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顽童」李安的困惑_风闻

　　作者 / 耿凌波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开讲时，美国已经临近午夜，顶着12小时时差，李安如约上线，屏幕上的他穿着旧的蓝衬衫，头发已经花白了，显得有些憔悴，尽管如此，面对现场频频抛出的“一个导演应该具备怎样的专业知识？”“你对自己作品中的父亲有什么新解读吗？”等基础问题，他依然耐心、认真作答。

　　这是北京电影节首次开设大师班，也恰好是李安从影第三十个年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李安只能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与观众交流，但现场依然人头窜动，还有更多影迷聚集在网络上，实时关注着这场分享会的进程。两个小时的交流中，李安围绕“东方表达与数字技术”的主题，讲述了他执导筒多年的创作体悟，分享了他理解的技术形式与艺术表达的关系，同时也回应了对电影改革的看法。

　　疫情加速行业变革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电影业都受到不小冲击，在李安看来，电影业要恢复，局势上非常困难，生意上也是。

　　他所在的制作端，也能感受到拍摄受到影响，“我们拍片的话，几百个人要到处跑来跑去，但是现在这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放映端承受的打击则是分层的，“高端的影院可能会有生意，就是说你有特别好的银幕，特别好的放映条件，这样的还可以生存，一般的影院就比较困难。”

　　同时大家还普遍面对的一个冲击，就是流媒体对观众的分流，“疫情期间观众一直在家里看电影，他养成习惯以后，再回去影院是很扭转的”，李安坦言。

　　正因如此，他表示，疫情或许会加速电影改革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流媒体）看电影的方式更方便，也会更流行”，但电影从业者也没必要恐慌，李安建议大家放平心态、接受挑战。“谁也做不到，逼着观众进入电影院，你只能给他诱因，让他感觉值得进电影院。”

　　“如果你做的东西和他在家里看的一样，甚至还没有那个好的话，你就不能怪观众宅在家里。创作者只有自己努力，努力创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创造在平台、在家里没办法体验的内容，当电影可以做到比真的东西还真的时候，那可能它的这种方式就会被革命性的改变”，而观众也可能重回电影院。

　　现场他提出假设，“未来很多年轻朋友再拍电影，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一个景这么拍，可能要接近动画，又可能会更真实。”而这样的行业背景下，也更显得李安一直以来在技术上的探索已然迫在眉睫。

　　技术让电影表达更自由

　　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始尝试3D技术，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首次应用4K、120帧，李安就被贴上了“技术控”的标签，但在他自己看来，“我其实对科技一点都不熟，电话我只会打出去，其它的什么都不会”，他将自己定义为“老式电影拍摄者”，追求新技术，只是为了让电影在表达上更自由。

　　比如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遇到哲学上的思考不知如何突破，于是就有想到了利用3D来增加一个视角空间，突破想要表达的题材，“我知道电影必须要靠媒体才能把内心世界将心比心地传达给观众，不管这个媒体是绘画、文字、胶片、数码，立体的还是平面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就是你的依靠”。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让观众看到更多。用李安的话来说，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电影美学标准的建立。与传统影像相比，应用了新技术的影像会更加清晰，观众对信息的要求也会更加丰厚，随之，对演员的表演、艺术的层次、拍摄的方式等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过去遵循西方戏剧所诞生的“三幕戏”的叙事方式下，演员的表演会相对夸张一些，立体感的呈现，是依靠灯光、摄影、道具、化妆等外在形式综合作用下呈现出来的；

　　而应用的新技术的银幕，观众看得更真切，则要求演员的表演方式也必须更精致、更含蓄，光有一个故事去表达出来还不够。角色的内心世界、他的冲突，都要能够一层一层透过表演表达出来，甚至是演员在无意识的状态里透露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也需要摄影师捕捉下来。

　　但当主持人问道：未来拍电影是否会优先考虑技术？李安当即给出了否定的回复，“还是看我想表达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数码也好、影视也好，它都是一种媒介。你怎么表达内心的景观，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这才是重要的。”

　　同时，李安也坦言，对于新技术的探索，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自从接触数码和3D以后，我整个人对世界影像的解析，整个心理过程需要一个调试。开始的时候很难做，过程中也曾受过很多的打击。”

　　大师班现场，李安提到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很糟糕，因为我依靠的媒体，等于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和少年派没有什么差别，和一个老虎在小舟上漂流，很恐惧的感觉。”

　　而除却这些拍摄过程中特别具象的困难，李安还要面对来自电影工业界和观影文化的阻力，“电影工业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要颠覆非常困难，一个人是扭不过机器的，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所以有时候吃了很多暗亏，很多血泪往肚子里装，很难和人家讲为什么走不通，为什么会拍摄变成那个样子”。

　　尽管如此，他表示依然会坚持下去，“现在，等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用10年拍了两部，后面还有计划，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去研发这种东西，因为现在，从我脑子里面的影像来看，（应用新技术的）电影已经是这么回事了”。

　　电影越拍越困惑才越有意思

　　众所周知，李安是一个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地特别好的导演，现场他也分享了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我个人感觉在东方，尤其是东亚这一块，之前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敬畏天地、尊重团体，人会思考怎样能融入这样的社会，怎样能有序地生存，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东方是非常讲意境的，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有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

　　“而西方可能和他们的游牧民族有关，征服性、侵略性比较强，个人想决定怎么改变世界。尤其是美国，是一个新大陆，在建国的时候，就把个人的意志放在很前面”。

　　因此，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吃一点亏，因为他们的故事有冲突，结构有一定起承转合，全世界也看得非常习惯。现在讲我们东方要怎么样融入或者改变它，我觉得新技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怎么把我们习惯的、我们擅长的东西，比如意境、似有似无的结构，还有崇敬天地的感觉表达出来，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但在面向全球市场的同时，李安也曾面对着无数挑战：

　　我开始拍片的时候，资金都不大，虽然是美国片、英国片，但也算不上特别好莱坞，所以自由度也还可以。但在我拍完《卧虎藏龙》以后，算真的进入了好莱坞。这个时候就会面对比较多观众，而他的观影习惯、观影特点，也都需要去注意，常常会出现，跟你心里想表达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情况，你要去调和，但那个过程不太容易。

　　电影《卧虎藏龙》剧照

　　尤其现在好莱坞的工业体系越来越成熟，观众会给你很多意见，这个真的很难应付。关于你应该怎么样拍电影这件事，常常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那个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困惑。

　　尽管，像李安这样，用西方的电影语言讲述东方哲学意味的故事，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但他却总能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或许是因为，做电影的人都有一个“杀手本能”，“我也常常会胆怯，只是那个害怕程度没有那个渴望去做、放手去做的那种心理那么强烈”。

　　因此，李安逐渐领会了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下的生存法则，“你身处这个电影工业当中，不用类型根本没办法和人家沟通。毕竟电影工业已经存在了100年的时间，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包括类型、表达，它都有一个格式在里面，你的电影也很容易归纳到这个格式里面”。

　　除此之外，还要学会考虑观众的观影习惯，他们对各种类型有不同的体会，心理活动也会有不同的轨道，在电影的两个小时里面，你要保证只有一个叙事性，把旁边不相干的东西除掉，让它单纯一点，这样观众才能够跟随你的故事，去做一个情感的启发。

　　这正应了李安自己对电影的理解，“电影不是在说人生该怎么样，而是把这些东西用电影的形式诚恳地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体验、共同交流、启发思路。”正因如此，李安觉得：“我的电影越拍越困惑，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