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为什么没有汉惠帝传_风闻

汉惠帝刘盈是刘邦的嫡长子，也是西汉王朝的第二任皇帝，按理说史书里一定会给他留个位置的。可奇怪的是，《史记》连个列传都没给他作，相反，从未称帝的项羽和吕后却有本纪。司马迁为何这么不待见这位正牌皇帝呢？

普遍观点认为这是出于维护汉室正统的考虑。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子，而汉武帝出自刘邦的四子汉文帝刘恒一脉，并不是刘盈的后代。若为汉惠帝立传，那这兄弟俩哪个更正统？有些事情说出来很容易犯禁，干脆略过了事。这种解释确实很有道理，但不能说明一切。因为司马迁编纂的是私家史书，相比后世的官修，还没有那么多忌讳。还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司马迁本身并不喜欢老刘家，个中缘故不用多言。史太公不仅把项羽和刘邦摆到了同样地位，还把老刘干过的那些不光彩事儿一件没落都记了下来。比如，刘邦有一次打了败仗，被项羽追，刘邦嫌车载过重跑的不够快，就把刘盈兄妹俩扔下了车，结果车手夏侯婴看不过去，又把兄妹俩接了上来。刘邦不但毫无悔意，后来又扔了好几次，都是又让夏侯婴给捡了回来。都说虎毒不食子，刘邦可比老虎毒多了。司马迁对这些事都毫不避讳，又怎么会考虑汉文帝一系面子的问题呢？

围绕汉惠帝的继位及身后事的安排，汉室上层确实有很多龃龉，司马迁虽然没特意立传描写，但在《吕太后本纪》里说的清清楚楚，并没有什么避讳。所以在史官脊梁还比较直的汉朝，为尊者讳的现象还没那么普遍，司马迁没写《孝惠本纪》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记录同一时期史事的《汉书》成书于东汉，东汉皇室同样出自汉文帝一系，班固就没搞特殊，在刘邦后面加了汉惠帝传。有意思的是，成书于北宋的《资治通鉴》却要比司马迁更进一步，就没把刘盈当皇帝看。《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每一篇章都会写上具体纪年，写到汉惠帝时期，司马光没有用惠帝的名分，而是继续放在刘邦的纪年下。惠帝病逝后，司马光就改用了吕太后的纪年。要是弄个历届皇帝最委屈奖，汉惠帝怎么着也能有个提名。

先不管后人如何看待汉惠帝，先来理理司马迁为什么不给汉惠帝单独列传。或许要从《史记》的创作要旨的说起。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曾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啥意思呢，史太公作《史记》是为了厘清历史发展脉络，换句话说并不是为了给历代帝王唱颂歌。之所以为皇帝们做本纪，那是因为他们是当代最高统治者，以他们的角度最方便看清世界的全貌。观十二篇本纪，《项羽本纪》格外突兀，项羽既不是天下之主，又活动时间很短，司马迁却执意为项氏立传。除了史太公的个人情愫外，也是因为项羽的经历是秦汉交替之际的重要一环。有了项氏一篇，秦朝覆灭这件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才变的如此立体而全面。所以司马迁编史，以叙事为第一要义，写人为次。

汉惠帝一生都笼罩在吕后的阴影之下，发挥的作用乏善可陈，还都和吕后这个女强人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执意立《孝惠本纪》反倒显得做作，还会分薄《吕太后本纪》的份量。

汉惠帝一生做过的事基本就那么几件，一是立储风波，刘邦曾属意另一个儿子刘如意，意图废黜刘盈，吕后帮刘盈找来白皓四老，这才稳住太子之位。二是继位后戚夫人母子事件，刘邦之前宠幸赵王母子，吕后得掌大权，大肆报复，刘盈一意维护，却最终失败，都没能保全。三是齐王刘肥事件，刘肥是刘邦的庶长子，后封到齐国为王，有一次进京面见惠帝。家庭宴会上，刘盈以兄长礼接待了刘肥，吕后见了很是生气，意图废黜齐国。得亏刘肥机灵，主动献地示好，这才免了杀身之祸。这几件事惠帝作为参与者，却都没起到什么作用，其他的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司马迁这才直接将惠帝这些屈指可数的事迹附到了《吕太后本纪》里，如此让吕后和惠帝的形象都立体起来，惠帝的软弱和吕后的强势都刻画的入木三分。如果两人的事迹分开来写，反倒让人看不清事情的全貌。

《史记》一书囊括了上至五帝，下至汉武，近三千年的历史记录起来必然要有所侧重。汉惠帝在历史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司马迁自然就会选择并入他传。相对应的，如果某事某人过于重要，司马迁也会单独拿出来做传。比如他为秦分别作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突出秦始皇的重要地位。另外，首事反秦的陈胜吴广被司马迁列入世家，和萧何张良并列，地位要高于仅入列传的韩信。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个人思考，相比后世千篇一律的诸代史书，“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无论如何，重点记录汉朝统治的《史记》少一篇《孝惠本纪》还是显得有些突兀。或许司马迁就是为了放大老刘家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少了《孝惠本纪》，反倒会激起后人探索这段历史的欲望，由此让汉室的这段丑闻无所遁形。当然，这只能是猜测，但无可讳言，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确实实掺杂了自己的不少私货。就拿《孝武本纪》来说，按常人理解，这位精力旺盛的帝王一生搞了很多大事件，北伐匈奴，南讨瓯越，凿通西域，《孝武本纪》应该对这些功绩大书特书。可事实上，史太公根本就没在这些事情着多少墨，绝大部分篇幅都放在刘彻求仙拜神上面，根本没写多少实事，和《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的风格都大相径庭。不管司马迁是不是在这上面花了心思，反正汉武帝刘彻肯定不想以这样的形象展示在后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