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 U盘化就业：中国情境下零工经济的三大问题_风闻

诸大建教授

讨论零工经济，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简单把国外的零工经济概念套用过来。国内市面上流行的翻译过来的同名《零工经济》书有三本，里面讨论的零工经济事例与中国情境有差异，理论取向也不一样。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零工经济在中国有自己的市场逻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更有特殊表现。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对照国外的概念，才有助于深化理论思考。我从这个角度出发谈三个基本问题。

零工经济的根本特征与理论误区

零工经济（The Gig Economy）经常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临时工的经济。其实，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更多是灵活工作的意思，即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频繁和方便地进行即时性的就业和工作，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认识零工经济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零工经济与分享经济的关系。零工经济是分享经济中的亚类，强调人的服务技能的分享以及网络平台与个人的关系（表1）。讲分享经济的时候，大家公认的典型事例是Uber和Airbnb。但是讲零工经济的时候，典型的事例被认为是Uber而没有Airbnb。为什么我们要从分享经济中分出零工经济这个特别的类型呢？一般而言，分享经济包括人的技能的分享和财物的分享两个方面，而零工经济的重点是讨论人的技能的分享。分享经济的概念比零工经济大，零工经济是从分享经济进一步进化而来的。但是今天讨论零工经济具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即我们是从劳动者就业的角度和分享人的技能的角度讨论问题,这样可以把分享经济跟零工经济的基本区别和联系搞清楚。

第二个方面，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是雇主跟员工之间的关系，还是平台与个人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零工经济是与互联网时代相联系的概念，而不是传统临时工或短工概念的简单重复，尽管前者由后者演变过来。现时代我们讲零工经济，最大的特点是随时可以找到工作，即所谓即时性工作，可以形象地用“U盘化就业”（即插即用式就业）描述这样的情况。那么什么载体可以随时提供工作机会？U盘插在什么地方才有用？这就需要看到网络平台在其中的作用，没有网络平台要做到即时打零工是困难的。这样就有了平台与个人的关系。现在许多讨论例如零工经济的收入波动和职业保险等问题，被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的雇主与员工的关系，这就没有办法对问题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理解。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本质上是由平台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是由这个新的劳动关系衍生出来的。例如,同样是共享出行，神州专车基本上是雇主跟员工的关系；但滴滴就是平台与个人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用雇主与员工的关系去认识和处理滴滴的问题。如果把它简单归结为传统的雇主与员工的关系，那就回到老的套路上了。

除此之外，在零工经济里面也要区别三种不同的情况，认识三种不同的就业状态，它们在就业门槛和能级上各有不同（表2）。

第一种是有稳定主业，打零工是发挥特长的兼职。例如，大家经常说的斜杠青年、斜杠教授、斜杆医生等。这里面的斜杆是有主业、兼职的意思。主业是谋生的主要渠道，零工是指发挥另外一种技能在自由时间里玩一玩。斜杠式的兼职零工有从生存型到自我实现型的不同层级。

第二种是比较高端的，指主动脱离主业去专职做零工多样化生存。即原来我有全职工作，但是我有多样化的技能，后来我主动离职，变成完全独立以零工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靠多样化的零工组合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情况在国外叫作“创意阶级的升华”，是国外讨论零工经济时比较理想化的一种目标类型。

第三种是相对低端的，指我打零工不是要抛弃我的主业，而是我没有稳定的全职工作，我不得不去找一些临时的过渡性的工作。这样的零工，因为平台经济的出现变得频繁了。但它的进入门槛比较低，工资收入比较低，变化比较大，需要多平台生活，属于低门槛、低收入的低端零工。这是中国研究零工经济的缘起和主要类型。

第二种和第三种具有明显的U盘化就业（即插即用式就业）的意义。其中，第二种属于U盘化就业的高技能类型，第三种属于U盘化就业的低技能类型。相比较而言，低技能零工最关注的是收入，高技能零工最关注的是自由，而斜杠式零工可能既关注收入也关注自由。因此，讨论零工经济要区别以上三种不同的类型，对比国外讨论的概念跟中国实际情况的差异。

中国零工经济的主流及其对发展的意义

中国零工经济的主流是什么？与西方作者想象的不同，在真实世界里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者并没有成为零工经济的主流，低技能的体力工作者反而是零工经济的主流。

在中国，进入门槛低、收入水平低的零工经济，不仅是中国发展理论上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当前实际上存在的情况。网上有“58同镇”做的一个调查（图1）。他们以县域为单位，调查发现中国零工经济里面，打零工最多的是1000~2000元这种低收入水平，学历是高中、初中及以下，主要职业是快递、外卖这样一些体力型的零工。而大专和本科以上学历相对高的，收入相对高的，从事零工的人并不多。一项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也显示，签署长期合同工作的学生占58%，选择打零工的学生占35%，两者兼顾的学生为7%。可见，近六成的应届毕业生依然选择稳定的长期工作，大学生打零工可以是一段实习体验，但是没有意愿作为真正的谋生手段。

前面我把零工主要分成三类。实际上，像许多教授都是斜杆式的零工。比如，商学院的教授兼独立董事，给企业做咨询，到社会上讲课，这些有额外收入的工作都属于学校主业之外的零工，但这样的零工不是中国当下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也不需要重点关注知识工作者或创意阶级如何变成自由职业者这样的高端零工。

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最需要关心的，实际上是大量低学历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中因为社会隔离导致的快递、外卖就业增多，以及之前给滴滴平台当网约车司机等所产生的就业，这些都是没有稳定主业下的零工经济。我们当前研究零工经济，主要应探索通过零工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

概言之，中国当下真实世界的零工经济，主要不是知识工作者追求更多自由的零工经济，不是斜杠青年在主业之外搞兼职的零工经济，而是没有稳定工作希望通过互联网找到即时工作的零工经济。这种零工经济，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著作中是边缘化的东西，但恰恰是中国零工经济的汪洋大海。

我以为，谈论零工经济也许还要做后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区分。西方学者是从后工业化社会的角度讨论问题。他们强调零工经济是所谓无老板、无加班、无约束的“三无经济”，有技能的劳动者放弃稳定职业，期望用少数时间获得高收入，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这样一种高端的零工经济，对应着马斯洛心理学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而我们现在的零工经济是要解决发展中阶段的生存需要。我们现在涉及零工经济的人将近2亿人，每月收入在1000元之下的还有上亿人。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是我们讨论零工经济的出发点和目的。

那么，低技能、低收入的零工经济对中国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呢？我的看法是，当前的零工经济在中国发展中起到了某种“就业蓄水池”的作用。低技能的零工者，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们打零工是过渡性的，一旦找到稳定的更好的就业，他们就会离开。与此同时，这种零工跟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是对接的。正因为有了平台，使得他们短时间找到工作的机会增多了，可以不断地变换。因此有人称其找工作打零工是“+互联网”，而不是平台经济的“互联网+”。而且，越是依赖体力劳动打零工，他们所需要的平台就越多，不能只有一个，因为可以更方便地变换工作。理解了“零工经济+互联网”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研究平台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雇主与员工的关系。

低技能零工经济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对当前中国的发展很重要。因为这样的“就业蓄水池”，可以使社会的就业和失业有一种韧性化的调节机制。传统上的劳动关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劳动就是非劳动，不是就业就是失业，结果造就了一种刚性化的社会。这种刚性化社会，一旦碰到重大疫情和社会隔离这样的非预期干扰，就会出现重大的失业问题。现在有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多样化的零工机会发挥调节作用，则可以形成一大片就业缓冲地带，使得社会发展不会在重大非线性危机中出现失序和崩溃。这就是零工经济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例如，阿里巴巴自疫情以来用两张网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零工经济协作网络：一张网针对一批中小餐饮企业，如西贝员工进入盒马上班，所谓共享员工，就是在疫情就业危机下阿里及时撒网餐饮企业的表现；另一张网则针对一批就业者，例如饿了么这样的送餐平台，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了30万左右的骑手岗位。

如何增强中国零工经济的吸引力使之“正规化”和“主流化”

如何让零工经济像传统的全职工作一样有吸引力，使之成为后疫情时代打工就业的一种新常态呢？这个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新常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当下讨论零工经济的主旨。

以中国2020年的情况为例，我们主要面临两个人群的就业问题：一是9000万农民工，二是874万大学毕业生。估计一直到2035年左右，中国每年都将会面临相当规模的就业问题的挑战。如果零工经济能够从应急状态的就业蓄水池，持续提高正规性和稳定性，从而变得与传统的全职就业一样有吸引力，就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新机制，形成某种后疫情时期就业的新常态。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问题，讨论零工经济就是讨论互联网时代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所谓零工经济的正规化和主流化，就是要进入劳动关系之中成为正规序列的组成部分。在零工经济的背景下，未来的工作状况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全职工作，这是雇主与员工的关系；第二类是没有工作即失业；第三类是介于就业－失业光谱两个端点中间的大部分即零工，这是平台与个人的关系。因此，零工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降维用传统的雇佣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而是要升维从新的平台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进行探索。

我认为，零工经济的正规化和主流化，至少要考虑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需求侧从平台方角度，提高零工经济的体面性。人们对零工经济的讨论可以很热烈，但是真正要以做零工为谋生之道，许多人的积极性不会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在收入和福利上不如传统就业那样体面，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体面的福利。为什么大学毕业生不愿意打零工，很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要它能够主流化，就需要首先提高它的体面程度。具体说，就是要保证不稳定的零工经济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福利。零工经济不能用传统的全职工作的思路去解决收入和保险问题，也不能用政府的税收支出来解决收入和保险问题。因此，需要基于平台与个人的关系提出第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减少零工经济不稳定带来的波动和风险。例如，对零工作为即时性就业的计时工资要有最低收入规定和指导意见，对多平台的零工时间要贯通后加总折算工作年龄，平台要按照零工时间相对于全职工作的比重提供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险。

二是供给侧从就业方角度，提高零工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观察零工经济可以发现，零工的收入高低和工作时间长短，跟技能高低是相关的。技能水平低并且单一，零工准入门槛低，获得的报酬就低，干活的时间就长；同时依赖的平台多，对零工经济的适应性也就低。反之，技能水平高并且多样化，零工的准入门槛高，获得的报酬就相对高；同时依赖的平台比较专一，在零工经济中的适应性就强。中国的农民工到城里大多是送外卖、送快递或家政服务，属于低技能的体力型零工，对零工经济的适应性能力是低的。零工经济要进一步主流化，关键是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条件，提高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和适应能力，使得他们有更多更强的机会在社会上找到体面的工作。

总体来看，我认为零工经济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打工族创造了大量的零工经济机会。未来只要进一步提高零工经济收入的体面性和零工就业者的技能水平，零工经济在中国就业市场中的吸引力和正规化就只会增强而不是减弱。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研究者需要眼睛往下盯住中国零工经济的大规模实践，有创造性地讲好零工经济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