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对内开放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_风闻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是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外部的问题是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谋求发展”。总体上来看，现在这两个维度的内部和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存在着许多影响经济走势的堵点和障碍。

对于如何破这两个维度的困局，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解是：“根据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以及我们的制度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一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的思想，是中央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分析的最新表述，它确立了新形势下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新逻辑，其核心在于要把各种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联动起来进行系统化考虑，及时地把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以内需为主的竞争优势，以此带动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经济循环。

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的思想，现在理论界对其内涵和意义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一些人还误以为要回归内向化经济，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体系走向独立和封闭的信号。本文认为，它其实是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另一种开放方式或模式，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制定中的重要战略原则，据此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和修正。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过去研究中提出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这个概念，以此理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新逻辑。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将是实施这一战略调整的基本路径和措施。

新环境下需要新发展格局和新战略转向

我国1988年提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虽然从1992年开始我国一些沿海地区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但实质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则是从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过去，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基于低成本优势利用西方市场进行出口导向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具体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利用的是别国成熟的市场而不是自己的市场。因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比较低，收入和消费水平比较低，以及国内市场规模和发育水平比较低，国内市场还无法承担支持现代经济成长的功能和重任。

第二，它利用的是本国生产要素相对廉价的比较优势，而不是技术知识的竞争优势，仅仅把本国作为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的平台，并不承担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非实体性高端活动。

第三，它侧重的是“两头在外”的循环，而不是基于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市场都在外，国内作为出口加工的“飞地经济”，而不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因此出口活动与本国的自主创新活动、新兴产业发展等之间缺乏逻辑的、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采取上述发展战略、模式和机制，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内外环境和比较优势的，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战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开放战略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我们自己的市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接近100万亿的总需求，而且是全球成长最迅速的市场，因此发展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市场去消化庞大的产能，同时在西方日益高涨的逆全球化趋势下，它也不可能再为这种庞大的经济体提供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巨大的产能与自己的产业进行竞争。

又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国内的要素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是劳动力和环境的成本上升迅速，由此决定的动态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不能走上创新驱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内涵发展新路，继续走“拼资源、拼消耗、拼投资”的粗放型发展老路，势必是不可持续的。

再如，发展战略过度重视对外循环，忽视内部循环，对一个发展中的本来就处于结构非均衡的大国经济来说，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发展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空间配置失衡，导致产业升级障碍和严重的区域矛盾，并影响发展的韧劲和后劲。

中国在新时期的新的高水平开放战略，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已经从低成本转向以内需为主，巨大的内需才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战略资源，是未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战略工具和手段，也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其涉及三个战略维度的根本性转变：一是如何实现市场利用重心的转换，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全球化，转化为依靠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从而不仅避开国际经贸摩擦，而且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机会和中国市场。二是如何实现要素利用上重心的切换，把依靠低价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转化为依靠创新的转型升级发展，从而不仅避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低价争夺，而且为世界市场打开新的需求，创造新的机会，避免处于“夹在中间”的窘境。三是如何进行经济循环方式的切换，把“两头在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进大出”的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逐步转化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新时期新的高水平开放战略，应该是把过去的“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换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义，是用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的磁场效应，吸引全球先进要素来本国进行创新创业，并依托于内需创造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形成推动出口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显然，两种经济全球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第一，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一个是在内需狭小的前提下，为了促进快速增长而必须利用别人的市场进行出口；另一个是在持续增长40年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内需优势促进国内外均衡增长和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实施战略的比较优势完全不同。一个是基于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因此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代工生产；另一个是基于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甚至可能今后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因此未来可以形成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广泛、多样的优势产业门类。

第三，战略实施的路径完全不同。一个是只要求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服从来自跨国企业的治理命令和规则，接受其外包订单；另一个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创新链，即国内巨型企业或本土跨国公司成为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并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进行发包，将产出向全球销售，这时它的产业链是自主可控的。

第四，战略实施方法完全不同。一个是引进外资、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进行加工生产，然后依据外包订单进行出口。另一个内容广泛，包括：（1）“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多种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口，有效提升对全球经济要素的整合和掌控能力；（2）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己所用；（3）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引海外高科技人员来促进我国产业创新发展等。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与上述关于“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述。其主要区分在于：前者是从循环关系入手，定义了以内需为主的新的全球化形式；而后者则是从利用谁的市场入手，界定了形成中国参与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方法和路径。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针对国内国际新的变化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这个论述给出了“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内在逻辑联系，指出了如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

从学理性来看，所谓国内大循环，就是指再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即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种有机过程的周而复始所形成的循环，都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同时也以此作为落脚点。显然，这种大循环格局是以内需而不是以外需为基础的。这与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循环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原料、设备进口、产品出口，国内提供的只是产能。

在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大致是：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形成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一种重塑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通过制度改革扩大内需。不断扩大内需是该战略的起点和基础。扩大内需既是一个总量增加的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改进的过程。前者与刺激生产性增加和生产率提高有关，这是扩大内需的决定性因素；后者与分蛋糕有关，如何分配好将影响甚至决定后期的蛋糕生产。在一个收入和财富分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边际倾向很低，而低收入者又没钱消费，那么即使这个社会财富和收入都很高，也达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实践证明，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一种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结构安排，也是最优的社会结构。

其二，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利用内需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内需为什么可以成为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内需会为全球先进要素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在当今世界，并不是发展程度低的经济体才有可以投资的机会，恰恰相反，只有内需大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投资机会，只有后者才能为资本和人才创造安全的盈利机遇。为此，一是可以通过建造各种城市化平台，利用内需提供的市场和事业发展机遇，广泛吸收全球人才和技术；二是可以利用内需优势发展对全球供应商的外包，在国际外包中利用全球智力资源；三是可以依托内需走出去，参股联合或者并购外国企业，吸收当地知识技术人士就业，利用其智慧为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服务。

Innovation

其三，利用内需诱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要顺势激励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过去在外需主导的全球化下，国内产业链的基础是脆弱的，企业往往只做国外研发设计好的订单，进行简单加工制造出口，当然无法形成具有自主可控能力的现代产业基础和产业链。自主品牌、自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只有在内需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利用好庞大的内需，顺势激励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虽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也给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提供了重大机遇。

为此，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重点放在补链、强链上：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链。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等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化改造，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链升级。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正在进入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

其四，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这表现为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以及普遍的一般性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的不足的失衡。而基础产业高级化程度的不足，特别是生产环节、关键技术、重要产品的瓶颈，是高端产能不足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产业链过于依赖国际经济循环，过于强调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进行国际代工，也是形成巨大低端产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二是推进产业组织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要形成产学研政、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引导技术经济关系密切的上下游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重组形式进行联合，构建强大的企业链或供求链；三是从形成现代产业链的治理结构出发，重点重塑产业链“链主”，培育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构建合理分配资源和财富的产业价值链；四是建设国内经济循环关系，尤其是沿海与内地、东北之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等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循环关系，构建紧密的产业空间链。

其五，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企业似乎也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实质上仍是以国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与此不同的是，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发展的侧重点和重心不是全球价值链，而是建立和完善国内价值链的循环；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国内经济循环来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这样，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就摆脱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和控制。但需要强调的，这不是与世界经济“脱钩”，而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的市场需求，为全球经济增量提供中国机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全球的资源发展创新经济，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

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关于全球疫情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的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的转换，即从过去强调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高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这里说的对内开放是相对于对外开放而言，它是我们过去研究不够的一个重要范畴。这里“内与外”划分的基本标准，主要是主体即国民的属性。对本国国民开放，张开、释放、解除限制等，就是对内开放；而对外国国民的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过去我们在开放战略和开放的艺术上，一直是利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而现在到了只有进一步对内开放，才能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的发展阶段。

其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我们的国内改革就无法深入推进。对内开放与对内改革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些重要的联系。从上文给“对内开放”下的定义看，区别主要在于一个强调对本国国民放松、解除管制，公平对待本国国民；另一个强调对本国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变革。显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在对本国国民不断地放松限制、平等对待，需要有很多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变革作为保障。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一直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改革的办法，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选择。在一系列国际规则的要求和制约下，旧的计划体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这些规则就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比如我们为了适应WTO的规则，不得不更多地放松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管制，给后者在市场上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使政府的做事规则更接近国际惯例的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仅仅开放国门，对旧体制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很多实质性的东西最终需要有内部的动力来推动变革。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货币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之所以到今天还要说必须深入推进，说到底是因为它的背后涉及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彻底重组。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都涉及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和权力的再配置，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就不能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育，市场组织、个人和社会机构就缺少成长的空间，市场工具就没有运用的条件，市场机制也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机制。

其二，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更无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内开放的相对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国内不少地区之间互不协调的非一体化竞争体制，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地区间相互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影响了地区间按现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影响了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可能性，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的能力。又如，即便在沿海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因地区间的非一体化也难以在市场竞争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业协同，盲目重复建设情况也十分严重。再如，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开放的相对不足，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的可能性和成长速度，进而影响和制约了民营企业走出去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限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不强，何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内开放程度已经成为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

其三，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大市场就无法真正形成，那么就无法依托内需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内开放与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内需拉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对内开放不足表现为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各地区呈现出严重的市场非一体化格局，或称为“碎片化经济”，不仅妨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使我国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难以变成实际的竞争优势，因此把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欠缺基础和前提。比如，国内市场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或国内市场发育不足、信用不良，企业就不得不选择出口市场。其次，对内开放不足导致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市场取向改革不够深入，居民和企业缺少经济选择权，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福利增长缓慢，内需规模成长速度低，因此必须以对内开放、放松管制来刺激国民的生产性努力，激励生产率提升和改善收入分配态势，最终形成现实的可利用的超大规模市场。再次，这些年我国扩大消费的战略之所以难以真正奏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内开放不够，以及相应的国内改革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制约中国人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沉重负担，以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前者造成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不敢消费；后者形成不利于扩大需求的悬殊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以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和平等化为特征的对内开放，以及据此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稳定国民对未来的预期，纠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失衡状态，逐步消除制约中国人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其四，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也就无法把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可能出现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脱钩”。过去中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特征，在实物形态上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在货币形态上是美国印钞—中国取得外汇顺差—美债形态的中国外汇储备。这种世界经济均衡格局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随着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的不断外移或关闭，以及产品内分工驱使制造业不断外包，美国感到国内产业空心化，蓝领产业工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中国也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中低端技术锁定、投资规模过大、国内货币发行过多等问题。这时从美国这一端看“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在美国遭遇国内日益严重的民粹主义等潮流下，必然会因贸易战等而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松动或断裂的现象。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这一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此，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的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以形成中国需求、中国市场为目标，致力于拉动全球的要素供给，最终使中国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步入正常轨道作贡献。

当前中国对内开放的层次、关键和举措

那么，对内开放，究竟是对谁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究竟有什么重要的障碍影响着对内开放？怎么有效地破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大问题，需要很多细致深入的分析，本文在此简要括之。

对内开放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主要是对本国国民的开放，表现为将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更多地赋予个人和家庭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企业组织的角度看，对内开放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解除民营企业的竞争束缚，运用《竞争法》破除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使其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更为公平；从部门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尽可能解除对行业、部门的不必要的管制，约束政府行政垄断或借助于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为，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从地区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破除政策的“洼地效应”，减少地区间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均衡区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差异；从国家这个宏观层面看，经济上的对内开放，就是要放松或解除政府对国内经济事务的不必要的管制措施，在向外国人打开国门、放松经济限制的同时，充分赋予本国民众经济自由发展和市场选择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态势一路乘风破浪，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果，但是为什么对内开放却举步艰难，究竟有什么重要的障碍在影响着对内开放的步伐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开放的政治艺术选择等方面的考虑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缺少外力冲击的现有体制内，一些利益关系和阶层地位已经固化，观念上也难以接受改变。因此，要发动大规模的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有着难以想象的实际困难。对外开放打开国门，让人们走出去，让先进技术和要素走进来，这些都是在开始阶段惠及几乎所有人的改革，自然会受到各阶层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开放的深入，某些开放方面的措施必然要触及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利益关系和结构，这时深度开放就与国内深层次改革一样，会遇到种种阻力。比如，形成大规模市场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国有企业长期占比过大的分配格局，这其实是利益关系和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分配权力的调整和再配置。

总体上来看，我国实施对内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要让各级政府承担起更多的公共事务和追求人民福利的职能，逐步减少它对市场性、盈利性事务的直接插手和不必要的干预，让民众有更多的市场选择权。由此所决定的国内改革，也要从政府内部的纵向权力关系的调整，转向政府与社会、市场与个人的横向改革。其基本目标是塑造能够自我承担风险、自我扩张、自我收缩、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当前，我国急需通过实施对内开放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有效举措主要有：

一是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激励国内潜在市场现实化，促进现代消费能力的形成，重点是改变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结构，大力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努力降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让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并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二是要分区域推进经济高质量一体化战略，重点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运用国家战略破除区域行政障碍，进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试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如果这些中国的主要发达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互开放，那么中国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大市场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三是要重点拆除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进入障碍，使其享受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更为平等的竞争条件，重点鼓励其进行并购发展和创新发展，鼓励其“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强，从而形成驰骋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