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救亡史：中国人的浴火重生_风闻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容闳

　　司徒美堂

　　1880年3月，春节刚过一个月。一望无垠的太平洋海面上，飘荡着一艘名为“卡力”号的火轮船，它正奋力航向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

　　下等船舱，几名年轻人正谈论着自己的”淘金梦”：“听说那里一个月就能挣30块龙洋，够我娶个媳妇了。”

　　角落里，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年默默地听着。他拽了拽手中的布袋，想着即将到达的那片土地，心中充满希翼：有了钱，阿妈就不用每天为无米下锅发愁了……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那位八旬老人——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6岁时父亲去世，12岁的时候，靠母亲借来的50元龙银，独自一人乘船偷渡到美国谋生。后来他又投靠了美国最著名的门牌——洪门。

　　之后，司徒美堂一路成为洪门老大。罗斯福总统曾是他的雇佣律师，孙中山先生是他的生前好友。他在抗战期间拒绝日寇软磨硬泡的人事任命，又带着美洲华侨为抗日募捐。日本投降后，他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转而支持解放事业，最终以美洲侨首的身份站上了开国大典。

　　可在当时，那名蜷缩在下等船舱阴暗角落的少年，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如此精彩。他满心所想，只是家里的母亲能有米下锅。

　　但这一切又远没那么容易。

　　“卡力”号结束了三个月的航程后，12岁的司徒美堂终于登上了旧金山的码头。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刚一上岸，他的“淘金梦”就被这样一份“见面礼”击得粉碎：一个美国流氓用马粪浇了他一身。

　　原来美国并不是想象中的人间天堂。

　　当时，美国社会掀起了一阵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被骂作“黄猪”，经常遭到美国流氓的欺负。而初来乍到的司徒美堂也找不到合法的工作，只能在三藩市的“会仙楼”食馆当厨工。

　　到了年底，美国的排华浪潮愈演愈烈。10月13日，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排华暴力事件：3000多白人暴民在丹佛市闹区，包围华人住宅区，一名华人被杀，无数人受伤，房舍财产损失超过5万美元。

　　丹佛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后，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三度拜会美国国务卿，要求美方采取措施，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安全，并惩办凶手。但美方却对陈兰彬提出的诉求置之不理。

　　此事传到了国内，国人无不为海外同胞义愤填膺。但在一片愤怒与抗议声中，却还夹杂着另一种声音：清政府的保守派官员抓住此事，趁机对留美学生运动发起围攻。

　　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上奏清廷，要求留美学生尽快回国，称他们“多入耶稣教”。随后，驻美公使陈兰彬也连忙上奏，表示极力赞同。

　　这些保守官员的做法令一个人感到痛心。这个人，就是一手促成120名幼童留美看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

　　1872年9月12日，30名身穿缎袍、留着辫子的少年，乘坐“中国号”轮船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穿太平洋抵达旧金山。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而他们的故事，要从37年前的一位胆小孩童说起。

　　1835年，7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了澳门一间有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创办的学校念书。

　　“对我来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我的父母要把我送进一所洋人开办的学校念书，而不是像我哥哥们那样，在一所传统的儒家学堂读书？因为那才是当时中国人得以取得功名利禄的正途。”

　　当容闳被领到郭士立夫人面前时，他惊愕地望着她，随后害怕地躲到了父亲身后——这是容闳第一次见到西方妇女。此后，容闳开始在那学习与哥哥们截然不同的科目：英文、算数、画画、圣经……

　　四年后，湖广总督林则徐来到广州彻查鸦片，并于6月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老帝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战事，郭士立夫人回国。容闳辍学了。他回到了村子，开始做零工补贴家用。直到两年后，一名美国牧师找上了他。此时容闳才知道，在郭士立夫人回国之际，曾特意嘱咐这名牧师“一旦复课，一定要去村里找回这几名孩子”。

　　牧师叫做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受郭士立夫人之托，他把容闳带到香港的学校继续上课。四年后，布朗牧师因健康原因要返回美国。临行前，他突然发布了一个消息：他准备带班上几名学生和他一道返回美国，并在美国完成学业。愿意去的，就站起来。

　　一片寂静后，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1847年1月，18岁的容闳和两个同学随布朗牧师登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而此时的美国，刚刚建国70年。

　　初到美国时，容闳住在布朗牧师家中，在孟松学校读中学。三年后，容闳毕业。他本可以拿奖学金免费前往英国留学，但他却执意要留在美国，去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大学深造。

　　可容闳付不起学费。有教会跟他说，只要他愿意回中国以后做传教士，就承担他的学费。但容闳不想当一名传播西方文化的传教士，拒绝了教会的帮助。

　　“我虽然贫穷，但我还是有选择自己喜爱事物的自由。不管什么专业，唯一希望的，就是对我的国家有益。”

　　随后，布朗牧师为他争取到了一所妇女组织的经济援助，使他能如愿进入耶鲁大学。在耶鲁时期，容闳就已经跟同学谈论起他回国以后的宏图大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孩子能跟他一样，出国留学。然后改变并拯救国家。

　　1854年，容闳从耶鲁毕业。在耶鲁大学档案馆里，还保留着当年容闳毕业时写给同学的留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作为首位毕业于美国一等高校的中国人，容闳备受瞩目。但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带着理想回国，开始策划中国首次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后来，在容闳的影响下，留美幼童中有20多人都进入耶鲁学习。

　　只是容闳不曾想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要付出18年的等待。

　　真正的难题在国内。

　　但回国后的容闳并非孤军奋战，因为还有一个叫做曾兰生的人，有着和他同样的理想。

　　从洪仁玕到曾国藩

　　曾兰生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却有着同容闳极其相似的早年经历。他幼失怙恃，同样被美国传教士收留就学，又同样被传教士带入美国就读中学。

　　1846年，容闳还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在著名传教士卫三畏的帮助下，曾兰生就已入读汉密尔顿学院，成为首位华人留美大学生。

卫三畏画像

　　在汉密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资助他的美国妇女不愿再为其花销。曾兰生失去学费来源，只能辍学回国。但路费是个问题。曾帮助他的传教士卫三畏致函美部会，要求对方承担船票费用，将曾兰生“送回中国”。虽然当时的曾兰生还从未在中国生活过。

　　美部会不愿承担曾兰生回国的路费，卫三畏又改为询问曾兰生可否和容闳等人一起回华，得到的答复是至少得等一年。最后，卫三畏决定自己带着曾兰生回中国，还为他筹集了一百美元旅费。

　　1848年6月1日，曾兰生和新婚的卫三畏夫妇从纽约踏上了回中国的旅途。3个月后，曾兰生到达香港，申请去容闳当年就读的马礼逊纪念学校任教。但是学校资金不足以雇他，该校也很快倒闭。

　　之后，在传教士卫三畏的建议下，他进入广州布道团，也成了一名传教士。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学习中文，以便向当地人传教。

　　做了四年传教士后，曾兰生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开始进入了商界。1856年8月，回国后的容闳到达上海。由于容闳回国后事业一直不顺，到上海后，他长期住在曾家。在此期间，两人开始达成共识，决定实践送学生出洋留学的计划。

　　要想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政府的支持。当时，两人有这两个选择：要么投靠清政府，要么投靠太平天国。但留过洋的两人对封建专制政权没有好感，容闳在耶鲁毕业时，甚至还收到了美国同学给他的勉励：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国家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国。

　　二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太平天国身上。事实上，容闳对太平天国有着天然的好感。早在留美期间，他就听说了国内掀起了一场由洪秀全领导的“基督教革命”。身为基督徒，容闳想当然地认为太平天国是汲取西方文明的“革命”。而更重要的是，他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很早就相识于香港。

洪仁玕

　　1859年，洪仁玕自香港抵达天京，受到了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一年后，曾兰生与容闳从上海出发前往天京拜访洪仁玕，同时也是为了考察太平天国。

　　1860年11月18日，两人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七点建国之策。洪仁玕却告知容闳，这些建议他都理解，但绝对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

　　两人原本以为再无转机。没想到几天后，洪仁玕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方小印，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义”字头衔。此外还有黄缎一幅，上面写明“义”的官爵，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国“王”下设六等爵位，“义”是仅次于“王”的爵位，可见洪仁玕的重视。

　　于是两人又对太平天国观察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对这个奇葩政权大失所望，交还了官印离开了天京。

　　不是太平天国就是清政府，二人的选择也是当时国人拥有的全部选择。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上奏清廷，希望推行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让二人对清廷产生了一丝希望，而朝廷也对精通外语、熟悉西方的人才需求迫切。

　　天京之行后，容闳做起了茶叶生意。这时候，老友张斯桂邀请他来安庆与一位朝廷大员相会。那位大臣，就是曾国藩。

　　1863年9月，容闳应召前往拜谒曾国藩。聊天中，曾国藩提起洋枪洋炮的威力，说想开设工厂来制造。容闳则表示，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武器的工厂，而应先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工厂，作为一切工厂的基础。曾国藩对这一见解大加赞赏，立即命他负责购买机器。

　　在洋务运动早期，曾兰生去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教授英文，担任翻译；容闳则帮助曾国藩筹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

　　186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其声望和权势都达到了顶点。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容闳终于看到了一丝可能性，开始向曾国藩进言官派留学生计划。但他还需再等一个契机，一个能让曾国藩铁下心来接受自己建议的契机。

　　1870年，这一年的曾国藩有些无奈。天津人放了一把烧了大半夜的火，一座原先金碧辉煌的教堂化为土灰，多国洋人也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没多久，法国、俄国、英国等国的军舰挺进天津海湾，宣称：清朝政府若不能给个满意的答复，将会把天津夷为平地，然后发兵北京城。

　　清政府被迫下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彻查此事。可崇厚查来查去，不知道该如何结案，又将皮球踢给了朝廷。慈禧见此，只得下令在家养病的曾国藩去查此案。

　　曾国藩到天津后，很快查明了案情，但是他也无法向朝廷直陈此案。这里面牵涉的人太多，而酿成此案悲剧的原因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仗势欺人，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

　　不敢得罪洋人的曾国藩一面讨好洋人，一面又调兵到天津，防止洋人真的出兵。但要怎么应对民意呢？崇厚给他出主意，将涉事官员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交刑部定罪，再按照洋人给出的罪犯人数，凑够人数，找20个人判死刑，再找25个人充军流放。最后，清政府还要赔偿外国共计46万两银子，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此案后，曾国藩被朝野上下痛骂为卖国贼。他“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引咎辞职。曾国藩引咎辞职后，朝廷另派李鸿章接手。但李鸿章做出的唯一区别就是把20人的死刑名额改成了16人。而这一结果的出现还是因为当时俄国只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

　　换句话说，李鸿章也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一命一抵了案”。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认为此案的办理毁了自己一生的清誉，万分羞恼，很快病情加重，一年多后就去世了。而在他死前，也终于认真考虑了容闳的建议：在办理“天津教案”时，容闳又一次向他提出由官方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议：“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1871年8月，曾国藩联同同样在“天津教案”中倍感无奈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奏《拟选聪颖弟子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官派留学计划被正式提出。

　　1872年2月27日，曾、李又联合上奏，请求尽快落实派遣留学生一事，同时又推荐陈兰彬、容闳为办理幼童出洋事务的正、副委员，曾兰生为翻译。10余天后，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西花圃散步时，突发脚麻。长子曾纪泽见状，赶紧将他扶回书房。曾国藩在书房里端坐一阵后，溘然长逝。

　　1872年5月，曾兰生出任出洋局设在上海的预备学校英文教习，其长子和次子助教。开始教授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首批幼童英文。由于他们在教学上过于严厉，学生哪怕一个词发音错误也要受体罚，幼童们私下都称其父子三人为“三恶魔”。

　　1872年8月12日, 幼童出洋局委员陈兰彬、翻译曾兰生，携带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出发，途径日本长崎和神户，一周后到达横滨，再转船跨越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旧金山。

中陈兰彬，右曾兰生

　　此时，距离容闳在耶鲁大学说出那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已过去十八年。这十八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国内局势已然翻天覆地，而借由“天津教案”给予两位中兴大臣的打击，容闳教育强国的理念也终于得以走出第一步。

　　但留美幼童的命运，除了取决于清政府的决心外，还取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

　　从1873年开始，欧洲发生的经济危机蔓延到美国。一些种族主义者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了多起迫害旅美华工的暴力事件。美国的报刊也开始妖魔化华工，排华浪潮逐渐兴起……

　　强国梦碎

　　因洋务运动，李鸿章的外交事务越来越多。早在幼童出国前一年，也就是1871年，李鸿章有意在容闳及曾兰生之间选一个作为自己的英文秘书，甚至一度定好了月薪。但由于幼童留学事业的起步, 此事被搁置起来。

　　这批幼童到达美国后，继续学习英语。学习被分为三阶段，即小学、中学、大学循序渐进的进行。如詹天佑先就学于西海文小学，后就读于纽海文中学，最后考入耶鲁大学。

詹天佑

　　与此同时，陪伴幼童前往美国的曾兰生却突然做起了全美巡回演讲。他希望这批承载了民族希望的幼童能学到先进科技，日后回国担起富国强兵的责任。而他本人却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向美国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自1872年10月起，他开启了自己的演讲之旅。有时免费，有时收30美元来对观众进行筛选。演讲主题包括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的象形文字”、“中国茶文化”、“中国农业”等等。在哈特福德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曾兰生这样介绍中国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系统和你们的一样，是综合性的。只要负担得起，中国家长会将其子送去上学；而不管多穷，只要他有能力，他甚至能做到首相……中国的每一个城镇都有学校，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学，每一个省都有大学。我们的教育系统和你们的一样民主。”

　　1874年12月, 当曾兰生安置完第三批到美的幼童后，正考虑是否应邀去匹兹堡演讲，然后他收到了清政府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国，有要务处理。

　　回国后，曾兰生成为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此后20年，曾兰生始终陪伴着李鸿章，并亲眼见证了后者是怎样心酸地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条约。

　　1875年最后一批留美幼童被送走。容闳于这一年出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忙于外交。而陈兰彬却趁机请假回国，辞去了出洋局正委员职位。他一直认为学生出国留学与传统礼教相悖，还经常与容闳就在留美学生的生活费用、穿着、参加礼拜等问题上产生矛盾与分歧。

　　后来，陈兰彬举荐吴子登担任自己的职位。吴子登来了后，对留学更是不以为然，处处挑剔。因为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勃然大怒，并且写密折回国，状告留学生有“不礼不忠”，并提出将留学生遣返回国。指出“若更另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更是有害于社会”。

　　来自内部的阻碍从未真正停歇。而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也愈演越烈。这些留着辫子的学生在校园内常被投以异样的目光，甚至被公开取笑。一些学生甚至一怒之下剪掉了身后的辫子——而这又刺到了晚清政权的隐痛。

　　到了1878年，美国国会决定制定和通过排华法案，但遭到了时任总统海耶斯的否决。两年后，当跟留美幼童年纪相仿的司徒美堂挤在下等船舱内偷渡到美国时，排华已成狂热之势。

　　借助美国的排华声音，陈兰彬等保守派官员不断向光绪帝施压。为此，容闳四处奔走，试图挽回局面。而李鸿章却写信劝他说：不要多管闲事了。

　　与容闳拯救民族的初心不同，洋务派支持留学，其宗旨始终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当留学活动产生了倾覆帝制的可能性后，结局就已注定。

　　1881年，加州宣布将当年3月6日作为假日，用以大规模的游行来支持排华法案的制定。6月19日（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清廷最终作出了决定：全部裁撤留美学生，分批回国。

　　除了早夭的和经商的几名学生外，其余94名留学生被分批遣返回国。原来预计留学十五年，现在幼童在美时间最长的只有九年，最短的仅六年。

　　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孩子，后来成为了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在那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又在美国排华和晚清政府的阻碍下，游学生涯戛然而止。

　　失望的容闳不再对清廷抱有幻想。1882年，他辞去官职，侨居美国。也是这一年，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也是美国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美国的容闳时刻揪心着战局，坐立难安。最终他写信给张之洞，表示愿意重新回国效力。张之洞立马回电，让容闳回国共同商议救国之法。

　　甲午海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1895年3月，李鸿章赴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早在18年前，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在保定与李鸿章会谈时，曾特意提到：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当时，李鸿章是这样回复的：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明年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

　　只是如今，那个当了自己20年秘书兼翻译的曾兰生已于不久前离世。而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再次回国的容闳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尾声

　　1898年，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维新变法成了清廷给容闳的最后一次幻想。变法失败后，容闳逃出京城，避居上海租界。

　　两年后，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闯进京城，围攻各国使馆。随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同年9月，革命党人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决定起义成功后推举容闳为大总统。容闳拒绝了，认为应该推举孙中山。几次起义失败后，容闳前往美国，联系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计划筹款，组织武装，支援革命。

　　在此期间，容闳同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频繁来信。

　　1904年，孙中山前往美国宣传革命，在司徒美堂家住了5个月。当时的司徒美堂已是洪门老大，清政府驻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员想暗杀孙中山，司徒美堂得知后，当即放话出来，谁敢动孙中山，就是跟他的洪门兄弟过不去。

　　由于洪门始终是社团组织，办事总是会触及法律，司徒美堂就专门请了大量律师，其中就有富兰克林·罗斯福。

　　当年罗斯福还只是一个小律师，司徒美堂请他在自己的堂口担任法律顾问。这法律顾问，罗斯福一当就是十年。在十年的交往中，俩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谊持续终生。而与司徒美堂交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的侄女婿。

　　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时任总统老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

　　基于这一原则，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老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胡适、钱学森、杨振宁、邓稼先……这些跨越时空的名字都在这个“庚款留学生”的名单之上。

　　只是自此往后，影响赴美留学生的关键因素也从“出去难”转变为“归国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但容闳没能亲眼看到革命成功。4月21日上午，容闳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用最后的力气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容闳死后，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司徒美堂通电蒋介石表示：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1941年冬，已经7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回国活动，受聘中国国民参政会华侨参议员。抵达重庆后，他委婉地告诉蒋介石，自己是为救国回来的，不是为做官回来的。

　　随后，他离开中国，前往南美宣传抗日，后又返回美国。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返回美国。但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传奇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在留下来的那最后几年，他曾说：我的心是年轻的。 我很高兴我最后还能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自由，贡献我微薄的力量。

　　早年为了生计偷渡到美国，又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落叶归根。或许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容闳和曾兰生亲眼见证了腐朽帝国的衰亡，他们把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了120名幼童的身上，并耗费近二十年的时间，只为送他们前往美国：他们从不曾想过会有人不愿回国，即便当时的晚清政府是那样的不堪与腐朽，人们的双眼也多是空洞与麻木。

　　因为，就连社团大佬都打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出去是为了回来。

　　当后来的钱学森等庚款留学生的故事流传于世的时候，国人仍记得先辈们的“回国难”。却忽略了在更早的时候，光是踏出国门就已承载了那些替民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人厚重的希望。

　　如今，“出去”早已不是问题，而“回来”的选择权也落到了个人身上。中美大使馆事件后，成都人民当街放起了鞭炮。“天津教案”时的屈辱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终有一日，当留美学生面对“留下来”还是“回去”的问题时，将不再犹豫。

　　END

　　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钻故事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1、晚清时从中国到欧美坐船需要多少天？陈卿美****2、1880年美国严重的排华骚乱成为中国幼童留美运动失败的导火线，**经盛鸿

　　3、西学东渐记，容闳

　　4、首位中国留美大学生曾兰生述评，冯国平、宾睦新、沈荣国

　　5、美国排华骚乱与中国早期留美幼童的命运，经姗姗

　　6、纪录片《幼童》，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