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文｜中国经济需要为未来十年做好准备——重新定义对外开放_风闻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选择又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机制，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也是阶段性的，这意味着40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的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又恰恰与世界的数字经济革命和中国开放战略的升级相重叠，这一切使我们需要对所熟悉的对外开放战略结构与政策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

经济增长：外部拉动力减小，内部推动力新生

在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世界经济作为外部拉动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场疫情正在使这一关系发生变化。

首当其冲，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这次衰退的严重程度会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而与1929—1933年经济危机相似。如果这一估计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在增长意义上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将持续5年左右。这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特点不同于源自一国周期性波动下的需求下降，而是一场无规律可循、多国普遍发生的来自供求两方面的连续性冲击：各国经济先后停摆，一大批企业突然倒闭，供应链断裂与需求量消失同时发生。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强烈救市政策，但作用有限。货币扩张政策力图挽救资金流的中断，却无法改变因停产断航造成的供应链断裂。财政大力扶持消费，但至多弥补下降的社会购买力且只是以公共购买力的转移为替代。各国财政赤字的普遍上升，已经向人们预示着未来财政对增长拉动能力的下降甚至风险。

疫情下的全球经济预测

除了因增长率下降将对中国形成不利影响外，政策的内向化还使各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性弱化，即被乘数与乘数两者同时缩小。在拯救本国经济中，各国政策首先注重的是内需的扩大、对本国企业的救助和对本国失业者的援助，政策的内需倾向明显，外需效应较低。同时，拯救国内经济为强化贸易保护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贸易自由化这一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进一步逆转，以扩大分工创造更高效率、更大市场的机制受到侵蚀。

众所周知，出口市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之一，几十年来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国内经济增长率。中国对外贸易不但长期保持顺差，而且出口总值已经达到GDP的1/5。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形成对中国产品的全面高关税，这会使一部分中国出口向其他国家转移，令中国出口同时承受疫情冲击与贸易战的双重压力，进而影响国内增长与就业。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同时，投资收缩政策也被美国等一些国家作为应对疫情危机的手段。特朗普政府早已选择了鼓励美国资本回流的政策，危机后更加强了从中国撤资的支持力度。在中美经贸协议谈判中，美国致力于中国扩大美国对华投资的市场准入，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投资要求放宽限制。但是危机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将严重限制美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在应对危机中，鼓励企业在本国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将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选择。

在过去40年中，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外资不仅是一种增量投入，而且偏重出口，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对国内产业配套需求持续增强。同时，外资也创造了国内就业，推动了土地的工业化使用和城市化的加速。简而言之，外部要素的流入及其对国内闲置要素释放的积极作用，是40年来中国经济开放型增长的一种重要机制，这也表明外资流入的减少或撤离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的衰退可能持续5年左右，而各国内向化政策的转变也可能持续5年左右。相信各国有识之士会从保护主义和内向化中走出，并重拾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市场力量也会推动这一回归进程。当然，这只是在不发生其他重大不利变数下的预期。作出这一判断旨在说明，中国需要为未来十年增长机制的转型做好政策准备。

在应对外部市场收缩的冲击时，扩大内需是中国熟悉的战略选择。但是这次应对疫情却有着不同的特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几项重大举措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城市住房开发，三是家用电器更新鼓励政策。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基础设施建设仍具有巨大空间。特高压输电网络的建设是一项新的基础设施，会在未来节电中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中小城市间交通的建设不仅将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而且会为未来整体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经过近十年的飞速发展，住房建设已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很难再作为主要内需动力。当然，改善性需求仍然可以有一定的政策空间。而家电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饱和，只有较大的创新才可能创造新需求。鼓励生活性消费的恢复和扩大是必要的，特别对于创造就业是重要的，但不能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

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大空间不在于推动传统消费的恢复或传统产业的扩大，而在于加快新兴产业的成长，数字经济革命的历史机遇和中国已经形成的发展基础为应对危机准备了最大的战略空间。互联网的应用在中国已经普及，在疫情限制下各种网络化的商务活动方式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在电子商务、网上支付等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比如，直播带货是疫情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引导消费上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经济意义。

在5G通信技术的发展上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革命上的突破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5G基站的建设是一项新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更重要的是，5G通信网络的建设将对整个经济的数字化革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通信技术革命，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传统产品将出现更新，远程医疗、无人驾驶等都成为可能。一大批新型生产装备、生活服务设施都会因此开发出来，仅无人驾驶车一项产品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巨大市场。可以预见，由通信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体经济的变化将类似于历史上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电力，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划时代的。

40年高速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制造正开始走向新阶段，其特点是数字化、智能化。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产业革命中的代表性产业在中国都已经起步，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数字产品、数字服务也正方兴未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最有利的条件，是已经出现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的动力是新生的，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数量扩张，增长点的新生是中国的最大潜力来源。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新增长点的产业都是创新性的，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初创期的规模经济，只有当初创期就能达到规模经济的产品，长期成长才是可能的，而初创期任何产品的市场往往只能是小众化的。然而，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人口规模与购买力水平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市场，任何初创期的小众产品都可能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支持创新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发展。这正是中国经济超越其他国家的新优势，也是“人口红利”的新内涵——人口规模导致的不再是劳动力供给多且价格低，而是已经转化为购买力强、新需求容易培养，从而成为对创新产品市场的一种支持力量。可见，消费拉动增长的动力更多是新生的而不是传统领域中扩大的，后者的空间往往有限，中国中高端消费者中的求新消费文化有着巨大的潜力。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网络化、智能化在GDP的效应上有时可能是负向的。电子商务使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商品，因为节约了批发等流通费用，实体商店萎缩；网银的使用减少了银行网点的服务人员需求；网上商务活动减少了交通宾馆等商务需求；机器人的使用替代了劳动力且成本更低；等等。减少对GDP这种不利影响需要两方面战略：一是消费和生产在品种上的扩大从而创造新的需求；二是各类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生产经营成本更多从物质成本转向人力成本，这不仅会有利于体现在效率提高下GDP增长的真实性，而且会使增长更多转变为劳动者的收入。这种成本与收入结构的变化，将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自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以及疫情发生后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的需要，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是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但是，当贸易自由化走上投资自由化后，全球化的效应却恰恰使美国的国力下降。美国资本大量流向海外，企业赢利，但确实出现就业流失、政府税收下降的情况，以至于国债不断上升，基础设施持续落后，巨额海外军事支出和几场战争耗尽了国力。特朗普称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和失业，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并开始了全面的技术断供和投资限制，甚至拉拢其盟友一起制约中国。在应对“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大变局中，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同时，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向化，将成为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从此排斥全球化，只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出现了变局。

对外贸易：贸易供应链本土化，分工风险性最小化

与历史上其他周期性危机冲击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结构上的。中国的对外贸易更因为美国对华断供政策而出现重大变局，结构性调整将是必然的选择。

疫情将带来全球供应链关系的一场大调整。疫情的冲击不同于周期性危机——从危机发生国的需求下降开始影响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而是国际供应链的突然断裂。所谓供应链是指市场供求关系前后向的全部联系，其中包括三类国际分工：第一类是产业链分工，从自然资源、原材料生产、装备制造、消费品生产一直到最终消费，每一类产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国际分工下通过贸易联系起来。第二类是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产品链，贸易中大量的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各企业是各国的，以市场合同的交易关系相联系，而不是单纯跨国公司的各个分公司、子公司。第三类是价值链分工，各国的企业分别承担一产品的某一增值段，跨国公司以全球投资布局把价值链的各个片段分布在不同国家。而供应链的断裂在三类分工中都会发生。疫情因生产或运输的中断而使得供应链中断，下游对上游需求中断，或上游对下游供给中断，链上任何一个环节中断即导致一产品上下游全部生产消费停顿。供应链中断可能来自前端生产停工，也可能来自后端订单消失，这取决于疫情在哪个国家发生。由于全球供应链同时受到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冲击，刺激后端需求和重建前端供应将成为应对疫情的两大政策取向。

消费刺激政策和资金支持政策从需求端应对供应链断裂，这是政府应对供应链断裂的政策功能。对企业来说，在国际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重建供应链的选择首先是国内市场，在本国寻找上下游合作方，在小国间则放眼于区域化市场。可见，政府政策与企业选择两个方面都将导致供应链的本地化、内向化。疫情下各国大批企业面临倒闭，更使得重建供应链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供应链重建现象还把一个传统的问题提了出来，那就是国际分工在效率与风险之间的权衡。成本最优化即最高效率是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细化的根本动因。虽然跨国生产贸易的不确定性从来就是企业选择中的一个约束条件，但是几十年来全球化的顺利发展使企业对风险的关注降低、对效率的追求提升。疫情后企业为减小国际化风险，实现效率最大化目标，将使国际贸易出现一种新趋势，即贸易规模缩小，分工结构脱离最优而趋于次优，这将导致整体效率甚至产品质量的下降。由于各国疫情高峰期有先后，复工时间不同，重建供应链的努力在全世界疫情消退前将始终存在。即使疫情结束，贸易保护政策也会继续影响国际分工，次优状态还会延续，向最优化的复位将需要数年时间，而且只有在世界不再发生其他非经济因素干扰、世界恢复对全球化信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4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包括前述的三类供应链关系，而不只是近年来讲得较多的价值链分工。中国的优势在于经济规模大，且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全产业链结构，供应链的本地化是可能的，尤其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制造业。中国的劣势则在于大部分产业中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生产和机械设备对发达国家有较高的依赖性。由于技术进步不是短期内可能突破的，因而断供在某些产品上是难以替代的，本土化是艰难的。同时，中国的较高出口比重来自加工贸易或外商投资企业布局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由于中国企业承担的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片段，很容易被转移到其他国家，供应链的本土化不是中国企业通过努力所能够轻易实现的。

中国出口的困难更主要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改变。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以所谓“不公平”为由发起贸易战，提升了几乎所有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尽管两国已经达成经贸协议，但美国依然维持了报复性高关税。疫情发生后美国更是进一步把对华贸易保护政策，为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而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实行全面限制，包括贸易断供、技术封锁、人员交流限制、留学生赴美学习限制等。特别是因为美国采用所谓“长臂管辖”，把一国对中国的限制延伸到其他所有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很容易使得美国一国对中国的政策变成多国对中国的连锁行动。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十分不利的变化：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扩展到全面的战略围堵；而且已经不在乎各种所谓制裁有没有正当理由，是否符合国际经贸规则，是否符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只要能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就不择手段。

在这样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面对的断供问题比其他国家要更为复杂。中国企业面对的不只是疫情的冲击和经济上供应链的风险问题，而且是全面的技术断供，这再一次地把中国推到了主要靠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来。中国贸易战略的选择也已经不再是分工地位高低和收益大小问题，而是分工地位的关键性、风险性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来讨论的主题：中国在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从而收益较低。价值链攀升问题已经被更紧迫的问题所替代，即如何占据三类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中把市场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领域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

就维护出口规模而言，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下，中国需要推进贸易目的地多样化战略。由于美国工业几十年来的向外转移和长期以来的高消费结构，对中国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很高，美国市场成为中国的主要目的地市场。美国对华高关税将导致中国对美的部分出口被其他国家替代，中国对美出口将明显下降。为此，中国需要加快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亚太地区多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正是这一战略的方向之一。参与没有美国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RCEP、APEC、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东市场等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积极发挥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发达的中国制造与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相结合，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使中国正在出现的历史性进步表现为出口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对外投资都要与出口贸易相结合。危机后各国都注重吸收外来投资实现增长，中国应努力创造投资带动出口的机制，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贸易供应链的本土化是企业的策略性选择，出口目的地的多样化是国家的战略性选择，但两者都还没有回答国家分工地位上的根本性问题。从对外开放起，中国相信比较优势原理，因为这使国家能够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结构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收益。即使我们警惕低端锁定，也相信开放比封闭更好。此后，我们相信按本国生产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不只是生产和出口富有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而且可通过价值链分工使自己的充裕廉价劳动力得到使用。这在较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也是高速发展的成因。40年的开放型发展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关键，但我们基本上更多认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对于其挑战注意到的主要是收益分配相对较低。

疫情后的断供行为使我们第一次真实体会到全球化分工挑战的严峻性。如果说广义上供应链的断裂有一定偶然因素的话——新冠肺炎疫情毕竟百年一遇，本土化数年后全球化还会回归，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断供却不是偶然的，这才是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论在哪一种供应链上，各国的分工地位都有主导性和被动性的差异。相对而言，技术含量高的分工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它具有相对更高的稀缺性甚至垄断优势；技术含量较低的分工端则相反，因为它不具有高稀缺性，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经济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上的合作和利益共享，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进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时，分工地位的差异会转变为战略地位的差异。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产业、关键零部件，价值链分工中的核心价值片段，都可能转变为国际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导权，并被政治化地滥用，从而使全球化的合作共赢被破坏。改变贸易分工地位的从属性，变被动为主动，是中国贸易战略转型的方向，即要从对贸易分工在相对收益大小上的关注，开始转向在战略安全性上的规划。

中国的进出口也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因易被替代将会减少，事实上中国本身也已经致力于降低其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美国高关税将使一部分出口发生困难，无人机等一批创新性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将会上升，显现出中国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进口方面，石油的进口长期以来名列第一，近年来却被芯片替代。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将激发国内创新，生产的进口替代必将发生。供应链的断裂（包括疫情突发性的原因和政治性的打压）都会引发国内替代性生产的发展，从而减少进口。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将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变化的主要表征。

引进外资：成本寻求型减少，市场吸引型增大

与出口发展一样，引进外资是40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另一条主线。疫情后发达国家政策的内向化，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将使得引进外资发生结构性变化。从总体上来看，变化的特点是成本寻求型外资会减少，但市场吸引型的外资却会增长。把握这一趋势是未来外资政策的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后数年时间内，国际直接投资将在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原因是各国应对危机的扩张性政策基本上是内向的，鼓励对内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将是普遍的政策倾向。供应链的本土化会导致各国国内投资增加，从而导致对外投资的减少。这种内向化的趋势转变为向全球化的回归至少要在5年以后，世界将重新注重在扩大分工中寻求效益。而在这以前，围绕着资本的流向，各国间将会出现一轮政策竞争，包括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争取外资的竞争，也包括发达国家把企业留在国内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注重以更高优惠吸引更多外资，将可能导致更高的政策成本。也即，各地政府注重项目落地或投资规模，会增大政策成本和各种隐性成本，外资的实际国民收益将会下降。

在世界整体面临这一趋势的同时，中国还因美国的去中国化政策而受到更大冲击。美国政府明确鼓励美资企业回流，承担搬迁费用，这不仅会影响已有在华企业，还会影响新的对华投资。若美国长期维持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高关税，将必然影响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包括美资企业，也包括其他外资企业。美国对华政策增大了疫情本身对中国的影响。

寻求生产成本的降低是过去40年来外资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周边国家多国选择加工贸易型出口战略，近年来中国外资向周边国家转移的情况已经发生。从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内在需求来看，这一变化并非纯粹坏事，中国不能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发展。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意味着中国整体收入的上升以及中国购买力水平的提高，这又从另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市场寻求型的外资反而会增加。

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外资，其决定因素是中国的购买力，不论已进入的外资是否撤离，还是新的外资是否流入，影响都是一样的。以在华销售为主的外资企业，既可能减少在境外生产再向中国出口的成本，又可能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特殊偏好进行产品开发，这种优势不是美国的回流政策所能够抵消的。

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外商投资企业一旦拥有专有技术或创新产品，在中国就很容易找到生产合作企业和各种零部件生产配套。这就使外资企业很容易在中国生长，也难以离开，因为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既有巨大的本地购买力，又有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性价比、全层次的劳动力。

上述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外资选择中国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增加值率大小是外资是否撤离或者进来的依据。外资产品的总价值在中国的增加值比重越小，就越可能撤离或不会进来；增加值比重越大，就越不会撤离且更可能进来。这一原理也是各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中未曾论述过的，是一种广义的投资环境和东道国的增值能力。

在这里，中国经济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这也是在已有教科书的各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或外商投资成因分析中所没有的，可称为“大国引力理论”。具体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大而且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形成了总体上的巨大购买力，可为任何外资提供一个可赢利的市场。同时，大国的含义是国内产业齐全，生产配套能力完整，可为任何具有技术或创新产品优势的外资建立生产供应链。经典的市场寻求理论没有考虑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大国经济特征。在这里，中国创造的不只是一种新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新的机制。

“购买力”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政策会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因此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国家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根据中美经贸协议，美国竭力排除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即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加以限制。美资企业想在中国独资经营并长期保持技术优势，原因在于要独占中国大市场。但是，美国又要在技术产品的供应上限制中国，打压中国的一些重要企业，甚至连贸易都要断供，更不可能到中国来为中国企业提供高技术产品。因此，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可能将局限于民用最终产品，而对可能提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能力或技术配套的投资则会严加限制，这种限制也会延伸到其他国家企业对中国的投资。

从总体上看，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发生几个历史性的变化：一是出口增长中作用的下降，这些外资往往是加工或组装类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片段，新增的可能减少，现有的可能转移。同样道理，外资在就业创造中的作用也将下降。二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外资会继续增长，现有外资不易撤离。这类外资可能促进消费升级，中国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将成为吸引外资的新优势。三是独资倾向增强。随着外资质量的提高，先进技术和产品创新特征明显，独资是外资防范技术外溢，独享创新成果的关键。外资政策要在市场准入上进一步放开。四是高端服务业流入增加，经济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上升都将产生这一效应。知识性、信息类服务业外资会大量进入中国，减少已有的开放限制是当前政策的关键。同时，服务业也会更多选择跨境提供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商业存在不是服务市场开放的唯一形式，投资规模也不是外资宏观社会经济价值的衡量指标，外资政策需要适应这一新的变化。

在对外投资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但近年来不断受到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否决。美国对中国并购的抵制将会继续，其中主要原因是战略竞争和政治上的。但是并购不失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获得技术和全球化经营网络的有效途径。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并购目标将更多转向欧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疫情暴发，诸多世界级企业陷入困境，这也将是中国进行跨国并购以提升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遇。

开放战略：从扩大规模向提高水平推进，从被动融入向主动规划转变

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整个开放战略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外部条件变化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变化叠加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变化下，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乃至语言体系都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从封闭转向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其历史意义不容置疑。40年来扩大开放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实践，其成效也不需要再具体证明。今天，虽然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仍然有必要，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反映国家战略的核心或主题。40年开放的不断扩大，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巩固和完善这一体制机制，进一步改革与开放型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而不是把重点仍然放在少数尚未开放部门的开放，也不是致力于突破那些难以开放部门的开放。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某些部门开放与西方国家不同是必然的。关税水平整体上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是在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可以突破的。从2013年自贸区试验制订第一张负面清单后，清单一再缩短。应当指出，除了少数自由港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是所有部门完全开放的，负面清单的例外是各国的普遍模式。

过去七八年来，以开放倒逼改革是自贸区试验的一个方针，也在国家的整体开放中被视作一个基本取向。但这一任务本质上是改革而不是开放，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优化，而不是对外的开放承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是中国主动的选择，而不是与某一国家谈判的结果，虽然其在中美未完成的双边投资协议中也得到推进。政府的透明、规范、法治、竞争中立等，是中国自身要完成的体制改革，而不是扩大开放进行国际交换的对价。从某种意义上讲，竞争中立原则恰恰是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歧视民营企业和限制国有企业，而不是减少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当前需要做的是改善各类企业的营商环境，这是改革的深化而不是开放的扩大。对照最高国际标准曾经被作为改革的标杆，事实上只有当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或签订某种协议时，这才成为相互开放的交换，否则只是一种自主的改革。明确这一点也表明，即使不为了某种国际谈判，国内的制度改革也是必要的。

扩大开放的理念也往往体现在以外资外贸数量来证明国家的开放度，但这同样是片面的。对于一个从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这两大数量指标是有意义的，中国也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但是这两项指标本身并不是发展的指标或经济效益的体现。加工贸易进出口都很大，但其效益是不能与一般贸易相比的。外资可能创造就业、扩大出口，也可能挤出国内资本、垄断国内市场，甚至带来“污染”。在中国完成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后，提升外资外贸的国民经济效益就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和新的目标了。

上述理念上的变化是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是我们本就该完成的跨越。问题是这场疫情后经济全球化方向的变化改变了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加快战略升级的任务已经更为迫切。

疫情后美国强化了逆全球化的政策，更改变了与中国进行开放式合作的战略。背离市场选择的完全无理的技术断供，便是这种政策的典型表现。美国也已经并会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正常合作。如前所述，这一切正在使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经济全球化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在战略思路上重新定位对外开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开放在规模上的扩大不再是开放战略的核心，并不意味着要缩小开放的规模，而是指外资外贸的数量不应再作为衡量开放战略成功推进的指标，更不是指只有出口和外资每年实现增长开放才算在推进开放。对外开放还将扩大，因为中国外资外贸对GDP的贡献比例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国际环境发生逆转性变化的情况下，外资外贸规模扩大的难度加大，在现有开放的规模与格局下提高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为更有意义的主题——这就是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

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扩大开放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对外经济联系规模上的扩大，前者则是开放部门与国内部门联系的深化。开放的效益不再是贸易分工提高效率或外资进入促进增长，外资外贸将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重要的功能。

这种功能将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装备奠基功能。现代高端制造中的先进装备、未来数字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对于新产业革命的实现和数字经济的突破具有基础性决定性意义。在我国还不能完全提供这些装备的情况下，进口和引进外资对于新产业革命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产业配套功能。中国需要建立完整的现代产业链，对于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传统产业的发展，当然某些领域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从建立起一个新兴产业体系来看，中国还有不少短板需要补齐，整体国民经济才能更加强大。扩大进口与引进外资的目的就在于此。三是竞争促进功能。进口与外资有利于在该产品生产上促进国内竞争机制，使国内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说明了发展才是根本目的，进口与外资不是为了挤垮国内企业，而是为了激励其成长，进口与外资的作用应该根据是否具有这种意义来评价。四是消费培育功能。发达国家新开发的消费品在中国可能还没有形成市场，进口或引进外资在国内生产会创造出这样的市场。但消费效用只是第一轮效应，一旦国内消费被培育起来，国内企业就会形成一个新市场，中国经济规模更使得这一新市场富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的家电和新世纪的手机等都证明了这一过程：进口和外资培育了市场，但这一市场最终仍属于中国企业。在这四种功能中，最终产品的进口和外资作用相对是部门意义上的，而装备和产业配套意义上的进口与外资的作用更是全局意义上的。

开放型发展的最生动案例是由华为创造的。众所周知，华为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它用中国资本在全球投资，聘用各国大量高端人才，创造了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最后以企业的成功提升了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毫无疑问，华为模式是一种开放型模式而不是封闭型模式，但它既不是以出口为特点，也不是以引资为标志，它的开放性体现在集聚全球人才这一现代经济最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上。据报道，任正非反对的自主创新，指的是完全靠自己力量关起门来创新。华为走出的是一条由自己主导的创新，即中国主导的全球规划下的创新。这一模式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开放的内涵，启发是深刻的。

这也就提出了对外开放如何实现从被动融入到主动规划意义上的转型升级。前40年的开放是我国独立自主的战略选择，国门是主动打开的，这与殖民地时代有着根本的区别。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原则，一些部门不开放或有限开放也是自主的选择。但是，跨国公司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我国只能以低端方式参与。为了增长和就业，国家需要在政策和体制上不断适应跨国公司的诉求，在政策上进行激励。在各地竞争外资中国家实际处于被动地位，造成利益外流。为了更加符合国际竞争市场化原则，中国的产业政策实际受到约束，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受到质疑，国家指导下的国民经济结构升级计划被指责为干预市场，“非市场经济”标签否定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地位。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话语权。全球化低潮和美国收缩政策反过来给中国争取战略主动提供了机遇。开放什么，怎么开放，在一个时期内谈判压力较小，自主空间较大。改变被动分工的低端地位，摆脱各类供应链中的风险因素，是新阶段以发展战略引导开放模式的主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在数字经济革命中抢占制高点，实现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是中国当前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核心不是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而是以掌控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片段为根本，以把握高增值端为核心。外资项目也不在于其是否属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在于其是否有利于中国在该产业中优势地位的形成。主动的开放尤其应表现在对国际人才的吸收和技术的运用上。不论把人才吸引进来，还是到各国利用当地的创新环境和人才去设立研发机构，都是新条件下开放的主题。既要防止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又要保护知识产权，当下最好的做法是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市场和跨国并购。

为达到上述目标，一方面要发挥体制优势，以中长期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推动核心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创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让民营企业摆脱制度障碍，让国有企业减少制度束缚，更便捷地利用国内外条件获得发展。在管理体制上，要改变外经贸部门只抓外资外贸数量，另一些部门只负责国内发展目标的政府部门简单分工现象。

总之，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而国内经济的发展才是根本的目标和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