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小是非多，一波三折的胞波情谊_风闻

原创：爱吐槽的奶爸

公众号：非典型时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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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4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以视频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全面规划了澜湄六国（中国、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的未来合作蓝图，有助于打造澜湄六国的国家命运共同体。可以说随着特朗普上任后的战略调整，美国没有了奥巴马“重返亚太”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们在中南半岛的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陆海新通道”这一倡议提出后，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升温我们与许多该地区的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而今年恰逢中缅建交70周年，随着“胞波情谊”的话题被热议，这个与我们有着千年历史交往的翡翠之国，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缅甸的民族构成及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在40多个民族中，缅甸族人口最多，占其总人口的65%。其他人口较多的民族有掸族、钦族、克伦族、克钦族、孟族、高族、阿拉干族等。另外，还有一个果敢族，人口虽然只有15万左右，但由于其独特性及不断挑战联邦中央的权威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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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和文化渊源来看，今日缅甸的主要民族与中国汉族及其他南方少数民族十分相近。比如，缅甸最大的两个民族缅甸族和克伦族与中国境内早期的羌族同种同源，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来到缅甸，至今无论语言、历史及生理特征都与中国汉、藏等民族血脉相连。人口较多的克钦族其实就是中国境内的景颇族，而令缅甸政府头疼的掸族就是中国境内的傣族。果敢族更是明末移民到今天中缅边界的汉人后裔。所以，较之于今日中国周边其他国家，缅甸与中国的血缘及文化是最近的，这也是中缅胞波情谊的渊源。

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上的血缘关系，所以在中国与所有邻国的关系上，中缅关系的定位大概最富有感情色彩，所谓胞波关系，就是兄弟关系，同胞关系。胞波之说也是源自缅甸的一个美丽神话。相传太阳的后裔与龙的女儿不期而遇，相识、相知，并最终相爱。龙公主后来生下三枚蛋：一枚孕育出了中国皇后；一枚触地而裂，演化出翡翠之国缅甸；最后一枚则变成了缅甸蒲甘王朝的始祖。当然了神话作为历史文化的符号往往是服务于现实和政治的。纵观历史中缅的胞波之谊，总体而论不是一种政治平等的国家间关系。要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间的关系，比如，永乐十一年后明朝直接统治缅甸；要么是宗主国与藩属国间的关系，比如，乾隆时期清朝对缅甸东征西讨，最终迫使其俯首称臣。即便在特定时期缅甸作为政治独立的王朝而存在，在中国看来，中缅关系也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中国多以天朝大国的心态俯瞰缅甸。所以，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缅甸统治者而言，中国的态度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中缅关系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对缅甸政治认证的历史。而通过神话定义、建构“胞波关系”，不过是政治认同的一种文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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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二次大战后中缅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尤其是近20年来，缅甸的政坛更是白云苍狗一般，其中还不时交杂着外部势力的干预，这导致了近十几年来中缅关系一波三折。其实在中缅两国独立之初的几十年交往中，缅甸政府和民众还是以一种恐惧的心态来和我国打交道，因为边界问题和国民党残部的问题，缅甸一直惧怕我们以此为借口吞并他们，1954年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曾表示，“汉族、满族，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缅甸人都是一样。中国人就是中国人，都是令人害怕的。”

但是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式后，毅然的放弃了部分边界利益，同时承诺不利用华侨干预缅甸内政。自从1950 年中缅建交之后，两国从最初的疑惧、冷淡到“胞波”关系的确立，关键在于两国真正践行了“和平共处”之道，缅甸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对华友好，中国对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和平、争取的外交政策，双方在冷战时期关系稳定，两国的安全均得到了保障。

冷战结束后，缅甸政坛主要有两股势力相互竞争，一个是军队的军政府势力，另一个则是缅甸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缅甸对我们的地缘战略价值有限，所以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缅甸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与此相反中国对缅甸的重要性、战略价值在苏联解体后大幅增加，所以缅甸对中国的依赖日渐加深。1990年缅甸大选民盟获胜但是军政府不承认大选结果，拒绝向民盟交权，西方国家随即中断对缅甸的援助，并逐步扩大制裁范围和力度。在此背景下，缅甸传统的对外中立的政策，失去了实施的前提，于是缅甸军政府不得不在周边国家寻求有效的支持，而这一时期，我们采取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政策，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反对制裁、孤立缅甸以及将缅甸问题国际化，在外交、贸易、发展援助和军事方面向缅甸提供了支持。因此在90年代到2010的20年间中缅政治经济关系急速升温，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能源安全的概念被提出，构建经由缅甸的能源进口通道有利于我们摆脱马六甲海峡的桎梏，缅甸——云南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两国亲密“胞波”情谊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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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中缅关系开始出现波折。两个标志性的时间点一个是2011年3 月吴登盛政府上台执政，开启了缅甸政治转型以及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另一个就是2016 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上台执政。

2011年吴登盛上台执政后，缅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放松了对出版和网络的审查，释放政治犯，组建国家人权委员会，缅甸的政治转型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与欢迎。美国从缅甸政治转型中看到了机遇，鼓励缅甸推进“民主化”改革，借此削弱中国在缅甸的影响。

2011年9月30日，缅甸单方面宣布暂停了中资企业兴建的密松电站项目，并刻意疏远与中国的关系，密松电站事件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小国式的战略投机和冒险。在美国实施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缅甸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所谓的“去中国化”的噱头，来换取西方的认可和扶植。随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美国总统奥巴马访缅的破冰之旅，更加坚定了缅甸的投机意愿，那个时期很多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NGO也开始在缅甸大肆活动，对很多中国在缅甸投资的项目制造阻碍、混淆视听，中缅关系遭遇了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时期。那时候西方普遍认为，转型后的缅甸已在战略上靠近美国，与中国逐渐疏离，缅甸朝野在地缘安全上、对华关系的认知上也产生了较多消极看法。

对于缅甸的变化，我们在进行了许多政策调整。虽然我们对中缅关系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并未对缅甸并未采取对抗措施，而是保持了战略定力和政策灵活性。我们首先是与缅甸执政党、反对党和少数民族政党加强了党际关系; 然后继续巩固与缅甸军方的密切关系; 最后我们积极斡旋缅北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双方政治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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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4年底时，吴登盛的执政绩效已达到饱和状态，改革的红利逐步消失，民主化陷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与此同时，美欧对缅民主化进程停滞、若开邦的罗兴伽人问题等日益不满，迟迟不彻底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缅甸国内对西方国家的期许值日趋降低，最终在2016年的选举中吴登盛的巩固发展党败给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丢掉了执政党的地位。

2016 年3月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上台执政，开启了缅甸转型的新阶段。西方国家欢呼民盟执政为“自由和民主的胜利”，认为缅甸理所当然会全盘倒向西方。

然而，昂山素季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家，她所追求的是缅甸本国的利益，于是她拒绝了按照西方的要求处理罗兴伽人问题。她坚持“民主必须根植于缅甸国土，不同于美国或者英国的民主”。亲身经历了吴登盛时期中缅关系的波动后，昂山素季意识到，如果任由中缅关系向对立面发展，将冲击缅甸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因此她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与我国打交道。2017 年罗兴伽人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缅甸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美国和欧盟数次指责昂山素季未利用其道德权威谴责缅军“践踏罗兴伽人人权”的行为。

与此相对，我国在联合国对若开邦冲突的报告表达了不赞成意见，反对安理会谴责缅甸的提案，缓解了民盟政府的压力。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支持缅甸的做法，与同期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积极的互动缓解了中国在缅甸国内的负面舆论压力，让中缅关系有了更多理性和积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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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说在“一带一路”的布局中，缅甸属于“重要支点国家”，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为了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也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缅经济走廊”，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我们有着能源安全的考量，缅甸民盟政府也有自身执政的需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靠利益驱动，现在缅甸面临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双重压力，我们用实际行动让缅甸相信我们是可以依靠的盟友，此时结盟各取所需那自然是水到渠成。正如昂山素季所说的:“缅中‘胞波’之谊历经时代变幻的考验，只有我们才深知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相信在未来随着我们对能源需求的加大，我们会更加注重对缅甸的经济和政治帮扶，中缅的命运也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