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提酒桌文化了，你们酒桌配不上文化_风闻

　　前段时间，茅台前董事长，在某节目中对年轻人不喝酒发现了另外的看法。

　　他表述，“年轻人不喝茅台酒，那是还没到时候，20多岁还在玩，小孩子不懂事，不晓得需要好酒喝。”

　　一副长者教训晚辈的姿态令人咋舌。

　　此话一出，顿时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酒桌文化这个话题，大家实在是太有同感了。

　　茅台前董事长话里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不喝茅台，是因为我们不成熟。

　　但其实大多数年轻人不喝茅台，是因为对一些酒桌上的陋习深恶痛绝。

　　**没有在酒局后呕吐的人，不足以聊人生，**这恐怕是每个职场人最深刻的痛苦。

　　“我干了，你随意”、“感情深，一口闷”，每当这种带着某种威胁的杀伤性语言使出来，就算滴酒不沾的人，也得咬着牙，忍着痛，把酒灌进喉咙。

　　越是喝到不省人事，越是喝到丑态百出，这酒局就越是成功，越是圆满。

　　几天前，有一则“新员工不喝酒被扇耳光”的新闻登上热搜。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小杨参加了校园招聘，顺利入职了北京的一家银行。

　　刚参加工作的小杨，很快就迎来了公司的第一次聚餐，既然是聚餐，少不了同事间的相互敬酒。

　　小杨提前跟领导报备了，自己不能喝酒，席间也一直以饮料代替。

　　但是在聚餐时，小杨因为没喝“A角”敬的酒，某领导走到杨某面前，直接一巴掌扇过去，并一口一个“你妈X”地谩骂小杨。

　　更让人感到不适的是，聚餐房间内还发生了摔酒杯砸桌子、对女同事动手动脚的情况，甚至招来了警察。

　　澎湃新闻也曾报道，26岁的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史国平，在参加完导师组织的聚餐后倒在宿舍，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当晚聚餐菜单显示，5桌师生，消费了13瓶白酒。

　　据家属说法，史国平不喝白酒，而这次他喝下的白酒超过半斤，老师不但未制止学生饮酒，反而劝酒。

　　类似的经历，哪个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呢？

　　酒与政治以及权力密不可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产生一定的酒桌文化，本身无可厚非。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记录70年代“破冰之旅”：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来祝酒。那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谁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爆炸。

　　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25杯茅台，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他带着烈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曾是种‘灵丹妙药’。”

　　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商家的推波助澜下，某些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左右，那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30元左右，15元/瓶-40元/瓶是当时中高档政商务白酒的标准线。

　　在计划经济随后继续向市场经济跃进。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1990年出乎意料地展露出全民商业化的面貌，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

　　在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在政治和商业场合上，对酒的需求急速增加。

　　而白酒市场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在1990年-1998年迎来了产能大爆发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不愁卖”的年代，以产量论英雄。经历过1993年第四次大规模扩建，古井原酒产能达4万吨，位居全国第一，时人称为“古老大”。

　　1995年，泸州老窖凭借规模优势实现发展反超，在当时的上市白酒企业中营收排第一，人称“茅五泸”。

　　但那一年，真正的白酒冠军应该是五粮液，营业收入迈过10亿大关。

　　到1998年时，五粮液第四次提价，价格直接越过茅台，与茅台并坐上高端白酒品牌垄断地位。

　　整个繁荣的白酒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务消费带动的。

　　因为酒充当了官场和商场关系运作的一种润滑剂，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

　　在基层挂过职，写出《中县干部》的冯军旗说道，“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如果你不参加任何一个酒局，那么你势必会被排斥在圈子之外，很难融入这个群体。”

　　广州前汽车办的官员，一次跟人聊起京城攻关“历险记”：在贵宾楼请吃饭，到结账时，身上3万额度的信用卡愣是给刷爆了，赶紧召来广州驻京办的同事救急。

　　3万的卡消费的主要是什么不言而喻。

　　过度消费高度白酒，在市场经济的草莽时代，成为中国混乱的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

　　广州能成为中国新的底特律汽车之城，贵宾楼那一瓶瓶高档白酒也功不可没。

　　**落马的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就酷爱喝酒，而且只喝年份茅台。

　　每当有酒局时，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饭局结束后，箱子里往往还剩几瓶没有开封的酒。这时，王晓光会交代，把没喝完的酒放汽车后备箱，然后被运回王晓光家中。

　　日积月累，王晓光攒到的好酒越来越多。更不用谈时常宾客盈门，他们都会带着好酒过来。

　　由此，王晓光做起了卖酒的无本生意。他给相关机构与企业打招呼，办了四张酒类专卖证书，在贵阳开了四家名酒专卖店。

　　他亲自负责“货源”，由家人进行销售。名酒专卖店生意清淡时，他还授意下属去自家店采购。王晓光边收边卖，将巨额利益收入囊中。

　　报道称，“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他老婆将家中上百瓶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据估计，这段时间王晓光夫妇倒掉的白酒价值数十万。”

　　前些年，国家尚未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至于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现象特别严重，群众办事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到15天。

　　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

　　比如他跑去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

　　由于他是民盟成员，人头熟，经过多方打点，请吃请喝，跑了4个多月终于盖完了章。

　　而他的一个朋友就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在某些地方，有了酒瓶子，你离印把子就近一点。

　　在那时的中国，某些地方政府不少重点项目，或多或少都是由一瓶瓶XO或茅台砸出来的。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

　　领导也理由十足：“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私企一样有这些问题。

　　“业绩是一杯杯酒闷出来的，升迁是一次次呕吐换来的。”这已经成了职场常态。

　　酒桌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阶级世界，上下级关系泾渭分明。

　　求人者需要故作一番忸怩的姿态，深谙此道的演员们，不光要表现出外表的豪迈，还要给人看出内里的强撑，只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痛饮这一杯。

　　最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亮出杯底，然后踉跄几步，言语含糊。

　　这中间，每一个狼狈的表演都将引起围观者的喝彩，酒桌的气氛在表演者滑进桌底的过程中，在表演者瘫倒那一刻，到达顶点，也引来权力持有者的开怀。

　　通过对身体的自虐，“指鹿为马”式的服从，来明确上下级关系，分清谁帮谁，谁求谁。

　　简单来说，就是服从性测试，需要表演者以自残表忠心。

　　更为繁琐的是喝酒的程序和礼仪。

　　在山东，喝酒时，宾主、长幼之分是不能马虎的。

　　酒桌上称主人为“东家”，坐在主人右手边的是“主宾”，左手边的是“次宾”；相对应的，右面挨着主宾的是“副主陪”，左面挨着次宾的叫“次陪”。

　　宾主落座，开始倒酒。第一杯酒当然要由主人带领大家喝。主人一般要有一个开场白，客套一番，然定个标准。就是说这杯酒要分几次喝完。

　　接下来，该轮到主陪发言了。同样是客套一番，说一番敬酒词，领众人喝酒。

　　最后，客人还要轮番敬主人，敬主宾。说话和步骤，都有讲究。

　　在电影《别叫我酒神》中，宋晓峰饰演的客人，被频繁戏弄，以至于吃一口鱼就得喝六杯，这番规矩真是渗人!

　　如此酒局，往往喝得全程紧张，战战兢兢。

　　《礼记·乡饮酒义》明确讲过，通过饮酒的礼仪，使百姓明白上下尊卑，懂得身份贵贱。

　　那种让人明白谁该服从谁的感觉再明确不过了。

　　《世说新语》里曾记载着西晋首富石崇的残忍劝酒方式：

　　石崇设宴邀请宾客，经常让身边的美女倒酒，客人要是不一饮而尽，就让手下把美女斩了。

　　王丞相跟大将军一起去拜访石崇，丞相本来也不太能喝，但没办法只好干了，喝到不省人事。而大将军坚持不喝，看石崇怎么办。石崇于是斩了三个美女，丞相劝他，大将军说：“他杀他自己家人，关我屁事。”

　　但现实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没有大将军的勇气，贸然拒绝，就意味着可能会被冷落，甚至连工作都会丢掉。

　　白酒商家硬是要把白酒和文化扯上关系，什么历史沉钩，什么李白杜甫，什么革命情怀。

　　但其实，那就是职场中的投名状，政商关系的润滑剂，成年人的血泪书。

　　网上曾有人问，茅台酒厂如何防止员工上班时偷喝茅台酒？

　　但很多在酒厂工作的答主都指出，不系上飘带，不打上塑封，它根本就不值钱。

　　本来这个东西关键的就不是酒，而是权力和他背后的资源，只是矛盾集中在那一杯酒身上了。

　　幸运的是，到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所以酒桌的重要性就越来越低了。

　　在过去，可能领导的一句话，一个点头，就能给你解决分房子找对象的问题，那当然为了那个资源，不能喝也得能喝。

　　所以哪怕谁都不喜欢这种酒文化，但在利大于弊的时候，大家就得硬着头皮上。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一句话就能决定很多事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次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公款吃喝”。

　　看当年“禁酒令”推出后，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没了公款吃喝，那干部们肯定不高兴呀。

　　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党员干部对“禁酒令”欢迎得很，就差敲锣打鼓了，**尤其是基层干部直呼“解放了”，说禁酒令就是自己的“护身符”，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从酒桌上解脱出来。

　　福建代表团鲍绍坤说了这样一席话：“可以说，我们是公款吃喝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这事儿管好了，绝大多数人都高兴！”

　　从“八项规定”出台，公款吃喝的白酒消费就呈现断崖式下降。

　　我国白酒消费的结构一下子就被更改了。

　　数据显示，限制三公消费后，白酒政务消费占比从40%骤降至区区5%，“商务消费”的占比也折半。

　　政策一限制公款政务消费，让你“非喝不可”的场合没有那么多了，白酒行业就呈现疲软的势头。

　　因为，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喝点别的。当有了选择的时候，不喜欢白酒的人就会转向其他品类，这还不算上非酒精的各种饮料呢……

　　2012年，据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八零后男性，只有2%喝白酒，而这些人中经常喝白酒者只占10%，“继续喝白酒的人群越来越来少，尤其是年轻人认为白酒易醉而不爱喝”。

　　很多咨询预测机构对中国未来的白酒消费者年龄结构的预测都是类似的：

　　越老越喜欢白酒。

　　到2023年，60岁以上的白酒消费者将占到总数的半壁江山。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据中国城市居民白酒饮用频率调查数据，“基本不喝白酒”与“每天都喝白酒”的比例，基本是五五开。

　　换句话说，中国人喝白酒，要么压根不怎么喝，要么就成天喝，“中间派”的比例很低。

　　原本基本不喝的人，岁数长了也不太可能改变。

　　所以白酒企业他们焦虑呀。

　　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端，白酒产业这两年都处在明显下滑的趋势中，到2018年基本回缩到2010年的水平。

　　生产和销量都掉了，唯独是营收节节高升。

　　而且这营收的节节高升，还不是喝的问题，因为售价“节节高升”。

　　2016年，白酒行业平均毛利率为71%，净利率为29%。相比之下，啤酒行业销售毛利率仅在36%左右，净利率仅为4%。

　　高端白酒不断飙价，很多人都是按炒房的逻辑“炒酒”的，根本不是拿来喝的。

　　随着年轻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力，这种趋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的车轮前，白酒企业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力的。

　　一些白酒企业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市场，过去他们给自己打上了“民族”“传承”“阅历”的标签。

　　可年轻人不接受这套文化，尤其是在前沿的行业里，年轻人多，大家都是凭本事赚钱，凭本事说话，谁有本事谁才能服众，也不爱酒桌这一套。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懂事，装一副过来人的方式指点后生，其实就是不甘心被时代抛弃而已。

　　连某马姓的带资本家，也公开表示：“我年轻的时候也很讨厌茅台，但是等我有了一定人生阅历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茅台了。”

　　在他们眼里，学生仔将来要适应社会，最缺的就是一门酒桌社会学。大学生就业第一件事，就是先到“酒桌大学”走一遭。

　　他们不清楚，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属于年轻人的。

　　腐朽的酒桌规矩越来越吃不开，说明权力的体系是越改越良性的，社会是越来越看人本事而不是托关系的，这是一件好事，你们应该感到高兴。

　　我们年轻人想喝酒就喝酒，想喝可乐就喝可乐，想喝奶茶就喝奶茶，你们再怎么腆着脸逼我们，我们也只会告诉你们——

　　大人，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