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碧波：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8.0版) （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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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三角洲地理演化所得人文结论**

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速度远超当前地质勘探的结论。耶元1480年如果有地震，其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从本文连续地图可以看出，如果有地震，只可能导致尼罗河三角洲外缘海岸的局部坍塌，尼罗河三角洲的生成是连续的，未因为地震而中断。

根据历史学家阿利安等人的记载，亚历山大港原系亚历山大修建，后来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托勒密王朝在pharos岛与大陆之间修了一道巨大的防波堤，由此形成两个安全港湾，托勒密二世下令在港口入口处的pharos岛上修建亚历山大灯塔，位于防波堤的南端。后来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占领亚历山大灯塔。耶元1994年，在pharos灯塔旧址附近修筑防波堤时发现了水下有12座狮身人面像，头部就重达5吨。狮身人面像的侧面刻有托勒密二世的称号，这佐证了托勒密王朝修建吉萨大金字塔。耶元2018年9月2日，埃及国家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在脸书上宣布：在开罗北部达喀里亚省的萨马拉地区（Tell el-Samara Area）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还发现了一枚有托勒密三世头像而在托勒密四世时期使用（目前学界认为为耶元前221年至204年）的金币。这枚金币重约1盎司，周围写着托勒密三世的名字。见图53。

图53 托勒密三世头像金币

萨马拉地区迄今已发现47 个考古遗址，表明在距今7000～5500年左右（年代经过C14校正）的尼罗河三角洲气候和水文条件都比较适宜人类活动，对应着古埃及文明的前王朝时期[25]。但按照本文的地图，萨马拉地区在开罗北部，正处于600年内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范围内。见下图54，谷歌地图上红色标记处即为萨马拉地区目前的海拔均在5米以内，系泛滥冲积平原，因此萨马拉地区耶元1400年左右在图12、13、15、16中显系大海，而根据前述计算，在距今8000-5000年前远在当时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点。因此则萨马拉区域的遗址历史不会超过距今700年。

图54 埃及萨马拉地区

综上，亚历山大应为耶元1400年左右的人物，托勒密王朝如果存在，应是耶元1400年以后土耳其统治下的地区性封建领主。吉萨大金字塔的修建亦应在耶元1400年以后，再早误差不超过一百年。凯撒则应更晚。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又是柏拉图的老师，因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均应是耶元1300年以后的人物。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谢赫（耶元1132 - 1207年）在耶元1165年访问亚历山大，写成了《艾列夫巴》一书，在书中详尽地记载了灯塔，应是对伊本谢赫的年代有错误记录。中国南宋时著名的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描述的建筑不可能是亚历山大灯塔。赵汝适说：“遏根陀国,勿斯里之属也。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层，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区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这段话常被认为在描述亚历山大灯塔，但显属牵强附会。首先这段话没有讲任何灯塔的作用，而是讲军事防御工事；其次军事防御工事不可能建立在法罗斯这样小的孤立海岛上，其淡水供给需要沟渠与陆地上的江水连接，这等价于把法罗斯岛军事防御工事的水源交到敌人手里，因此若作为军事要塞，无疑是兵家死地。如果此防御工事真的存在，其应该是一面临海，一面临江，海与江交汇于工事背后，工事靠前占住出口，方有生存可能。从文字看极尽夸张，但举国国力不过两万人，因此如果此塔真的存在，也只能是某领主依海傍江修建的城堡，其位置即使在埃及，也不可能是在今天的亚历山大港，而应是在开罗附近或再上游。类似徂葛尼的名字有很多，并非就是亚历山大。

加比亚省的塞易斯（Sais）也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但由图55，赛易斯仍在距今600年内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范围内，在距今8000-5000年前远在当时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也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点。因此塞易斯的历史亦不会超过距今700年。

图55 埃及塞易斯地区

莲花是上埃及的象征，而纸莎草是下埃及的象征，下埃及就是整个尼罗河三角洲。莎草纸是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600年前下埃及并无大片冲积土地，不具备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的条件，也不具备大规模种植纸莎草的条件。从耶元1400年再往前溯400-600年，也即耶元1000-800年左右，下埃及基本没有冲积土地，粮食和纸莎草的大规模种植更不可能。

澳洲考古队在考古学家孟非比塔（Manfred Bietak）领导之下，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区（Tell dl Daba Khatana-quntir），即圣经中的兰塞城考古，出土的陶器，经鉴别是青铜时期中期（Middle Bronze）的迦南式产品。这可能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埃及地找到了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直接证据，并找到以色列居民的墓地。考古遗址位置如图56。

图56 Quntir，《圣经》中的兰塞城

从兰塞城地理形成来看，其真实历史亦不会超过距今700-800年。换言之，《圣经》中记载的出埃及记时间应远在此之后。死海古卷如果亦有此记述，则同应是远在距今700-800年之后。

埃及的两个沉没港口城市，克诺珀斯（Canopus）和托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考古界认为这两座古城建造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大约1500年前，洪水和地震将两座城市淹没。埃及水下考古学家弗兰科·戈蒂奥（Franck Goddio）在19年前首次发现了沉没的赫拉克利翁，在水下找到了刻有铭文的石板，其上记录着从耶元前380年一直到耶元前362年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并且看到一座供奉着赫拉克斯勒雕塑的神庙，得以确认这里就是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只有持有许可证的考古学家和潜水爱好者才能进入沉没之城，所以这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每次都有新发现。在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找到了大批宝藏，黄金首饰、青铜硬币、神像雕塑、沉船碎片，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神庙，神庙还保存着石柱、神像，它们一半埋在海底约1米深的淤泥之中，一半露出泥土。一块出土于托尼斯－伊拉克利翁的完整石碑纪录了耶元前380年古埃及法老尼克塔尼布一世（Nectanebo I）的一项法令：“从‘希腊海’进口到托尼斯－伊拉克利翁的所有货物和在瑙克拉底斯进行的所有交易都要被征收10%的税，这笔收入将用于古埃及庙宇的修筑。”他们再用仪器将埋海底文物进行了彻底扫描，无论是水下可见的，还是埋在海底淤泥中的都在扫描范围内，结果一个古老建筑群被发现，包括皇宫、港口，以及许多船只、首饰和硬币。他们还原出一艘完整仪式用船的样貌，船上满载金币和青铜硬币。青铜硬币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26]。这两个水下遗址的位置见图57。

图57 克诺珀斯（Canopus，左）和托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右）

从图57可知，这两个沉没的城市是在目前已经定型的亚历山大港往东北约20公里阿布基尔的外海，因此其应该修建于目前尼罗河三角洲沿海的湖泊形成之后，湖泊的北岸形成海岸，才能成为这两个城市的地基，否则这两个城市之前只能建在海中。对比本文地图，这两个城市至少应建在图6之后，也即至少应建在耶元1650-1660年之后，距今不足369年。其石板上所刻耶元前380年一直到耶元前362年（考古界认定的时期）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应断代这些法老所处时代为耶元1300年以后。青铜硬币所指向的托勒密二世年代，比之前研判的时间又推迟了约150-200年。可以退步接受托勒密二世所铸钱币一直使用了200来年的假设。

从这两个城市的石碑石像等物体在海水中既无腐蚀又少海洋生物覆盖的情况来看，本文推断这两个城市修建历史距今不足369年是合理的。此外，城市修建后不一定是立刻沉入水中，而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沉入水中，因此沉入水中的时间可能距今不足200年甚至距今不足100年，可能作为生物覆盖少的解释理由。见图58。

图58 沉没的城市打捞工作

作为对比，可以看下中国海底文物。图59。

图59 丹东一号，100来年的甲午沉船经远舰

最后需要提一下罗塞塔石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耶元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自耶元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目前考古界确定罗塞塔碑制作于耶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见图60，罗塞塔碑。

图60 罗塞塔碑

罗塞塔（Rosetta）这块地初具冲积岛屿形状，其名字在本文是在耶元1570年图8中首次出现。

图61 罗塞塔石碑出土地点

从图61可知，罗塞塔石碑在目前尼罗河三角洲沿海的湖泊形成之后才可能出现。而这应该在图6之后，也即进一步确定为耶元1650年之后，罗塞塔碑的历史不会超过距今369年。正如黄忠平所研判的，罗塞塔石碑应属赝品。作为风化程度对比，可以看真正经过岁月留痕的中国的石鼓文。见图62。

图62 中国而师石鼓文，约耶元前375年

对罗塞塔石碑的材质来说，我们这里都不需要讨论它的风化程度，我们只需要看看它刻字的刀口。刀口颜色很浅，是石头内部材质的白色。没有刻字部分有石头外壳包浆。石头破开外皮，里面的石头是一个颜色，经过一定时间后，露在表面的里面石头的颜色，会逐渐变成跟外皮颜色相同。如果所刻字的颜色还是跟石头内质差不多，跟外皮相差巨大，那它的年代不可能很久。

“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就是走了错误方向，这应该是古埃及历史与地图所揭示信息完全对不上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可推导如下结论：

《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形而上学》《物理学》《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尼各马克伦理学》《158城邦制》《论灵魂》《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雅典政制》《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论美德和邪恶》《经济学》《修辞学》《诗学》《亚历山大修辞学》等作品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伊壁鸠鲁篇》《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斐多篇》《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政治家篇》《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飨宴篇》《斐德罗篇》《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高尔吉亚篇》《智者篇》《美诺篇》《会饮篇》《理想国》《蒂迈欧篇》《法律篇》等作品的作者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克堤拉斯篇》《政治家篇》《智士篇》《泰阿泰德篇》等作品的作者（后人整理）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而根据本文地图测算，亚历山大约为耶元1400年左右，因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应断代为耶元1300年以后。

《至大论》（天文集）13卷、《光学》5卷、《行星假说》2卷、《恒星之像》2卷、《占星四书》4卷、《平球论》、《体积论》，以及《地理学指南》8卷等著作的作者克劳狄斯·托勒密长期在亚历山大城生活，其时代属于托勒密王朝之后，所以应为耶元1400年之后，与托勒密地图的实际作者前后相差不到100年。由此可推之，耶元1295年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僧侣马克西莫斯（Maximus Planudes，1260-1310）从帝国大教堂的图书馆中，寻找到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的说法，在马克西莫斯的年代上也属历史的错误记录。即使今天的电脑信息时代，一个学者写一本开创性著作也需呕心沥血。在使用昂贵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时代，一个学者如何完成如此之多用白话文写的开创性的著作，原本不需考古，只需常识即可判断。

耶元4世纪的希腊数学家帕普斯(Pappus) 称古希腊几何学家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曾在亚历山大港跟《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得的学生学习过很长时间。普罗克洛斯提到过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 跟欧几里得的一段广为流传的对话， 前者问学习几何有无捷径，欧几里得答曰 “在几何中没有 ‘御道’ (royalroad)”。由此研判，欧几里得的年代亦为耶元1300年之后。希腊数学家帕普斯 (Pappus)的年代亦不可能是耶元4世纪，而在欧几里得的年代之后。

《平面图形的平衡或其重心》《抛物线求积》《论球和圆柱》《圆的度量》《论螺线》《论浮体》《圆锥体和椭球体》《数沙者》《平面图形的平衡或其重心》、《论球和圆柱》、《测圆术》、《论螺线》、《论浮体》、《方法论》、《十四巧板》的作者阿基米德被父亲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跟随欧几里得的学生埃拉托塞和卡农学习，因此亦在欧几里得年代之后。

（三）旧地图中两河流域的延伸研究

从图28到图38中波斯湾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两河流域作为冲积平原，波斯湾也在随着时间前溯而迅速北上，并在巴格达与巴比伦所在区域有一朝西凸出的海域。波斯湾与尼罗河谷有本质不同。尼罗河谷是尼罗河在平原上冲刷出来的，而波斯湾则是大陆分裂形成的天然海湾。如果再往前溯1万年，波斯湾作为大陆架之间的缝隙，将会更为深广，可参考现有波斯湾出海口约3000米的深度。本文前述，1万年以前海平面下降约15米，对波斯湾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在图38（耶元1154年）之前，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无法流向波斯湾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方陆地。

从本地图序列无法研判巴比伦城在耶元1154年之前是否存在。但可以对关于两河流域的文字史料及其内容进行断代。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书中，详细记录了幼发拉底河自北而南贯穿全城，空中花园和巴比塔均建在巴比伦城中。而巴比伦城位于波斯湾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陆地（否则就位于海湾中）。由此可研判希罗多德这部分记载远在耶元1154年之后。约耶元前634年-前562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幼发拉底河建成巴比伦城的护城河。由此可研判尼布甲尼撒二世应远在耶元1154年之后。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藏有一块未经焙烧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学界研判泥版大概属于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但上面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则是根据更早的地图摹绘的，见图63。

图63 巴比伦世界地图

图63上方三分之一是楔形文字，下方三分之二则是地图。地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里面那个圆，代表的是世界的中心区域，它的四周环绕着“盐海”，内层最上端有文字标明是“山地”，实际上是指现在土耳其南部山地，这里也是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自上而下，有两条平行线，代表幼发拉底河。与幼发拉底河交叉的长方形，则是巴比伦城。由幼发拉底河穿过巴比伦城可以研判，此巴比伦世界地图及其更早的地图根据，应在耶元1154年之后。19世纪中叶，由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古都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墓里的泥板图书馆中发掘出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耶元前2000年之前历史。泥板书的第五块中记述：“我造了个门，让幼发拉底河带它到尼普尔神庙”；第六块中记述：“他们在幼发拉底河洗了手，执手前行。在他们趋步于乌鲁克街道之时，乌鲁克人民聚集起来注视他们”；第十一块记述：“舒鲁帕克城——你知晓这个城市。这个[城镇]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这个古老的陈镇，诸神皆居于此”。见图64。

图64 两河流域上Nippur、Schuruppak、Uruk等位置

图64中，《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尼普尔（Nippur）、乌鲁克（Uruk）和舒鲁帕克城（Schuruppak）等地点均在图44中的波斯湾的海域中或其西南部陆地。耶元1154年之前，如果在海域中，则这些地点无法存在。如果在波斯湾西南部陆地，则不会有幼发拉底河经过这些地点。因此《吉尔伽美什史诗》泥板书应研判为远在耶元1154年之后。耶元1889一1900年, 美国宾州大学在古代苏美尔的尼普尔遗址进行了四次艰苦卓绝的发掘, 出土了约三千块泥板和残片，其中包括《尼普尔城邑图》泥板，经鉴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尼普尔城邑图》泥板上画的是古代苏美尔宗教文化中心尼普尔城的平面图，名称多用古老的苏美尔文标注，有很少几处用当时的阿卡德文标注。地图中尼普尔城西南以幼发拉底河为屏障（该图方位不是正南北，“北”方向大致在北偏东45度）。见图65。

图65 尼普尔城邑图

事实上，尼普尔城正位于图38的波斯湾海域上，其在耶元1154年之前存在的可能性极低。即使其存在，也处于下游水道高频变换的地域，尼普尔遗址出土的约三千块泥板和残片，其历史不会太久，否则必然被频繁更换的水道淹没。因此包括《尼普尔城邑图》泥板在内的所有这三千块泥板河残片，均应研判为远在耶元1154年之后。由此亦可研判，楔形文字及泥板书，应是远在耶元1154年之后两河流域的通用文字和书写工具。汉谟拉比建都巴比伦城，但在图38之前，巴比伦城如果存在，也是被波斯湾包围，压制在波斯湾西南部一小块区域，远离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不利于控制和耕种两河流域。因此汉谟拉比建都巴比伦城的时间亦可考虑在耶元1154年之后更为合理。汉谟拉比法典第二条规定以当事人在河中是否淹死作为判案根据，法典虽未明写是幼发拉底河，但其它不少记述认定为幼发拉底河，则断代在耶元1154年之后就容易解释。《圣经》在创世纪中记载“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Pishon，就是环绕Havilah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第二道河名叫Gihon，就是环绕Cush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Tigris，流在Assyria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Euphrates。”第三道与第四道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由于再前会被波斯湾进一步入侵，因此历史上给两河流域有四条河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图32（耶元1635）、图33（耶元1570）与图36（耶元1432-1450）是仅有的时间窗口。图41已经有五条河了，因此出现四条河的时间应在耶元1432-1450年之后。Gihon河之南幼发拉底河之北有城名Cuse，此应即Cush地。因此《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应该就是两河流域，而不是中国的四川或云南。由地图揭示的时间窗口，《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应是耶元1432-1450年之后。死海古卷如果亦有此记述，则同应是耶元1432-1450年之后。

三 埃及旧地图的异动辨析

由于欧洲对待历史资料的严肃性不够，其根据需要而随时修改相关档案，这对本文研判相关地图的有效性带来一定困难。但由于地图上的信息点众多、历史和逻辑脉络相互交织，修改者又有不同的风格和诉求，因此很难修改得天衣无缝。所以通常来说对有修改信息乃至错误断代的历史地图，我们仍然可能恢复其历史原状。下面分析几例被本文认定为断代错误的地图。

1、al-Idrisi世界地图的1450年抄本

图38是al-Idrisi世界地图（耶元1154年）的1325年抄本，下图66是al-Idrisi世界地图的1450年抄本。

图66 al-Idrisi世界地图的1450年抄本

对比图38和图66，图66把图38中尼罗河出海口改画为凸出平原，直通大马士革的红海东北分支改画为连通阿拉伯海的红海，波斯湾向西南扭头的标志被去掉。这三个关键信息的抹除，使得1450年抄本第一体现不出当时欧洲人向南探索的边界；第二由于缺乏回头向南的标志，也就分析不出波斯湾向北究竟到了哪个地方，更研判不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否会被波斯湾拦截而无法流往西南陆地；第三也就会被尼罗河三角洲的形状误导。图66缺乏对历史的尊重，其竟然按照复制时的地理状况来改写数百年前的地图，这种轻率亦夸大了其复制年代。按尼罗河出海口凸出程度来研判，图66的复制年代应在图6（耶元1600-1667）之后。

2、耶元1296-1300年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及Portolano海图断代

    Opicinusde Canistris（耶元1296-1354年）是一位意大利牧师、作家、神秘主义者和制图师，他创作了许多不寻常的作品和奇妙的宇宙学图表。他的作品多年来一直未被发现，因为大部分是在他精神病期间创作的，最近被破译，使他成为精神病理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地图于二十世纪早期在梵蒂冈图书馆重新发现。见图67。

图67 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

图67是约在耶元1296-1300年间完成的Opicinus de Canistris世界地图。图67看起来很怪诞，作者根据地图上的地理形状绘制成人物，看起来比较原始古朴。同样意外地，在尼罗河出海口处，图64绘制成了凸向大海的平原。图67的图形杂乱无章，俨然是精神病患者错乱的作品，那么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偶然而随机为之呢？从图67上看，染色部分有图案，但被留白部分遮挡了，例如染色部分的右上角只露出了小半张脸。因此这张图亦被修改过。但更重要的是在貌似杂乱无章图形后面，是近代工业级的高精度。图67的白色轮廓线就是地中海及其以北的地图。对比2019年9月14日谷歌地图的图14。图67与图14的地图在各种细节，乃至各种岛屿的大小、地形的微小起伏、局部地形的弧度、整体地形的走向等各方面均几乎完全一致。其精度超过了本文所列的所有Portolano海图，亦超过了耶元1700年左右的大陆地图。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是20世纪早期在梵蒂冈图书馆重新发现，之前并无传承记载。综合起来研判，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制作于耶元1700年之后，或者耶元1700年之后在原版地图之上进行了彻底性的大幅修改（本文不能确定原版地图是否为Opicinusde Canistris所制作，亦无法对原版地图进行断代）。事实上，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在绘制者模仿精神病患者错乱绘制的表象之下，已经达到了近代工业级精度，这种精度固然不能与谷歌地图相比，但一直到耶元1800年之后，精度能够与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相比的地图亦是凤毛麟角。考虑到绘制者在模仿精神病患者而可能故意降低精度，因此绘制者所掌握的真正精度还会更高，那么此世界地图的绘制或大改与其重新发现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自然地，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上的尼罗河出海口就是凸向海面的平原。作为一直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而未曾外流的地图，为何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错误，本文研判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将精神病人包装为不世出的天才，在西方具有悠久传统。

与图67极其相似的还有众多的Portolano海图。前文已述Portolano海图进化过程是连续的、清晰的，不存在Nordenskióld所以为的存在“失落文明”的可能。Nordenskióld所指证14世纪初的Portolano海图和16世纪的Portolano海图没有发展迹象而仅是彼此的拷贝，这种说法只能针对部分Portolano海图。而对于彼此拷贝的部分Portolano海图，其有四个重要特征：（1）不同时代的海图彼此拷贝，没有发展迹象；（2）海图地中海部分的精度极高，远超同时代的涉官方（即官方机构人员绘制、或应官方机构要求而绘制、或为献给官方机构而绘制的）地图，直逼图64；（3）海图作者不明、或传承不明、或中途遗失后重新发现、或在近代突然发现；（4）图中尼罗河出海口均凸向大海。目前来看，尚未发现图13、17（耶元1432年）之前涉官方、作者明确、体现当时时代特点的精度、但尼罗河出海口却凸向大海的地图（包括Portolano海图）。对Portolano海图的辨析标准同样适用于非地图的文字类文献。例如（1）文献作者不明、或传承不明、或中途遗失后重新发现、或在近代突然发现；（2）文献中多处出现与其地图年代不合的地理特征；（3）这些地理特征与文献记录时间的联系是孤证；（4）这些地理特征指向共同的另一地图年代。则此类非地图的文字类文献，就应重新断代为另一地图年代。图13、17之前凡有涉官方的地图，精度都能体现当时时代较为落后的绘制水平，尼罗河出海口都为海湾。而从所有地图来看（即包括断代错误的地图和海图），尼罗河出海口的凸出程度与地中海地图的精度均呈完全正相关关系。凡是尼罗河出海口为海湾的，地图绘制质量就差；凡是尼罗河出海口为凸出平原的，地图绘制质量就高。而如果尼罗河出海口为海湾的情况系由地图绘制误差所致，那么耶元1432年前精度较低的涉官方地图应随机出现尼罗河出海口为凸出平原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以下分析几个例子。

对比图21（耶元1321年）与其它版本的PietroVescont世界地图（www.henry-davis.com提供），如图68[27]。

图68 PietroVesconte’s World Maps, 1321, from Marino Sanudo’s Liber secretorumfidelium crusis (oriented with East at the top)

图68把图21中尼罗河海湾修改成了一个凸向海面的平原，从而产生误导。

再看学界断代为耶元1339年的Dulcert Portolano海图。如图69：

图69 Dulcert Portolano

首先，Angelino Dulcert的具体生卒年月及生平史料不详，现代学者推测其为热那亚共和国人，或因家族生意移居加泰罗尼亚的马略卡岛。其次Dulcert Portolano的精度超过了图13、图17，图13、图17中存在的西班牙正对的北非海岸缺乏弧度、意大利半岛西边的两个岛屿过大、意大利半岛正对的北非海岸凹槽形状失真、土耳其线条缺乏弧度等问题在图69中已经不存在。因此其应该在图13（耶元1432年）之后。尼罗河出海口凸出平原恰好与其高精度对应，证明了图69不可能是耶元1339年。

继续看学界定为耶元1457年Mappa Mundi，也被称为Portolano 1号，这张椭圆形地图来自de’ Medici’s在Bibliotheca图书馆的收藏，体现了15世纪最重要的地图表现形式之一。这幅作品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457年。如图70。

图70 Portolano 1

首先，图70的作者亦不详。其次图70中尼罗河三角洲略凸出海面，两河流域部分只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条河流相汇于波斯湾，其地理形态与图7和图31（图7和图31为同一张图的局部，耶元1635年）极为接近，本文倾向于其为耶元1635年左右的地图。不过Portolano海图的问题是，地中海以外其它部分的精确度很有限，两河流域的绘制仅供参考，不能作为铁证。但是尼罗河出海口的形状与地中海精度以及两河流域地理是完全匹配的。

最后来看著名的FraMauro地图。Fra Mauro地图是威尼斯Marciana图书馆保存的最珍贵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Fra Mauro地图是由威尼斯共和国的天主教修士、地图学家FraMauro于耶元1459年前完成的地图，被认为是“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见图71。

图71 威尼斯Marciana图书馆Fra Mauro Map

首先，Fra Mauro的工作室作了本地图的两个版本，一张地图送往威尼斯政府，这张地图被“重新发现”在穆拉诺的圣迈克尔修道院。另一个版本至少在1494年之前一直保存在圣乔治城堡的皇宫里，但之后的某个时候，地图消失了。1804年，英国制图师威廉·弗雷泽在威尼斯版本上完整地复制了这张地图。弗雷泽复制品目前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展出。许多在Fra Mauro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来源并不清楚，因为在这一时期保存的其他西方地图或手稿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信息。其次，图71中的尼罗河出海口亦是向海面的凸出平原，这与其所在年代耶元1457年冲突。从本文论述逻辑，耶元1457年地图的尼罗河出海口最多与海岸线相平，不应该有如此大幅度的凸向海洋。再仔细研究图71，可以看到图71的绘制极其精确，远超其它Portolano海图。与图67的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相比，Fra Mauro Map的北非海岸线略过于平坦、意大利半岛根部略过粗、意大利半岛下方的三个岛屿略过大、土耳其半岛北部的根部过于平坦，但总体来说精度极高。当然，与Fra Mauro Map一比较，可以知道本文对Opicinus deCanistris World Map“近代工业级精度”的评价是不过誉的。从图28到图38中波斯湾的演化，再来对比图71Fra Mauro Map的波斯湾中两河交汇后阿拉伯河的长度，其应当远在图31（耶元1650-1660年地图）之后，而不是学界对Fra Mauro Map断代的耶元1457年。综合Fra Mauro Map的重新发现、尼罗河出海口的形状、地图高精度、地理信息来源不清和波斯湾演化证据，可以确定Fra Mauro Map是远在耶元1650-1660年之后的地图。从其高精度来看，其极其接近近代，可能体现的是其重新发现时的地理。

3、后期地图作者对古地图的恢复

    还有一种地图异常情况，即地图作者自己研究和绘制之前的古地图，此时古地图所表达的时代特征，就远远早于地图作者的年代。作者在地图上对此予以说明。本来既然作者已经对古地图恢复工作进行说明，不应加入本文的“异动辨析”，但考虑到一些读者对研究工作不熟悉，看不明白作者的说明，所以搁在这里辨析。

图72 Daniel Keller. Asiae nova descriptio (Antwerpen, 1590)

    图72是耶元1590年地图，图中尼罗河出海口部分成海峡，与地图成图年代有差异。问题是对地图还有一段介绍：Weitere Informationen: Dieses Bild kann kleinere Mängel aufweisen, da es sich um ein historisches Bild oder ein Reportagebild handelt.翻译为中文是：“这幅画可能有一些小缺点，因为它是历史画或报告文学画”。因此这是一张作者采用了历史数据的地图。

图73 Described in the book’s advertisement as “a new Map of Greece, and of the Countries known to the ancient Greeks about the Time of the Trojan War; their ancient Names, and first Inhabitants, with a Draught of the Voyages of Menelaus and Ulysses.”

    图73是耶元1735年的大希腊地图，尼罗河三角洲成为了海湾。但是作者已经说明，这是作者绘制的描述特洛伊时代（耶元前1194-1184）的地图。这张地图应该还太过保守，但作者跟本文的基本观点显然完全一致。

图74 Cropped Map of Ancient Egypt and Sinus_Arabicus ( now the Red sea )

    图74是耶元1766年的埃及地图。尼罗河出海口略有凸出，但基本是平的，与时代不合。不过看地图名称即可知道：这是作者描绘古代埃及（Ancient Egypt）的地图。

图75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Identifier: abhandlungenderk1858deut

    图75是耶元1858年地图，尼罗河出海口又平了。但是看地图左下方文字标志：Ptolemaeus，因此这是一张作者对托勒密地图进行恢复的地图。

图76 Egypt and Nubia according to Strabo, cropped from his reconstructed World Map.

    图76是耶元1861年的埃及地图，尼罗河出海口又平了。但是在地图名称上就已经标注是作者“reconstructed”的地图。reconstructed是重新构建，而不是说更新“renew”。重新构建的含义是为着某种目的改变现有数据而构建出能说明此问题的另一数据。这又是一张复古图。

    地图的因素很多，例如有的地图在网站上标注为同一作者，但是地图内容却有差异。事实上仔细一看地图中标注的作者，就完全不同，等等。这几张具有清晰说明的“异动图”，再次强有力地证明了本文论点。

4、新旧版本混合成同一本书导致年代混乱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本书中，地图有多个版本，在其中较新版本中出现了尼罗河出海口等区域在较迟时间的图像，但是整本书却按照旧版本的时间来断代，导致相关地理图像出现异常。例如本文之前提供了Arabe 2221抄本中 Al-Idrisi的圆形世界地图，指出地图中尼罗河出海口同样是海湾。但又有读者提出异议，认为“该 Arabe 2221抄本里明确就有一幅尼罗河三角洲地图。其上描绘了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灯塔、马留提斯湖、廷尼斯湖、拉希德、杜姆亚特等诸多三角洲城镇皆赫然在列”。见下图77。

图77 Al-Idrisi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图

    以下Konrad Miller的现代摹本能看得更清楚：

图78 Al-Idrisi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图的Konrad Miller现代摹本

  并且读者将Arabe 2221抄本里面的几幅分散的地图拼成了一幅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图79：

图79 Arabe 2221抄本拼图

    Arabe 2221抄本拼起来的图形，其为上南下北，尼罗河三角洲在图最下方。整幅图的地形与本文之前图66的al-Idrisi世界地图的1450年抄本地形相似。

图66 al-Idrisi世界地图的1450年抄本

    上图79和图66中尼罗河三角洲均大幅度突出向大海延伸出去，并无海湾。所以该读者认为Arabe 2221抄本中反映的耶元1154年尼罗河出海口地图中，已经有显著突出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亚历山大灯塔等建筑。

    但是，出现这种反常的原因，是因为Arabe 2221抄本中杂糅了不同版本的地图，而这个读者拼出来的地图恰恰就是后来的新版地图。证据如下：

    Arabe 2221抄本的耶元1154年圆形世界地图中不存在红海，只有波斯湾。见图80：

图80 Arabe 2221抄本中Al-Idrisi的耶元1154年圆形世界地图

    那么现在本文要问：**同一个人写的同一本书，为什么在完整的图形上缺了红海那么大一个海，而拼图上却能拼出来这个海？这可能吗？**我们可以理解完整的图形与拼图，在局部细节上存在偏差，因为毕竟是手工绘制。但是红海那么巨大，怎么可能在拼图上有却在完整的图形上丢失？并且这完整的图形是在整本厚达700来页的书的第六页和第七页（不算封面和无字页），**这是一幅对全书进行开宗明义总括的全图，却丢失了红海，可能吗？**唯一的答案是，**MS Arabe 2221抄本中的全图，与后面的拼图乃至部分文字，原本就不是一本书的，而是不同时代、不同版本收罗到一本书上的。**西方早期的地图上不知道有红海，或者说不知道红海这么靠近地中海，是很正常的事。如图81：

图81 耶元1300年Hereford_Mappa_Mundi地图

    图81 不是一张随便的野图。它是耶元1300年Hereford_Mappa_Mundi地图（Mappa Mundi是英国独特的遗产，它是中世纪世界的杰出财富，记录了13世纪学者如何用精神和地理术语解释世界，地图上有作者的名字“Richard ofHaldingham or Lafford”。研究表明，这幅地图的制作日期大约为耶元1300年。中世纪手稿的权威人物Christopher de Hamel这样评价《Mappa Mundi》：“这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幅无与伦比的最重要、最著名的中世纪地图、最杰出的插图英国手稿、当然也是现存最伟大的十三世纪画稿”。这张地图上认为红海是跟波斯湾一块的，离地中海则很远。再看图82：

图82 耶元1452年Giovanni Leardo Mappa mundi地图

    图82也不是野路子的地图，这是美国地理学会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图书馆馆藏中年代最久的世界地图，被视为中世纪西半球世界地图的典范。图82中，直到耶元1452年，欧洲人的地图上还认为红海跟波斯湾一块，跟地中海十万八千里远。图82中那个红色的红海是后来添加的。图82中的波斯湾显然过大，其事实上由图81中的波斯湾和红海涂改而成，由于合并了图81中的波斯湾和红海，所以特别粗大。然后再另外用红色颜料补绘红海。见从图82中截取出来的图83（原图是上东下西，为方便看图上标注，所以图83恢复原图方向）：

图83 耶元1452年Giovanni Leardo Mappa mundi地图截图（上东下西）

    图83中，其它建筑如建筑1、2均以水域为背景，保持了建筑的完整。但是红海却把建筑3及其周围的建筑都覆盖了，这也是后续修改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建筑1最为宏大，但却是中国风格的飞檐翘角。再根据本公众号另一文章中关于大明宫图与圆明园关系的阐述，图83的建筑风格正是来自中国。

    因此直到耶元1452年，西方人还不知道红海和地中海能生在一块，他们认为红海跟波斯湾是搁一块的。因此如果地图真是Idrisi绘制的，那么图中没有红海或者红海远离地中海而跟波斯湾搁一块是正常的，搞成图79那个逼近地中海的红海是不正常的。

    由当时西方对红海的认识水平，以及同一本MS Arabe 2221抄本中作为前几页极为重要的系统总图，比后面零散拼图少了红海这一巨大地理标识来研判，MS Arabe 2221抄本中，只有前几页的总图可能是当时真正的抄本，而其它图是后来添加的。并且添加的年代从图83来看，极大可能是耶元1452年之后。西方地图的真正飞跃，是耶元1460年以后的托勒密地图。

    我们再看Idrisi的文字内容。Idrisi的著作中提到了早期地理学家包括八世纪的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但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说：“从巴士拉至阿巴丹为12法尔萨赫，再至海舍巴特（Al Khashabat）为2法尔萨赫，以后，则为海路。海的右岸属阿拉伯人，海的左岸属波斯人”。这个地理描述中，波斯湾在巴士拉南。问题在于，耶元1570年的时候，波斯湾还远远延伸到在巴士拉北面。见图84：

图84 Abraham Ortelius（西元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

    图84是Flemish地理学家和学者AbrahamOrtelius（耶元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地图集。这张土耳其帝国地图创建于1570年，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所有地图中最著名的。图中巴士拉在波斯湾中游左右位置。波斯湾是随着泥沙淤积而逐渐朝南退的。因此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说波斯湾在巴士拉之南，说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真正的年代是在本地图之后，也就是耶元1570年之后。Idrisi著作的文字部分讲述了本·胡尔达兹比赫，当然更在耶元1570年之后。

四 总结

    西方对待历史资料缺乏严肃性，有不少地图是采用旧地图载体来改写新信息，或者地图本身就断代错误。地图尚且轻率修改，文字资料殊不足论。例如本文前述对同一金字塔，西方差不多每隔一百年就把金字塔的历史延长一千年。此外冲积区的河流分支经常改道，如尼罗河三角洲北部边缘虽然经过挖湖造陆，但至今大部分的海拔还在1-2米以下，可见即使亚历山大港成型之后，这些边缘部分亦免不了时常会发生地基下沉断开、再次沉积或再次挖湖造陆三者的反复循环，这体现在图5-图9中，一些细长的边缘反复连接和断开的细节上。与此同时，当时地图测绘水平亦不如今天精确。这些都会给旧地图的梳理带来干扰。但是，哪怕是被反复修改过的旧地图，亦承载了远比随机数更多的信息。即便如此，使用“连续量变+质变的双重校正”的方法，仍旧可以梳理出旧地图的清晰脉络。

本文至少可以从八个方面来保证其有效信息。一是所采取地图均为世界著名地图；二是几十幅地图构成连续演变，避免了单一地图可能出现的较大绘制误差；三是尼罗河出海口是凸向大海的冲积平原，还是嵌入陆地海湾的海水和岛屿，在地图绘制中非常清楚，两种地貌没有混淆的可能；四是图15中Pharos岛明确标注了其远离海岸线，这说明从2019年回溯到约耶元1460年的过程中，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岸线大幅向后退缩是真实演化过程，而不是地图绘制的偏差；五是图15中的Pharos附近的几个岛屿清晰地解释了现有亚历山大港防沙堤的形成过程，这几个岛屿在其它地图中都没有出现，因此是弥足珍贵的信息；六是图17为尼罗河海湾的局部放大图，标注出了海湾中yoro、butos等各个冲积岛屿的名字，并且还以众多的小点来画出了浅水区。地图绘制者刻意制作尼罗河海湾的局部放大图以标注海湾的各个细节，充分体现了地图绘制者对这个地区极其熟稔并作了大量的细节测绘工作，不存在把向大海凸出的冲积平原错误绘制为海湾的可能；七是波斯湾地图44中，波斯湾明确往北再往西南方掉头回转形成标志性地图，并与其它多幅地图构成连续量变过程；八是涉官方地图中，尼罗河出海口的形状与所有地图（包括断代错误的地图）的地中海精度呈完全正相关关系，海湾对应低精度，凸出平原对应高精度。没有低精度涉官方地图对应出海口为凸出平原的情况。尼罗河与两河流域冲积进度，是欧洲地图的天然漏刻，是两座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时钟，可以用于对地图较为精确的断代。而本文第三部分，则是关于一般性地图或非地图性文字资料的辨析和断代原则。

尼罗河三角洲和两河流域考古使用了各种现代先进科技例如C14技术，但是测得的结果严重违反常识和地图档案记录，问题何在，值得深思。科技本身只是工具，工具是中性的，但是如何保证使用工具的学术共同体也是中性的，这拷问着所有学者的灵魂，也教育着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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