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5：锡安在哪里_风闻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大国政治，主要是英国（现在转位美国）的支持或者默认，但忽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利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挤走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当然激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弹。

从以色列建立的第一天起，这块本来应该流淌奶与蜜的土地就变成流淌血与火的土地。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决议规定了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由于犹太人定居分布不规则，以色列的版图高度不规则，很多地区十分狭窄，很容易被阿拉伯敌对力量切断。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至关重要的耶路撒冷则是国际共管区，不属于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不和犹太区相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把联合国太当真。对于以色列来说，决议只是一个圈地的许可，没有不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只有以色列打不下来的地方。阿拉伯人则根本不承认这个决议，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哈格纳、伊尔贡、勒海携手作战，共同抵御阿拉伯人的进攻，将犹太人支离破碎的定居点大体连成一片，但被围困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独力难支，最后投降了，东耶路撒冷归约旦管辖，只有“不太重要”的西耶路撒冷落到以色列手里。从一开始，以色列的版图就和联合国规定的有很大差距。独立战争之后，大批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被迫逃离或被哈格纳驱离故土。大批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居住的犹太人也被迫离开，来到以色列。

1956年，埃及在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的领导下，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英法出于重建战前殖民主义秩序的目的，出兵干涉。为了将以色列最大的威胁埃及的军事存在推离以色列的南部边境，以色列呼应英法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发动了西奈战争。以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直逼苏伊士运河，另一路沿红海东海岸长途奔袭Sharm-el-Sheik，这是西奈半岛南方顶尖控制以色列唯一的红海出海口埃拉特的战略要点。此役是独眼将军达扬的成名之战，沙龙的伞兵在米特拉山口之战中大胆偷袭不成改为无谓强攻也显示了沙龙日后的风格：大胆果断，刚愎自用。在联合国的美苏联手压力下，英法被迫中止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被迫撤出西奈。

纳赛尔要做萨拉丁第二的雄心并没有泯灭，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向苏联一边倒，以争取苏联的军援和在联合国的政治支援，大量先进的苏军装备运抵埃及和叙利亚，纳赛尔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确切情报面前，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在67年的6天战争中，横扫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参战国的军队，阿拉伯军队遭到空前的惨败。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全境，约旦河西岸大片地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这是近两千年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圣地（希伯隆Hebron，伯利恒Bethleham，拿撒勒Nazareth等圣经地名都位于西岸）第一次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以色列控制的版图达到空前规模。这一仗实际上是时任总参谋长拉宾打的，但西方舆论常常把功劳记在时任国防部长达扬的头上。

面临惨败，纳赛尔郁闷而死，接任的萨达特再接再厉，重整旗鼓，联合叙利亚，在73年犹太人神圣的斋月期间，再次从西奈和戈兰高地两个方向同时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进攻。这一次以色列由于轻敌，被打了一个冷不防，差点阴沟里翻船。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第七旅死拼硬顶，顶住了叙军的猛烈进攻。在西奈方向上，埃军攻破了巴列夫防线后，没有及时扩大战果，而是筑垒据守，以军第三师在沙龙的指挥下，突破大苦湖，包抄埃军第三军后方，并威胁开罗。在戈兰高地方向埃叙的攻势于是崩溃。以军虽然反败为胜，但以色列最高统帅部受到严厉指责，总参谋长埃拉泽黯然离职，不久郁闷而死。

斋月战争后，埃及放弃战争，和宿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以色列则归还被占领的西奈，这就是著名的《大卫营协议》，萨达特和贝京都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大的战争威胁解除了，全球的犹太人都欢欣鼓舞，以为和平终于到来。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解决，新生的犹太国在懵然不知的情况下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主要敌人从伊斯兰国家变为非国家的泛伊斯兰力量，至今不得解脱。

巴解组织在难民营中诞生，从恐怖袭击起家，这时发展成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成为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巴解组织在约旦搞“国中之国”遭到约旦镇压之后，转移到黎巴嫩，建立了新的“国中之国”，继续和以色列战斗。为了消灭巴解组织，以色列在82年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在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的指挥下，一路打到贝鲁特，并且在贝卡谷地取得了对支持巴解组织的叙利亚的惊人胜利。然而，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陷入了苦战，和巴解打得难解难分，给黎巴嫩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国际调停下，巴解组织撤退到突尼斯，以色列撤军至南黎巴嫩，多国维和部队进驻贝鲁特，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兵营遭到恐怖袭击、241名美军和58名法军丧生之后，多国部队也相继撤离。黎巴嫩陷入内战，真主党在南黎巴嫩崛起，取代巴解组织，继续和以色列战斗。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以色列占领区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Intifada），人们不惜用石块和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警战斗。随着血淋淋的巴勒斯坦少年的躯体在世界电视和新闻图片中的展现，以色列的形象逐渐由被迫害的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变成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恶势力。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声音从阿拉伯世界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地域，在欧洲也得到了呼应。更使以色列揪心的是，非国家性的泛伊斯兰力量越战越强，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民兵竟然和“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打了一个平手。

在战术上，以色列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以色列从来没有赢得过战争，因为和平从来没有到来。以色列的胜利，虽胜犹危。以暴易暴的路越走越窄，和平的路也是越走越昏暗。在《大卫营协议》之后，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叙利亚对和平协议也是若即若离，似乎和平在即。但Intifada之后，巴解领导人的政治号召力越来越弱，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恨和敌对有增无减，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以色列被迫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次，巴勒斯坦人开始生活在ghetto中了。继阿拉法特去世，新的巴解领袖阿巴斯基本上沦落为西方的傀儡，失去了对巴勒斯坦人的道德和政治号召力。哈马斯上台和与法塔赫的冲突更加加剧了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和平的希望越来越黯淡。

恶意煽动和挑拨无知是不能持久的，持久的政治现象必然有深层的文化动因。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所谓世界性的、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的“新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作为一个概念，是1860年德国犹太学者Moriz Steinschneider提出的，确切的译名应该是反闪米特主义，如此命名是因为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闪米特人基本上就是犹太人。在世界认识到纳粹暴行之后，anti-semitism成为过街老鼠，是一项极大的恶名。现代阿拉伯人争辩说，阿拉伯人不可能是anti-semisits，因为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的另一支。这是词语歧义所造成的混乱，在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里，anti-semitism的对象只有一个：犹太人。所以阿拉伯人的这个辩解并不能成立。然而，新反犹主义的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所谓新反犹主义是不是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

传统概念的反犹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的反犹主义是宗教性的，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冲突开始，具有宗教迫害的性质。在这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大体还是得到宽容的，并逐渐融入了主流社会。文艺复兴之后，反犹主义的宗教性质淡化了，但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性质强化了。犹太人的“原罪”就因为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也不顶用了，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也被划入另册。当代的所谓“新反犹主义”具有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全然不同的特征，宗教和种族不再是动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的新反犹主义源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们对以色列演变为犹太民族压迫巴勒斯坦民族的工具的憎恨。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是因为犹太人“不是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而今天的新反犹主义则是因为犹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对犹太人个人的憎恨为特征，或者说是基于欧洲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包括傲慢、诡秘、狡猾、唯利是图、只忠于自己、不惜侵害主体群体的利益。他们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实力，甚至操纵政府、银行和媒体，不惜挑动战争为己牟利。新反犹主义则以对以色列和抽象的犹太民族的憎恨为特征，和这些历史偏见无关。恨乌及屋，这些憎恨也延伸到对犹太人的反感，因而使历史偏见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欧洲的传统反犹主义重新露头的原因所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等同起来，迫使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实际上是将反犹主义庸俗化了，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犹太人有识之士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尽管他们被称为“自虐的犹太人”，他们依然坚持，用“政治正确”和反犹主义的大帽子掩盖以巴冲突的实质，到头来只会滋生真正的新一波反犹主义。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不管起因如何，起源于中东但波及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现代反犹思潮无疑是反犹主义，新反犹主义甚至在言行上都和传统反犹主义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祭出已经被证明是为作的《犹太长老训令》之类的东西来证明犹太阴谋论。除去圣经中以色列是上帝赋予犹太人的土地的说法不谈，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是回归故土，犹太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本地人，不是外来的殖民者，更何况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来自非欧洲国家，主要是中东国家。犹太人是种族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以色列本来是为了逃避种族迫害，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迫害国家是不顾历史事实。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不能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民族分割开来，所以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主义。

这些辩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犹太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但要是因此就声称是本地人，尤其是比后来的阿拉伯人更有正当居住权的本地人，这就牵强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欧洲人驱赶犹太人岂不就是正当的了？何况犹太人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乌尔（今伊拉克境内，也有说法是今土耳其境内）过来的，为什么那里不是犹太人的故土而是以色列呢？用圣经（或者任何别的经书）作为依据就更不妥了，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的经书看作神圣的，但用“我的上帝比你的大”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时，那就是自找没趣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是最起码的，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以色列是为了杜绝民族压迫而建立的，但以色列现在成为民族压迫的工具，这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哀。

反犹主义是文化层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反犹主义的根源在欧洲，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反犹主义是恨乌及屋的结果。穆斯林教义和传统里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内容。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称为“经书里的人”（Dhimmis，或People of the Book）。“经书里的人”属于二等公民，必须服从穆斯林的律法，在某些权益上受限制，但不是被压迫的对象。如果历史上的穆斯林对犹太人有今天这般仇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犹太人留存下来了，也就谈不上建国时的大批犹太难民了。反犹主义概念和现在阿拉伯文化里盛行的反犹宣传来自欧洲，最初恰恰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东的。消除反犹主义和消除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两回事，而一些犹太人组织不和真正的反犹主义作斗争，而是想利用反犹主义的恶名和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将对以色列的正当批评和指控套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否认反以色列行为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的因果联系，为以色列套上金刚不坏之身，将一切反以色列的行为归结为非理性、非道义和非正义的，这才是争议所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滋长了世界性的反美主义，以巴冲突怎么可能不滋长反以色列的情绪呢？恨乌及屋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一切作为，坚持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人等同起来，犹太人或许自己对引发新反犹主义也有一份责任？

今日反犹太复国主义最激烈的阿拉伯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初兴的19世纪末、20世界初，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饱受压迫。为了早日获得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联合，并在犹太人中寻找支持，驱除奥斯曼帝国。领导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麦加王国国王侯塞因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魏茨曼谈判，达成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强调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近亲血缘关系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标，费萨尔王子还在英国允诺帮助阿拉伯民族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允诺支持贝尔福宣言，帮助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由于英国从贝尔福宣言立场的后退，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最终要的是，费萨尔-魏茨曼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作为筹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犹太人的国家而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来，坚决反对把自己在自己的家园里变成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巴勒斯坦人本来对犹太人移民是乐见其成的，犹太人带来的技能和资金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但有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的例子在先，少数民族在欧洲强权的支持下反客为主，多数民族反而成为弱势民族。当犹太人移民有反客为主的趋势时，巴勒斯坦人开始激烈反对。即使在今日世界里，即使所谓的移民国家，当大批移民涌入、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候，很难想象会不遭到强烈的反移民力量的反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首先是世俗的，是从反帝反殖出发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外来的犹太人无疑是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殖民者。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主宰了国家的一切，并有计划地排挤巴勒斯坦人，为犹太人争得土地。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哈格纳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受命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对新兴以色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在理论上不具有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得成分在内，以色列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保护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一些以色列的法律和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效果。以色列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回归法，规定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只要自己要求，都有权定居以色列。在二战中纳粹屠犹的阴影下，这是为犹太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的有利措施。但是同样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放弃暴力、效忠以色列也不行。然而，如果犹太人有权利回归故土，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同样的权利呢？如果理由是以色列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成为多数族群而必须保护犹太人国家的特质，那这种以种族（或者族群）划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种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纳粹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血统法”，容许所有德国血统的人在移居德国，同样的优惠条件则不对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必须服从以色列的管制和政策。更有甚者，2003年通过的以色列公民法规定，以色列公民和来自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后，不得居住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年满12岁之后也必须回到巴勒斯坦区，而不能继续在犹太区居住。种族歧视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种族而不是以个人的作为来界定事物的许可。不管怎样辩解，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内。以色列的身份证上表明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身份，在现实中，这一栏对于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犹太人曾经被迫屈辱地在衣服上标上黄色的大卫星的历史。以色列的居民注册法也要求居民注明自己的种族，和南非以前的种族注册法如出一辙。

以安全原因而隔绝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区域，通过路障、检查站和封锁线组织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这不是近来才开始的，但在沙龙政府建立隔离墙后，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新的高峰。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犹太人武装曾有计划地排挤、驱赶巴勒斯坦人，以夺取战略要地，或者扩大地盘。这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清洗。在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期间，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阿拉伯民众，也有阻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图。不管如何辩解，以色列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互相隔离的飞地中，阻止了巴勒斯坦人在整体上争取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权，这不是泛泛地指整个以色列和被占领地区，而是被犹太人区分割开的巴勒斯坦区之间都无法自由通行。相比之下，犹太人能够自由通过巴勒斯坦区，可以在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区定居，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不能自由通行，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移居，即使是在互相分割的巴勒斯坦区之间。巴勒斯坦人进入犹太区要受到检查和限制。这些或许都有安全上的理由，但在事实上构成了种族隔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来源是泛阿拉伯主义，这是50-60年代中阿拉伯精英阶层将阿拉伯世界整合成一体的一种努力，意图恢复萨拉丁时代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的辉煌。以色列将一个连贯的阿拉伯世界腰斩成互不相连的两半，这不仅是对阿拉伯统一理想的轻慢，也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阻力。犹太极端分子关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梦呓也成为泛阿拉伯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罪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世界的唾骂中最终倒下，现在以色列的种种做法被拿来和南非种族主义相提并论，当然导致犹太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极大不满。他们列举以色列和南非的种种差别，但这种抠字眼式的辩解不能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种族主义实质。在辛普逊案件那样的环境下，这样的辩解或许可以获得法庭“证据不足”的判决。但是在世界舆论面前，还是难逃指责。一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比较坦率，指出这些隔离政策不是以种族作为动机，而是两个民族争夺同一片土地的结果，是自卫反应。其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何尝不是一样呢？如果南非白人一个生活在水星，一个生活在火星，怎么会有种族隔离的事呢？当然是争夺同一片土地才有这样的冲突。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则辩解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凡接受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人，都能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在种族上不都是欧洲人，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所以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的指控不成立。老实说，这种辩解的说服力和克林顿在莫妮卡事件中辩解口交不是性交一样苍白无力。另一个说法则是：阿拉伯人自己也是靠血与火夺取这片土地的，就是这样，还分裂成22个国家。犹太人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呢？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不公，但不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是更大的不公。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用不公来纠正不公，最终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犹太人要回归的是锡安，是和平的天国，而和平是不能靠不公来赢得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和犹太居民具有相同的公民权，以色列议会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人议员，这经常被作为对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指控的反驳证据。按人口比例来说，伊斯兰世界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是伊朗，至今仍有2.5到3.5万犹太人居住在伊朗。伊朗议会里还有为犹太人（以及拜火教徒）保留的席位，这能说明伊朗是和以色列一样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吗？恐怕至少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不能。

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有有过之无不及的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但犹太复国主义是建立在道德高低基础上的，以色列是为了纠正对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而建立的，别人的荒唐不是开脱自己的错误的理由。事实上，西方社会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民主和人权社会的延伸，不能接受以色列在民主和人权上的双重标准，以色列的作为成为西方世界的羞耻，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指责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公民权，但依然要服从以色列的管制，遵守以色列的法律的政策。如果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属于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就是非法的，在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下向这些地区的移民和建立定居点更是非法的，是彻底的殖民主义行径。如果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府的作为不是政府之间的做法，而是警察和黑手党之间划地为牢的做法。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阻止共产主义在南部非洲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苏东波后这个理由不再存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只好黯然收场。以色列以阿拉伯民族的敌对和阻止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这个理由看来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成立。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会继续延续很长时间。由于一切都归结于民族自卫，犹太人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理直气壮。相比之下，南非白人即使在种族主义政权全盛的时代，内心也是有愧的，从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是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将延续很长时间的另一个原因。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即使在在宗教情结很重的犹太人中间也有异议。犹太教的说法是，圣经固然说犹太人最终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回到锡安，但用人间的武力来实现回到锡安，这是对上帝的不恭。犹太人不能用武力使犹太人整体升入天国，塔尔慕德规定犹太人必须服从本地的政府而不能叛乱，犹太人更不能通过自己的罪孽来推延救世主的降临。不过，这在犹太人中是少数，而且仅限于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赛法迪犹太人中绝少这样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许是社会性或者心理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更使以色列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焦虑的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悄悄兴起。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特著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从道德高度上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轰动。南非的黑人图图大主教也顶着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面对卡特，犹太复国主义的辩护士们还可以大肆指责，批评政治家本来就是“天赋人权”。但面对德高望重的图图大主教，这一次轮到犹太人敢怒而不敢言了，只能用误解误导来开脱。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西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政治理论界引起极大的重视，被称为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右翼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米尔西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著名教授沃尔特合作，发表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文，指责犹太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左右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文章原为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刊物《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稿，但编辑部在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下，竟然撤回预约而拒绝刊载。上层精英如米尔西默和沃尔夫也只好转而到《伦敦书评》发表，依然引起轰动。两人再接再厉，在一年后将文章扩充成一本500页的书，一举成为今年《纽约时报》书评的最畅销书，并在网上书店亚马逊里成为仅次于最新的哈里波特之后的最畅销书，这是耐人寻味的。

米尔西默和沃尔夫指出，以色列对美国已经不是战略资产，而是战略负担。以色列无法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相反，美国一直在无条件地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并为此付出政治和道义上的巨大代价。在近年美国的历次中东战争中，虽然以色列积极求战，但美国每次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距离，以保证美国的总体政治目标不致受到损害。美国所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所受到的憎恨在很大程度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即使像伊朗核威胁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也本不是目标。支持弱者不是理由，以色列的军力在67年六天战争之前就每次都击败阿拉伯人，而那是美国援助到来之前的事。以色列的民主和人权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其种族隔离的作法是违背任何民主和人权国家的宗旨的。对过去的虐犹罪行的补偿一说也不成立，巴勒斯坦人和虐犹没有任何关系。书中列举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操纵舆论，操纵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例子，并指责以色列游说集团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不顾美国利益，借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新保守主义力量之手，将美国拖进了伊拉克战争，将叙利亚和伊朗列入进攻目标也是同出一辙。

如果说卡特的道德批判是从左翼自由派的立场出发，那米尔西默和沃尔特就是从右翼保守派的现实政治出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重磅炸弹对打破在美国和西方在反以色列言论禁区上起到极大的作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被褪下了道德高地的华彩衣甲，而且其现实政治层面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危害也被提上台面。

伊斯兰教义对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按照伊斯兰教义，犹太人和基督徒是dhimis（意为“经书上的人”），他们收到伊斯兰律法的保护，但他们属于二等公民。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反客为主，以犹太人律法主导社会，无疑是蔑视伊斯兰的权威，这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伊斯兰教和古兰经本身不能说是反犹的。即使按照犹太学者的定义，反犹主义不是一切对犹太人的批评和指责，而是把犹太人单独列出来作为批评和指责的对象，而不顾同样的批评和指责也适用于其他族群，这才是反犹主义。作为一神教，古兰经当然把安拉和伊斯兰的教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歪门邪道”，不信安拉的人都是该斥责的。从这一点来说，谈不上反犹不反犹，伊斯兰对所有异教都是一视同仁的。和基督教的圣经不同，古兰经提到犹太人并不算多，对犹太人有褒有贬，但都是对具体的犹太人群体而不是针对泛泛的犹太人民族。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把犹太人分为“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甚至语言和故事都和圣经新约相似。“好犹太人”也是可以上天堂的。对古兰经断章取义的解释当然有，基督教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不能算是伊斯兰教反犹的证据。由于耶稣只是伊斯兰教中的圣徒之一，伊斯兰教义对犹太人出卖耶稣并不像基督教那么义愤填膺，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了背叛耶稣的原罪。相反，基督教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继承，上帝与世人的契约由《十诫》转译到耶稣，所以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对教义的正统性的争论。伊斯兰教没有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义里，古兰经是作为犹太人塔纳卡（Tanakh）和基督教圣经的原版，塔纳卡和圣经是后来人玷污和扭曲的伪作，所以也没有正统性的问题。

由于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经书塔纳卡（Tanakh）作为圣经旧约，犹太人的内容在基督教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不知道是否出于犹太人对正统性的争议，基督徒对犹太人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或者恐惧。但是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没有把犹太人像基督教那么当一回事，犹太人只是“经书中的人”的一部分。犹太人拒绝教化，但信仰坚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赞扬，比如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里就有这样的叙述。即使犹太历史学者也承认，历史上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压迫远不及基督教，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除了要遵守伊斯兰律法和服从伊斯兰权威以外，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强迫改信宗教、放逐或者杀戮的威胁。伊斯兰主导的西班牙摩尔人时代是犹太文化的黄金时代。伊斯兰世界当然也有压迫犹太人的事，但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基本上和旧时代对待外乡来的流浪手艺人没有太大的两样，是容忍和利用的对象，气不顺的时候自然会拿他们出气，但只要不挑战本乡人的权威，就不是刻意迫害的对象。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当然不是没有，西班牙犹太人哲学家Maimonides将亚里斯多德的理性哲学和犹太教的教义相结合，给犹太叫引入了理性思辨的成分，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在日渐原教旨主义化的穆斯林政权压力下，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但不久后，出逃到埃及，并公开恢复他的犹太教信仰。埃及当局基于伊斯兰律法，要对叛教的Maimonides处以死刑，但在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萨拉丁的宰相的亲自说情后，留了一命，理由是对伊斯兰的改信是不能强迫的。这也成为后人对不能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先例而遵守。古兰经中，穆罕默德曾有过对犹太人的严厉斥责，但那也是有原因的。穆罕默德在多神教的阿拉伯世界中宣传合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的伊斯兰教，古兰经被认为是上帝和子民的契约的真本，塔纳卡和圣经则是被篡改的赝品。但穆罕默德依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天然的盟友，期望他们自然地接受包容并取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当麦加的犹太人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伊斯兰教时，穆罕默德当然很生气，愤怒斥责之，后果很严重，在今天被断章取义地用作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反犹的证据。事实上，圣经新约中，耶稣对拒绝接收他的教诲的犹太人也是同样愤怒，也是同样地斥责，但不能因此说基督教救世本质反犹的。

反犹主义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最先是奥斯曼帝国从治下的希腊东正教那里过来的，后来则是19世界来到中东的欧洲传教士传来的。19世纪也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初兴的时候，反犹主义最先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阿拉伯基督徒所接受，然后才“伊斯兰化”的。

今天的伊斯兰世界里充满了反犹宣传，从极端的宗教领袖，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政治家，言辞之极端、激烈为历史上罕见。阿拉伯世界的学校里，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血腥叫嚣。这是彻底的反犹主义，但这一切开始于以阿冲突，是恨乌及屋的结果。这是犹太人的不幸，犹太人要回归锡安，寻求现实的和平和心灵的安宁，结果招来更多更深的仇恨。

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在形成过程中，曾有两个方案。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双民族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移联邦的形式共治。另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以色列为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不属于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最后以巴分治的方案成为第181决议的基础，以色利为犹太人占55%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占99%的国家，按土地面积来算，以色列占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约55%，巴勒斯坦占43%，其余的为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美国和苏联都投了赞成票，英国和国民党中国投了弃权票，投反对票的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国家。

联合国的分治明显有利于犹太人。在犹太人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犹太人定居点很是分散。联合国基本上把所有犹太人略占多数的地方都划给以色列，但只有阿拉伯人占绝对多数的地方才划给巴勒斯坦。然而，就是这样的分划也不能满足犹太人的胃口，48年的独立战争正好成为契机，犹太人以战争为名，乘机大肆抢占土地。一方面为犹太人的国家创造了生存和保卫的条件，另一方面为日后的以巴冲突埋下了祸根。

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已经不再质疑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权力，问题的焦点基本上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可以由两个途径实现：和犹太人共享权力的双民族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两个独立的国家，既犹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双民族的以色列还是两国方案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有过争论。在20年代到48年独立战争之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少数民族地位，双民族以色列为学术界所偏爱，倡导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具有同等权力，共享共建巴勒斯坦/以色列，爱因斯坦也对这个概念表示支持。但是不断升级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冲突和48年的独立战争在事实上把这个概念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和阿拉伯人分享的双民族国家。联合国181号决议在事实上也否定了双民族以色列的概念，而倡导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虽然最后只有犹太人的以色列得到建立，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到今天依然是空中楼阁。在理论上，以色列宪法保证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的权力，这有一定的双民族概念的意思，但在实际上，以色列的政策无不围绕着保障以色列的犹太性，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在强势的以色列的阴影之下，双民族的以色列似乎被遗忘，但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的巨大军事胜利带来了更为巨大的政治困惑：如何处置新近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西奈（在以埃大卫营和约归还埃及之前）以及其上居住的阿拉伯人。一方面，吞并这些土地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和军事意义，约旦河西岸是圣经上犹太人的土地，是所谓的撒玛利亚（Samaria）和犹太地（Judea），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隆都在西岸。在军事上，吞并这些土地大大加深了以色列的防御纵深，而在此之前，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走廊的最窄地段只有20来公里宽，在军事上实在难于防守。但这些阿拉伯居民如何处置呢？再像48年那样大量驱赶是不行了，尽管有几万居民确实遭到驱赶。把这些土地交还阿拉伯人是不可思议的，但吞并意味着必须给这些阿拉伯人以色列的公民权，这样犹太人将不再成为多数民族，以色列的犹太性就无从保证。贝京的利库德集团曾经赞同双民族方案，将以色列的疆界正式包括被占领地区，给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以以色列公民权，但以色列仍然必须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或者犹太人主导的双民族国家，即使犹太人占少数。在左右为难之中，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战术，既不给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权，又迫使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军管，同时鼓励犹太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制造既成事实。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一些犹太人定居点被迫拆除。在这样的阴暗前景之下，双民族概念更难为以色列的犹太人所接受。但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当权益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两国方案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所接受。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对双民族和两国方案也是来回反复。在一开始，阿拉伯人根本不接受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但在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巨大军事优势震撼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73年埃叙功亏一篑之后，巴勒斯坦人也意识到，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不再现实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也一度呼吁双民族的巴勒斯坦，这时轮到弱势的阿拉伯人呼吁双民族概念了。但此后几十年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双民族概念在阿拉伯人中本来就淡漠，现在更被视为天方夜谭。然而，在学术界中，双民族概念得到了新的重视，这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根本出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东方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依德就主张双民族的巴勒斯坦。但现实政治使两国方案成为最现实的途径，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都是两国方案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和真主党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双民族方案，不过那是在伊斯兰主导下的双民族，犹太人“回归”到dhimis的二等公民状态，这才是“消灭以色列”的含义，而不是从肉体上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当然，这是犹太人所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哪一个民族作为主导，都不是真正的双民族方案。

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是不屑一顾，果尔达·梅厄就有过一句有名的话：“从来就没有巴勒斯坦人”，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只是恰好居住在这里的一半散沙而已。这不能说一无道理，但显然和殖民主义者对待原住民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种态度的主导下，自然也没有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也设法阻止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就有阻止巴勒斯坦独立成为阿拉伯人的民族国家的意图。然而，几十年的血于火，即使是强硬派也终于认识到，继续无视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已经在政治上无异于鸵鸟政策了。

现在一般接受的巴勒斯坦国的概念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度，历次以巴和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但困难重重。根据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的情况来看，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

1、以巴双方严重缺乏互信，谁都不相信对方将信守协议。

2、以色列拒绝将耶路撒冷在以巴之间分治，分治不仅在市政管理上造成麻烦，以色列也不信任巴勒斯坦能对犹太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犹太人自由膜拜犹太教圣迹，巴勒斯坦人曾捣毁在圣经中出埃及期间犹太王约瑟的墓，在67年前约旦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也不得参拜神圣的西墙；同样，巴勒斯坦也不信任以色列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阿拉伯人自由膜拜，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在被以色列占领后的69年曾有过大火，烧毁了南翼，清真寺下有一条古代就有的地道，但有人怀疑以色列故意重新启用地道，造成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部分坍塌。

3、巴勒斯坦坚持要将国土连接起来，而不是被分割成两片互不相连的飞地，而以色列连放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以使巴勒斯坦飞地连片都不愿意。事实上，西安和加沙要连成一片，从以色列中间横穿是不可能的，那样以色列就被腰斩了，但要绕过以色列北端，从加利利绕过来，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隔开，在距离上是近了，但那是靠近加利利海的肥沃土地，也是犹太教的圣地，要以色列放弃简直不可能；从南端绕过来，把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隔开，要在内格夫沙漠中放弃大片土地，更不可能。

4、以色列决不容许敌对的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统治巴勒斯坦国，但要是巴勒斯坦国真是一个独立国家，谁来统治巴勒斯坦又不是以色列所能控制的，这就是以色列只愿意给与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而不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以色列拒绝放弃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边境控制、进出口管理和领空控制，连共管都不行。巴勒斯坦军队当然是不被容许的，以色列的理由是：既然签订了和平协议，再保持军队就有违和平初衷。

5、水源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水源意味着生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主要靠地下水，但这也是以色列的重要水源，所以以色列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钻水井，，用水水平不得超过68年的水平，不得新开灌溉地；但在同时，却容许犹太人定居点钻更深的水井，用更强力的水泵。80%的地下水资源都被犹太人占有，而与巴勒斯坦人无缘。

6、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和补偿当然是最大的死结之一。

即使在英国托管时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但相对来说，规模有限。二战结束后，英国宣布将放弃托管，对巴勒斯坦实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治。在纳粹大屠杀下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大批涌入心中的圣地和犹太人的希望所在，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开始大大加速对土地的蚕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温，在48年的独立战争中达到顶点。

在战火的威胁下，大批阿拉伯居民被迫出逃。其中有由于恐惧而出逃的，但也有相当数量是遭到哈格纳武装有计划地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主要集中在犹太人居多数的城市（如海发和特拉维夫），通向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两侧，还有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内格夫沙漠。历史文件表明，本-古里安和拉宾都曾直接下令，驱赶位于战略要地的阿拉伯村落的居民。这些难民被驱赶过战线了事，在战后也不被容许返回家园。一些曾被阿拉伯军团驻扎的村落，或者在战争中帮助过阿拉伯军队的村落，很多都成为种族清洗的牺牲品。即使依据犹太历史学家的记录，在驱赶过程中，烧杀淫掠都有发生。哈格纳的行动当然有战争中对失败者的报复的成分，但更大的因素是将被分割的犹太人据点连接起来，使新生的以色列在军事上具有更好的防御态势，并为正在涌入的犹太移民提供定居的土地。

与此同时，出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颜面尽失的羞恼，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强烈的反犹风暴，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安居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在这当口，新生的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出于快速增加犹太人人口以建立充足国力的原因，以色列也十分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推一拉，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犹太难民的大量出逃。

48年独立战争之后，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70多万（联合国估计数字）阿拉伯居民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被迫流散到约旦、黎巴嫩、加沙、约旦河西岸等地的难民营里，其中大多数一直留居到现在，加上难民的子女，现总数约4百万。阿拉伯政府对这些难民的态度是令人发指的，听凭其自生自灭。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通过决议，指令成员国不得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以避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随时间自然消失。一些国家（如黎巴嫩）对巴勒斯坦难民所能从事的职业和能够拥有的财产（房产、土地）横加限制。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帮助，很多难民家庭将遭受更大的苦难。与此同时，原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80多万（犹太人组织估计数字）犹太人也成为难民，其中约60万最终移居以色列，其他的移居到欧美国家。对此，联合国基本上没有过问。犹太难民基本上是以色列自己在世界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消化掉的。

以色列独立战争一结束，联合国就主持难民问题的洛桑会议，确立了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家园的原则，对于不能返回的难民，以色列应该予以补偿器安置费用。在会上，以色列提出容许1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但这10万包括2.5万“自说自话”潜回的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承认现有边界，并消化其余的巴勒斯坦难民。一心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阿拉伯国家当然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依然是流离失所的难民，阿拉伯国家对容纳和消化巴勒斯坦难民一点也不热心，犹太难民则已经融入以色列的主流社会。犹太人一方面对这个事实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或许暗地里希望巴勒斯坦难民也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那样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自然消失了？即使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地位问题得到了解决，依然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还是一个定时炸弹。以色列右翼希望通过“居民置换”来永久性的解决难民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以约旦河为界，把约旦建成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约旦去。作为交换，原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由于这些犹太人在48年后实际上已经基本上都移居以色列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巴勒斯坦人需要迁徙，犹太人不需要移动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遭到巴勒斯坦人、约旦和阿拉伯世界的当然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反对。

以色列在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出家园后，制定了几部法律，其中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军队有权以安全为理由制止任何人的自由行动，包括禁止主人到自己的房产或土地上去。《反渗透法》不准巴勒斯坦难民擅自回到自己的家园，发现者以非法渗透的罪名惩处，并驱逐出境。但争议更大的法是《无主土地法》，规定政府可以将无主土地和房屋收归国有，并分配给犹太移民。这样一来，大量被驱赶出去的难民的房屋和土地就“自动”成为无主财产，被分配给犹太人了。据1954年的统计数字，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定居在这样的“无主土地”上，约三分之一的犹太新移民也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人“腾出来”的房屋里。很多巴勒斯坦难民至今带着故乡房屋的钥匙，作为家园的象征和返回故土的决心。从一开始，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和过程就是以巴和谈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难民是一个显眼的问题，但已经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个远为微妙的问题。在48年独立战争中，部分阿拉伯人没有离开家园，部分离开了家园，但最后易然定居在停火线的以色列一方，这些阿拉伯人都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三大部分组成：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还有少量游牧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和犹太人很亲近，在独立战争期间就站在犹太人一边和穆斯林战斗，所以一直得到信任和重用。今天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务员中，有不少是德鲁兹人。以色列国防军中还有两名德鲁兹人少将，这是除总参谋长外最高的军衔了。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遍布从摩洛哥到约旦的整个北非和中东沙漠。他们和阿拉伯穆斯林也合不来，在以军占领加沙期间，贝都因人经常充当以军的眼线，很是遭穆斯林的恨，所以在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和约、从西奈撤退时，部分贝都因村庄被整体搬迁到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重新安置，以免遭穆斯林的报复。按照以色列法律，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都必须服义务兵役。阿拉伯基督徒不必服兵役。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在英国托管期间，巴勒斯坦人口中曾有多达40%的基督徒。阿拉伯基督徒有原始的科普特派，十字军的后人，自称早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居住此地的“真正土著”勒万特人等，在教派上有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科普特教派、罗马天主教等，十分复杂。阿拉伯基督徒在种族上认同于阿拉伯人，但夹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冲突中，左右为难，只有利用欧美国家对基督徒的同情，大量移民，加上生育率低，导致基督徒人口陡降。德鲁兹人、贝都印人和基督徒都不是以色列的心病，在以色列阿拉伯人80%以上的穆斯林才是。穆斯林可以志愿参加以色列军队，但不必服义务兵役。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占人口20%以上，在理论上享有和犹太人同等的政治权力，但在以色列议会中，阿拉伯议员只占10%，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政治限制，很难想像阿拉伯人会不选阿拉伯议员。以色列的公务员中，阿拉伯人的比例更低，只有6%的公务员是阿拉伯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从独立战争开始就和犹太人结盟的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所有政府文件都以希伯来文发表，以后才有英语或者阿拉伯语的译本。类似地，以色列的土地80%归国家所有，15%归犹太人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oundation，简称JNF）所有，剩下的私有。犹太人民族基金会的土地明文规定不准出售给阿拉伯人，国有土地在事实上也不出售或租赁给阿拉伯人。虽然在理论上国有土地是可以出租给非犹太人的，也有出租土地给贝都因人放牧的事情，但这些与其说是普遍的事实，不如说是装点门面的个例。以色列最高法院在2000年判决这样的做法违宪，但2007年以色列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最高法院改判。

犹太人最忧心的还是未来的人口构成。阿拉伯人的平均年龄低于犹太人，生育率大大超过犹太人，其中穆斯林尤其如此，在几十年内超过犹太人而成为多数民族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最悲观的估计再2035年就可能达到多数民族的地位，因此引起犹太人的极大恐慌。但他们已经是以色列公民，守法安居，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他们的公民权。

在以阿冲突日渐激烈的近几十年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忠诚也开始受到怀疑。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人，比较极端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甚至声称“我的国家正在与我的民族为敌”（My state is at war with my nation）。在近年的示威和自杀炸弹事件中，就有以色列阿拉伯人参与。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近5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是正当的，近90%认为以色列飞机轰炸黎巴嫩实非法的，尽管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是真主党火箭的受害者，还是有48%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真主党的攻击是正当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色列阿拉伯人日渐在政治上要求与犹太裔公民有真正的平等，将以色列变成“所有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国家，至少是阿拉伯人真正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的犹太人国家。这种对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地位的挑战被不少犹太人看成对国家的不忠。75%的犹太人不愿和阿拉伯人作邻居，60%不接受阿拉伯人来访，50%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移民出以色列，40%认为应该取消阿拉伯人的选举权。

出于对江山变色的恐惧，以色利右翼提出另一个“居民置换”的想法，提出将部分在西岸和加利利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划归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而巴勒斯坦则放弃一些西岸的犹太人已经定局的地方，这个想法也遭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反对。

如果说历史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话，过去60年的血与火使巴勒斯坦人具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要通过重建以色列来重建犹太民族，却意外地同时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犹太人期望巴勒斯坦人自动放弃回归巴勒斯坦，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如果面对占领家园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形成了自己的“回归锡安”的情节，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了。

由于回归的犹太人和世居的阿拉伯人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紧密交错，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有极大的困难。如果分治是因为两个民族的高度敌对，那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势必将成为以色列的军事威胁，这是明摆着的事，也是以色列拒绝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因。分治使制止冲突的懒汉办法，分治并不能带来和平，印巴分治就是先例。但永远拒绝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力在道义上和现实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道义资本和以色列在国际上的支持相关，一个得不到西方主要强权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是难以持久的。以色列最终的出路不在于以巴分治，而在于一个双民族、和平共处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多数还是阿拉伯人多数。但以色列的现实政治使这个前景十分遥远，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

以色列主要是由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打出来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大体上可以算作犹太人下层和劳工阶层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犹太人的生存需要。但雅勃廷斯基的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现代以色列政治中开始主导。相对来说，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右倾，代表了犹太人的功利。于此而来的是基布茨运动的衰落，和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化。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思想上的差异，前者强调依靠自己，后者强调依靠大国政治，只不过改“独立但效忠于英国的以色列”为“独立但效忠于美国的以色列”，还是不改“靠大边”的本质。大国政治在很长时间内被以色列运用得游刃有余，但英国在以色列建国前，对阿拉伯人的反犹暴动不堪其扰，改开始时的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立场，为后来组织犹太人回归，但最后撒手不管；今天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否会因为对美国利益的长期损害而转向，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历史上冤家对头了2000年，但基督教新教中的福音派最终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一支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Christian Zionism）。他们对犹太人的同盟地位也是利用性质的，因为圣经中把犹太人回归圣地作为救世主再次降临的先兆之一。不过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联盟也不是没有隐忧的，因为圣经中的另一个先兆是犹太人不光大批回归圣地，而且接受了基督教，而拒绝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在最后的审判中死去。前者通过人为的努力已经发生了，后者在两千年的强迫和诱导中也没有发生，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说，和基督教的结盟也是权宜性的。中世纪的犹太先哲、被誉为犹太人的亚里斯多德的Maimonides就曾经说过，基督教使得更多的人们接受“十诫”和塔纳卡（背基督教接受为圣经旧约），接近犹太教的语言，使向信仰犹太教的最终转化容易得多，所以是可以利用的同盟军。西方一直流传着一个奚落穆斯林的笑话，说外敌来了他们联合起来打外敌，外敌打跑了他们就自己打自己，自己也打没了就兄弟之家打。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何尝不是一样呢？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然而在今天，以色列在客观上成为基督教世界在中东对抗“邪恶”的穆斯林的十字军，这个历史相似性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人的集体记忆中淡忘，阿拉伯人依然在盼望第二个萨拉丁的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地从穆斯林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耶路撒冷，十字军建立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但在几百年后，还是被萨拉丁率领统一的阿拉伯的军队所夺回，电影《天堂王国》（Kongdom of Heaven）说的就是这段故事。要是历史不重演，只有打破历史的死循环，放弃冲突，和平共处，建立双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由于历史的原因，犹太人有浓重的集体的受害者情节，感到孤立无助，任人宰割，所以在遇到敌对行为的时候，容易激起历史悲情，坚信自己的道德高地，将一切都归结为民族自卫。巴勒斯坦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被迫害者，当然也积聚起自己的受害者情节。面对不断的挫折，更是激发了悲情和绝望，也是只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以巴冲突的终结，当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事，但由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只有以色列对于和平进程有真正的主动权，只有强势的以色列采取主动，才可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有建设性意义的妥协，巴勒斯坦人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真正推动和平进程。然而，以色列只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的支离破碎的有限自治区域联合体，这离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愿望相差太远，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升级的冲突。

借用本-古里安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的说法：“假如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道理很简单：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义？的确有反犹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希特勒和奥斯威辛，但是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错吗？他们只知道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自己也说，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加入恐怖组织”。事实上，以色列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恐怖主义攻击并不忌讳，前总理沙米尔曾经是勒海负责对占领英军组织恐怖攻击的人，他就公开说：“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传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于侵略者（英国）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两千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心中的锡安。这应该是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是犹太人安居和繁衍的土地。但60年的血与火没有带来和平，曾经似乎伸手可得的和平反而越离越远。这是犹太人所期盼的锡安吗？锡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