合《Theatrum orbis terrarum》和《职方外纪》，耶诞1570-1623年时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给出北非东部于13-17世纪时的朝代序列为： 

13-14世纪叫“富浪”，

15世纪叫“巴比伦”，

16-17世纪叫“埃及”。 

希罗多德《历史》的成书年代

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常被称为《历史》，被认为成书于耶诞前5世纪。

“《历史》一书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公元前430/420年）所撰写的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此书在西方一向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政治活动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出版说明）

经查，《历史》一书中提到“孟斐斯”一词共38次（商务印书馆），希罗多德在孟斐斯听到其传说的时代有古埃及第一位国王米恩、莫伊利斯、塞索斯特里斯、培罗斯以及古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等，既然如此，希罗多德本人的《历史》则必为耶诞1430年前后的著作。从《历史》记载的一系列国王序列看，《历史》成书于孟菲斯城存续时代的晚期阶段。

同样，“巴比伦”一词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出现81次，且主要为居鲁士时代的“巴比伦”。希罗多德既在1430年的“孟菲斯”，又把“巴比伦”从北非东部的国家讹谬为西亚的国家，这一严重的错误表明，希罗多德的《历史》成书年代为“巴比伦”国家灭国之后，且三代以上，大约为耶诞1500年，否则不可能产生这么严重的错误。

“埃及”一词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出现了596次，那么，希罗多德的《历史》成书年代必为耶诞1600年左右。

通过“孟菲斯”一词，可以把《历史》成书年代定于耶诞约1430年或之后；通过“巴比伦”一词，可以把《历史》成书年代往后推至耶诞约1500年或之后；通过“埃及”一词，可以把《历史》成书年代再往后推到耶诞约1600年或之后。综合分析，可以得出铁证如山的结论，即：

希罗多德《历史》成书于约1600年或之后。

既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成书于约耶诞1600年，那么，希罗多德本人生卒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如果希罗多德没有被伪托（这一点需稍加研究加以排除），那么，也应该是耶诞约1600年或之后的人物，当然无中生有的虚构除外。

对于希罗多德《历史》的研究，目前官科学术界有两种路径：

“一是承认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但仍将其放在整个西方史学史中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这种思路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和承接关系。另一种则是更强调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置于当时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或向前推至荷马、爱奥尼亚思想家那里进行解读，质疑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这种思路是要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并无传承关系。”（张晓群，《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J]，《世界历史》，2015[1]：139）

在本文揭露了希罗多德《历史》的成书年代之真相之后，官科学术界的这些说辞则堕入滑天下之大稽，简直就是胡言乱语、痴人说梦。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颠覆吧，觉得这一结论太不可思议，感到太过惊悚：其一、惊悚于《历史》的成书年代会如此之晚，其二、惊悚于官科会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说，一点儿也不用感到惊悚。

为什么不用惊悚？

一、欧洲文明是非常晚近的文明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个国王穆罕默德自豪地说：“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几百年，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除中国而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说伊朗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胜一筹，恐怕也不算夸口。”（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8页）

如此晚起的欧洲文明，其所书写的古代历史又有多少可信度？事实上，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则开化更晚，比蒙古还晚，而西方伪史主要是由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写成的。

歌德跟诗人艾克曼说到“十才子书”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歌德谈话录》）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87）  

“比特里曾记述了1901年伦敦大学历史研究会一次讨论艺术史教学问题的会议：‘研究会的认识水平从下面这件事可见一斑，有人竟提出历史应该从公元1500年开始。我指出，1500年之后的历史，我们除了照抄以外别无它事可作。会场上鸦雀无声，后人有个人提议从1400年开始。’”（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4页） 

更详细信息见《蒙古西征之前的欧洲是部落文盲社会》。

二、欧洲历史学的诞生更晚近

欧洲文明不但晚起，而且世俗历史观念的形成更晚，晚至19世纪，因为此前的观念是宗教神话的基督教观念。

“19世纪有时候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5页）

“‘普遍历史’概念出现在西方中古晚期，可以说表达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世界史’概念最早出现在17世纪晚期，但直到19世纪才逐渐取代‘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到19世纪中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和哲学取向，这既与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有关，又与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相关。”（刘小枫，《从普遍主义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编者说明）

也就是说，在19世纪历史学成熟之前，西方文献是宗教的、神话的、部落的、游记的、文学的，与历史事实无关，其基本性质是虚构。可以把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状态脉络描述如下：宗教的天主教“史”观（17世纪）→世俗的文学“史”观（18-19世纪）→貌似科学的多角度研究“史”观（19-20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的说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含义指的是：从西方传统的宗教和神话“史”观中脱离而独立出来，摆脱神圣启示，以世俗的、理性的视角进行叙述的开篇之作。

虽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史》是伪作，但是，我还是想引用其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诗人常常夸大事实……散文编年史家……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固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舞境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9页）

它只是文学作品而已，但不是宗教和神话的。摆脱宗教神话和神圣启示的束缚和桎梏，来到自由畅想的世俗文学时代，但即使如此，真实性概念对于西方来说，依然在遥远的前方，而且不是“渴望而不可及”，而是不见影踪。摆脱神圣启示的宗教和神话桎梏，迎来的是世俗地进行伪作的时代，当然，这种“伪作”此时对于西方来说是无意识的。

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和徐晓东的《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阐述了西方一个充满伪作的时代：18-19世纪。这是西方在“中学西渐”的启蒙下、在摆脱宗教桎梏的过程中、在临脱未脱的时候，一种思想解放的畅想时代。

可以说，19世纪之前，西方没有/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8世纪之前，西方没有/不存在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真实的意识和观念：时间真实、地点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而这些，西方”历史”和“历史学”根本不具备，因为后期的具有“真实”意识和观念的历史和历史学是以早期没有“真实”意识和观念的历史和历史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history在西方文化中含义是：既非mystory，更非myth。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对应的词汇。

试想一下，如此晚起和晚近的文明，如此晚熟的历史学观念，早期还处于宗教社会，只能被动等待神圣启示，没有理性精神，且处于理性释放时期所孽生的伪作时代，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心态和思潮之下，在早期不成熟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以及谬误连篇的古文字学的包装下，所谓研究其实只不过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乃至伪造文献，最终沦为伪学术、伪实证、伪科学，除了意识形态之外，“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260页）

古希腊三大史著成书于约17世纪 

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斯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的《希腊史》被称为古希腊三大史著，《历史》早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早于《希腊史》。如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三人著作的相对年代是靠谱的，只是绝对年代被西方大大提前了，那么，根据上述希罗多德《历史》的断代，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希腊史》的成书年代必为耶诞1600年之后。

关于古希腊、古罗马伪史，本公众号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阐述，详见本公众号菜单“古典伪史”。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XmkXj3DFVaFXwP0VVgyZ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