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给冯小刚讲讲什么叫“民族大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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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拍摄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的贺岁片成名的冯小刚导演，头些日子忽然一本正经地谈论起民族大义来了，这就很有一点喜剧的意味了。 

冯小刚是在一部新电影的首映礼上说这番话的。 他说，

这部电影得以成功上映来之不易，“我也不停问自己，每次看到管虎的难过憋屈，一部这么高艺术水平、一部题材有民族大义的电影，为什么要让他的创作者受这么大的折磨？”

冯小刚的这番话可谓欲言又止，我看了报道后顿时充满了好奇心。“我也不停问自己”，冯导在说谁？谁有能力“让他的创作者受这么大的折磨？” 

是指去年春夏之交，这部电影将映未映之时，站出来批评这部电影的那些观众吗？

可是，批评电影，难道不是观众的天然权利吗？在世界电影史上，可曾有过不允许观众批评电影的规定或者传统？如果一部电影受到了观众的批评，就是“让他的创作者受这么大的折磨”，那么这“创作者”也未免太过玻璃心了吧？ 

还有一种可能，冯小刚是指导致这部电影临时撤档的“技术原因”了。

 但“技术原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与其觉得受“折磨”，还不如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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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天我并不想过多地追问冯小刚的抱怨是指向谁的，只想心平气和地同他讨论一下“民族大义”的问题。 

在冯小刚的语境中，似乎只要是“抗战题材”，就是“民族大义”，别人就只能纳头便拜，不能批评，否则就是有违“民族大义”。

 冯小刚真是大错特错。 如果冯小刚真这么认为，那就是糊涂；如果他不是真这么认为，而只是假装这么认为，那就是蓄意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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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是，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 

一条是毛主席、共产党制定、执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战的路线，这是真正体现“民族大义”的抗战路线。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有可能使抗日战争遭遇严重失败。 

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包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是把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放在第一位，阶级利益放在第二位。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将全面抗战路线贯彻始终。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尽管出现“皖南事变”这样给新四军造成重大伤亡的严重事件，共产党对国民党仍然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进行反击的方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直到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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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主席、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相对立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即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排斥人民群众参与的抗战路线。 

这条路线的本质，就是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更具体说就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

“抗日是政府的事”、“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在蒋介石的词典里，“九一八事变”时绝对不抵抗是“民族大义”，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放弃华北也是“民族大义”，胡宗南的一战区几十万大军不去抗日前线，专事包围陕甘宁边区，更是最大的“民族大义”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顽固地坚持排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呢？因为要动员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抗战，就要增加他们的民主权利、改善他们的生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出让一点利益，而这是他们宁肯投降日寇也不愿意答应的。 

所以，尽管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假惺惺地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他根本就不打算实行。

所以，在国统区蒋介石就不能通过“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的方式动员适龄青年主动参军，而只能通过极不人道的“抓壮丁”方式补充军队损耗，这同时也成了国军士气低落，和日军作战每每一触即溃的基本原因。 

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还表现在他一心想搭美国的便车，保存实力，以便抗战后能够“摘桃子”，压倒共产党和人民武装。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不断向美国索要美援，同时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日本反攻，而是把军火物资囤积起来准备对付共产党，为此不惜和史迪威翻脸。 

蒋介石这种做法成了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使中国作为战胜国，但领土损失却超过战败国的重要诱因。 

概括来说，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不仅不符合“民族大义”，反而是对“民族大义”的践踏与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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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严厉批评冯小刚所说的这部“有民族大义的电影”？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把蒋介石有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片面抗战路线，包装成了“民族大义”，对今天的人们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这部电影的语境中，似乎不需要改良政治机构，不需要改良人民生活，只需要几顶德式钢盔，一匹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白马，有一点敢杀战俘的“血性”，就能赢得抗战胜利。

 冯小刚是不懂什么叫“民族大义”的，被他力挺的那部电影的“创作者”也不懂，他们把中国近代史上最腐朽最卖国的买办势力包装成“民族大义”推销给观众，这不仅是对观众的误导，也是对观众的羞辱。 

中国电影的希望，在于新一代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