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木崇敏 | 二十年来的日本敦煌学_风闻

基本信息

　　作者：赤木崇敏，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编译：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系。

　　一、何谓敦煌学。

　　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以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的绿洲城市。它的一举成名,是因为被誉为沙漠大画廊的世界遗产莫高窟及其第17号洞窟(藏经洞),1900年在此窟中偶然发现了敦煌文书(除古文书外还有典籍、印刷品,故也称作敦煌文献)与绘画、丝织物等美术品。所谓“敦煌学”,除此之外,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等分布在敦煌周边的佛教石窟群、近郊的城塞、长城与古墓等遗址,以及利用从这些遗址发现的木简、古文书、随葬品等多彩的史料,研究敦煌绿洲及其周边地区(中国—中亚)的史地、考古、民俗、美术、宗教、语言等一切相关学问的总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敦煌学的相关史料显著增加,研究题目愈益细化,连年发表大量论著,但是反映最新学界动向的启蒙性和概论性的著作却较少。为此,本栏目以“敦煌学的现在”为题,介绍近二十年间日本出版的著作。关于最新的研究动向,参见小松久男、荒川正晴、冈洋树编《中央欧亚史研究入门》(山川出版社,2018年)。

　　二、敦煌文书与石窟的世界。

　　敦煌学的主要史料是总数约6万件的敦煌文书(90%为佛教文献,10%为典籍与世俗文献)。这些文书大多藏于世界各地,其中以欧洲居多,除了汉语,还有藏语、回鹘语、于阗语、粟特语、梵语等各种各样的语言。关于总量占九成的汉语文书,郝春文(山口正晃译、高田时雄监译)《よみがえる古文书——敦煌遗书》(东方书店,2013年。中文书名为《石室写经——敦煌遗书》)对其内容、性质(宗教、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古代典籍)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另外,大部分敦煌文书在“国际敦煌项目”网页上可以自由阅览高清彩图。

　　史料的另一个支柱是石窟壁画与塑像,关于美术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大量论著,但这里想介绍的是樊锦诗、刘永增的《敦煌石窟——精选50窟鉴赏ガイ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文化出版局,2003年。中文书名为《敦煌鉴赏精选50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该书不仅是导览性质的图书,而且是当地学者对北凉—元代(5—14世纪)具有代表性的50个洞窟的详细解说集,卷末还收录了石窟的历史与术语解说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敦煌的历史。

　　关于敦煌的历史,西汉武帝设置了敦煌郡。通常说,敦煌发挥着丝绸之路汉王朝一侧的关口功能,但汉代以后,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各少数民族也经常争夺对该地的统治权。另外,西凉(5世纪前期)、归义军节度使(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前期)以敦煌为据点,建立了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政权(敦煌这一地名并非汉语,而是当地语言的读音汉译)。近年,关尾史郎、玄幸子《通往敦煌之路》(新潟日报事业社,2002年)叙写了敦煌的通史与文化。

　　另一方面,对特定时代的敦煌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也多了起来。籾山明《汉帝国与边境社会——长城的风景》(中央公论新社,1999年)以敦煌、居延发现的汉代木简(汉简)为基础,细致地再现了汉帝国的边防前线,即为了防御匈奴而迁徙到河西地区的士兵与下级官吏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关尾史郎《另一个敦煌——镇墓瓶与画像砖的世界》(高志书院,2011年)基于敦煌学研究中以往不太使用的材料,即3—5世纪的镇墓瓶(为了镇魂而在陶制随葬品上所写的文字)与画像砖(嵌入墓室墙壁的彩绘砖),描写了与中原、河西不同的敦煌地区独特的送葬习俗与宗教意识。荣新江(西村阳子译、高田时雄监译)《敦煌の民族と东西交流》(东方书店,2012年。中文书名为《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是中国敦煌学界最权威的学者所撰之普及读物,是一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史。该书的核心在8—10世纪吐蕃统治及归义军节度使时期,对于通过佛教而开展的外交与民族交流状况,在提出最新观点的同时也披露了丰富的史料。

　　四、敦煌的粟特人。

　　《耆旧记》中著名的“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之语,显示了敦煌地区汉人(华)与各少数民族(戎)杂居交流的状况。作为著名的贸易商人,伊朗系粟特人很早就来到敦煌并形成了聚落。曾布川宽、吉田丰编《粟特人的美术与语言》(临川书店,2011年)利用壁画、银器、石刻画像、文献等粟特人在欧亚各地留存的诸种记录,尽可能还原了他们的历史、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实态。书中收集了各地的相关史料并进行了日译,刊布了图版。公元4—9世纪,粟特人建立了横跨欧亚东部的广域范围的贸易网络。荒川正晴《绿洲国家与队商贸易》(山川出版社,2003年)对粟特人的社会与贸易实态进行了解说。日本敦煌学领军人物池田温的《敦煌文书的世界》(名著刊行会,2003年),收录了《敦煌的流通经济》《契约》两个部分,论及包括粟特人在内的敦煌流通经济,探讨了货币经济的变迁,使节、商人、农民组成的流通结构,以及当地订立的各种各样的契约。

　　粟特人不只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人,从5世纪起他们还活跃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近年来,学界重视粟特人对东部欧亚史所产生的影响。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讲谈社,2016年)与森部丰编《粟特人与东部欧亚的文化交涉》(勉诚出版,2014年)总结了粟特研究的最新成果,后者收录了赤木崇敏《粟特人与敦煌》,该文认为,敦煌粟特人作为军人与行政官员活跃在8世纪后期以后,走的是与中原内地、河西走廊不同的历史道路。此外想附带提一下,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史》在国际粟特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2019年被译为日文出版(影山悦子译,岩波书店,2019年)。

　　五、民众的生活与信仰。

　　从饮食文化的视角描述胡汉融合的绿洲生活史,最具特色是高启安《敦煌の饮食文化》(山本孝子译、高田时雄监译,东方书店,2013年。中文书名为《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该书不只是罗列饮食品种,还研究了宴席之余兴、敬神供佛之食物、饮食产业,甚至论及时人的酒量,是一部通过饮食而精心撰写的反映绿洲社会与文化交流状况的佳著。

　　敦煌是一个国际性的佛教城市,关于敦煌的佛教信仰,出版了白须净真编的《丝绸之路的来世观》(勉诚出版,2015年),该书以“来世观”为标题,收录了荒见泰史的《丝绸之路敦煌资料所说的中国来世观》,描述了千年间敦煌及中国来世观的变迁;同时还收录高井龙《十世纪敦煌文献所见的死后世界与死后审判——它的特征与流布背景》,称10世纪的敦煌出现了描写死后世界与死后审判的地狱文献,这是唐王朝的崩溃及随之出现的国际社会变化所发生的联动现象。

　　六、敦煌的女性。

　　往来与活跃在丝绸之路的人们,如张骞、玄奘、马可·波罗……的奇闻轶事,大体上为男性所占据,但实际上关于敦煌女性的史料很丰富,可以详细复原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女性生活。梅村惠子研究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家族和女性状况,出版了《家族的古代史——恋爱、结婚、育儿》(吉川弘文馆,2007年),描写了因政治联姻而嫁到敦煌的周边民族政权的公主,通过结社加深亲睦关系并在婚丧时节给予帮助的贵族妻子,年轻出家、遁入空门的尼僧。此外,中原地区受儒家教育,女性把顺从父亲、丈夫、儿子当作美德,只有丈夫才有离婚权;而敦煌社会则不相同,普遍实行协议离婚,妻子也可再婚等,显示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荒川正晴《史料介绍:敦煌文书所见的妻子离婚与女儿的财产继承》(小浜正子等编《中国性别差异史研究入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8年)指出,敦煌的女性有时主导离婚,也有财产继承权,她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既有唐代女性地位较高的时代特点,又有中亚绿洲社会的共通性。

　　七、草原与绿洲的关系。

　　坂尻彰宏《归来的男人——草原与绿洲之间》(怀德堂纪念会编《重写世界史和日本史——阪大史学的挑战》,和泉书院,2008年)清晰地论述了敦煌绿洲定居者与居住在南山(敦煌南面的高山)中的山地游牧者之间有外交、贸易、畜牧的共生关系,“(山地)游牧民—(绿洲)农耕民”这一结构是内陆亚洲干燥地带的基本构成。近年经常有人指出,拥有军事优势的马背游牧民族与从事农业生产和贸易而积聚财富的绿洲民众之间,有着互利共生的关系,这是引领中央欧亚史乃至近代以前欧亚史的原动力。这种关系在国家与地域宏观层面来说论述颇多,但很少从微观视角举出具体例证,故此特推荐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