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成功的主因是依靠“编制”维持的低成本高素质公务员队伍_风闻

1. 公务员队伍，并事业单位 辅助执法人员共同组成了中国行政执法和社会服务的主体，也就是广义的公职人员。（台湾的叫法是公军教，大陆医疗非私立，即公教医及其他。）

2.任何经济脱离了政治是不可描述的。特别是美国之前宣扬的新自由经济宣传的破产。（如Tiktok事件打破了其法治、政府不参与经济等神话，其只是美国产业占主导时政府不参与。）

3.政治参与社会经济主要通过政策扶持和公共服务。政策扶持如美国集全国之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芯片技术，中国通过GWF建立的独立网络空间培养出了国内互联网行业，中国的五年计划等等。而公共服务主要是政治稳定和政府通过审批、监管等提供的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4.以上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政治力量。一是上层政治机关以人民为中心而非少数人（资本和权力阶层）制定政策；二是公职人员高素质低成本。

5.社会舆论的整体印象是滞后的。目前社会舆论对公职人员尤其是公务员的印象尚留存在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由于这二十年的公职人员队伍主要是通过“接班”方式进来的，仅考虑了当时对稳定政权的好处，没有经过选拔，因为公职人员总体素质参差不齐。而最近十年二十年，通过逢进必考进来的70-90后，素质很高，首先属于占社会人口4%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

6.任何事业的关键是人，也就是人的素质。另一方面，任何事业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成本可控。

7.目前在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取消，但是货币化补偿没有跟上的前提下，中国公职人员依然吸引了大量素质较高的人员报考。（中国的公务员和教师基本收入在当地人均GDP的一倍到两倍之间，与发达国家的2~4倍，亚非国家的2~8倍相比费用较低。国内医生工作强度高，收入在人均GDP的2~3倍。）

8.上条的主要原因是编制给予的稳定收入预期吸引年轻人依然能够接受较低的收入。（与自身能力相比，不能没有限制的跟社会底层相比，这部分人的素质在社会上不可能跟广大农民的收入一样。）

9.反例是去行政化的国企，人均收入高于公务员，否则不能招到足够优秀的人才。另一反例是发达国家教授，如香港教授普遍收入是200w左右，否则不能吸引足够的人才。最贴近的反例是聘任制公务员，普遍收入是当地普通公务员的2-4倍。

10.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公职人员不可能发家致富，尤其是发达地区，依靠自身收入不可能解决住房和教育问题，因此，大部分报考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年轻人都是家里没有后顾之忧。这种情况有两个消极影响，一是关闭了农村年轻人通过成为公职人员融入城市的路子，二是幸存者偏差导致家境殷实的新公务员群体不能够更好的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