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绍禹到王明_风闻

TG历史上有三个大人物无法回避：陈独秀、陈绍禹和张老四。这三个人物在中共党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都脱党，甚至叛党。

陈独秀和张老四都是建党大佬，张老四还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发展的重要主持者。陈绍禹，也就是王明了，总体看来破坏力远远大于其贡献。

本来嘛，陈绍禹也是个很有前途的革命者。

陈绍禹的阶级出身是清白的，他爸爸陈聘之是个安徽六安的小商人，不过经营水平很不好，每到年关就被人上门收账。想来这陈聘之也不是个狠人，他直接把“挡账”这差事丢给女儿陈先觉和儿子陈绍禹了。陈绍禹八岁就开始干这糟心的活计了。不过，陈老同志也算上进，长期给TG做地方的工作，最后也算善终，1957年在北京病逝，那时陈绍禹叛变到毛熊家里已经有些年了。

家里穷，陈绍禹一度辍学，后来只能去学费低的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学校。 “三农”学校啊，这时候的教员不少都是五四人，思想觉悟很高，不好好教书，成天带着学生演革命文明戏。陈绍禹刚开始没参加这些活动，可是架不住周围人的熏陶，思想就很快变化了。

“三农”学校毕业后，家中砸锅卖铁、东讨西凑供陈绍禹到武汉商科学校。大城市就是好，能人多，喜欢搞事情的人也多。陈绍禹很快和一票安徽、河南青年组织起豫皖青年会，这就结交到共青团员、共产党人，看到了马列的书，知道了苏联的事。

1925年，国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陈绍禹文章写得也越来越好，骂完帝国主义骂军阀，所以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支持五卅运动。那年头咋说呢？学生干部不像现在跟过家家似的，有蹲号子的危险，也有吃花生米的风险。当时武汉当局的反动军阀烦发死了，学生们成天组织工人闹，咋办？学校提前放假，把学生们都撵回家。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只是武汉不闹了，回到老家的学生还是串联起来，把火烧到了老家。这时候的陈绍禹写的诗我们这些后人都不大相信，其中有两句“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

年轻人思想进步，工作成绩突出。TG一看，不错嘛，小伙子，加入我们的组织吧！陈绍禹先二五年九月份加入了共青团，十月份就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候，国共合作，年轻人还成了国民党党员，戴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这一年，年轻人21岁，湘潭籍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是国明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是年轻人所在这个部门的顶级大BOSS（也不知道年轻人后来为啥老是和图书馆管理员过不去，许是这会儿埋下的种子？）。

也在1925年，慈父觉得要给国民党和TG多培养点干部，想着这样以后好办事情，就成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那些年有些学校给自己起名叫“中山”，后来干不过现在的中大）。陈绍禹这时候忽然就心思活络了，经过努力被组织批准到俄国人那里学习先进经验去了，从此，陈绍禹就变得不是自己了。

不得不服，陈绍禹脑子还是很灵光了，俄语学得又快又好，还很喜欢列宁主义，只要开列宁主义的课，他就抢着发言，讲到兴头口水四溅。中大的常务副校长米夫一看，这就是我喜欢的人啊，不过讲授列宁主义的米夫也才24岁，没啥斗争经验，整天就会念慈父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只能说大林同志还是不重视这学校，啥大学24岁当副校长啊。蔡明说，爹秃秃一窝，这老师不成体统就更完蛋了，陈绍禹全盘接受了米夫背课本的爱好。米夫把陈绍禹当做“天才”，重点培养；陈绍禹把米夫当成恩师、靠山（有副校长当然要靠啊）。后来王稼祥同志回忆：陈绍禹到了中大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们二人互相吹捧，彼此利用。”（王稼祥：《回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王明路线的斗争》）

那几年，中共仿照旅欧支部成立了旅莫支部，1926年还在中大成立了分部。中大的老毛子就很不开心了，你们把旗插到我的地盘了，可又不能先发彪，真闹大传到慈父那里官就可能被撸了。陈绍禹就给校领导出点子（是不是和今天的学生会干部很像？），用中国人的办法和中国人斗，旅莫支部很快就被解散了，校长和副校长都很开心，陈绍禹很快就被选举为中大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2月至7月米夫带着联共布中央宣传专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陈绍禹为了接近米夫，想了些办法当了米夫的翻译。这期间，陈一直跟着米夫到处指导、批评TG，这样老毛子指导兔子的做法他从此就学会了。7月中旬时，汪精卫也和TG摊牌了，革命环境严重恶化了，陈绍禹也嫌TG给的官太小，就跟着米夫回莫斯科中大了。

由于苏联人自己搞自己，“清党”运动也蔓延到中大。本来是老毛子他们自己的事，没啥TG的事，可是米夫想升官，总不能一直当副校长吧，所以就琢磨扩大势力，但自己到中国呆了大半年，原先的势力都没影了。陈绍禹一下就看出米夫的心思了，就给米夫出主意：联合书记、搞倒校长。关键陈绍禹不仅出主意，还多方组织、到处宣传，结果米夫果然当上了校长，陈绍禹再此过程中也控制了中大的支部局。

陈绍禹对中大支部局的控制只是相对的，必竟他还是个浅资格，位子不牢靠。那时候慈父和托洛茨基同志打架，陈绍禹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在中大的一部分中国同志扣上了“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对，小蒋也在里面），而且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支持，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经过伍豪的据理力争，苏联和中共方面才把“江浙同乡会”这顶子虚乌有的帽子摘了。不过，陈绍禹很快藉助又升官的米夫的力量，重新编了几顶新帽子，把一些老资格的同志遣送回国或者流放到苏联野地改造。

1928年夏天，陈绍禹参加TG在莫斯科召开的筹备工作和翻译工作，他和几个人编了一个叫《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可这小册子没有编写图书管理员组织的各种暴动，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抄一抄，再把上海和广州这几次失败的暴动写了写。瞿秋白和伍豪见斯大林时，陈绍禹担任翻译，期间大林同志对TG又提出一些批评，这就让翻译觉得TG现在的领导不行，还是自己的水平更高一些。不过六大让陈绍禹失望的是自己当中央委员的美梦没有实现，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一来六大代表和你熟的又没几个，二来你也没啥功劳，大家凭啥选你当领导。

1929年3月，陈绍禹受共产国际委派返回上海。TG中央本来派他去苏区锻炼，这样才能土洋结合，张老四这一点就做的很好。不过，陈绍禹不想去农村，要求去上海的秘密机关，不过TG中央觉得他还是作宣传工作更合适些，另外再作点送信送报的兼职。从后来的事情来看，TG中央的决策真的英明，陈绍禹非常不适合做秘密工作。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确保行动安全，送信送报这工作通常是TG自己人来做，可是陈绍禹不服气，雇了一个印度巡捕给中央的秘密机关送信，印度巡捕什么人？英国人的狗嘛，所以陈绍禹就被印度巡捕坑到局子里了。幸亏他那时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租界和国民党还没注意到TG有这号人物，加上TG又托关系花了些前，陈绍禹就被放了出来。

这出来了，中央就要问责，就得给处分，陈绍禹就被调到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工作。可是陈绍禹不服气，觉得我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又受到共产国际的选派，回到国内就应该和胡希疆一样受到重用，应该当领导，整天和总工会的大小负责的闹情绪。

1930年的一段时间，李立三成了TG的话事人，推进激进政策，打压持不同意见的人。王明本来也同意李立三的政策，但李立三那时脾气大、不愿听意见，王明在一次会议上对李立三提了点意见，结果就被直接扣上了“右派”“小组织者”的帽子，还被撤销了职务，留党察看。陈绍禹和李立三的梁子这就结上了。“立三路线”失败后，TG为了纠偏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陈绍禹本来拥护六届三中全会，也拥护相关决议，而且也接受了全会没有撤销他因为李立三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做法，毕竟政治对手受到的打击更大。不过，陈绍禹率先与TG中央从苏联回国同志拿到“十月来信”，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很不满意，对处理李立三错误的决议很不满意。知道共产国际的意见后，陈绍禹马上就严厉批评李立三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要求给他撤销处分，还要求改组中央。本来TG中央的定力还在，不会因为一个人去全盘推翻自己往日的决定，可是米夫来上海了。

米夫这时候来上海主要是为了加强共产国际，抑或说苏联，对TG的控制，瞿秋白不太听话，想法很多，一定要被赶下去，换上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这个乖孩子就是米夫的盟友陈绍禹。米夫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逼迫TG中央作事（TG那时候也没办法，经费得靠毛熊）。米夫首先压TG中央撤销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全面改组TG中央，使TG中央“国际化”，接着又让TG撤销了对陈绍禹先前的处分并任命陈绍禹为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的江苏省委领导这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组织，陈绍禹从一份报纸的普通编辑一跃成为了“两江总督”，这就为陈绍禹作话事人奠定了基础。

米夫这么给力，陈绍禹自己也很“争气”。先是写小册子把李立三批倒批臭、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二是要把瞿秋白撵下去，但是要防着罗章龙把位子抢了，总不能自己栽树浇水、别人摘桃吧，所以就想办法打击和罗章龙走得近的何孟雄，何况何孟雄还在三中全会反对撤销对王明的处分。三是到处走动搜集有关四中全会召开前的情报，和米夫作深入交流。做了这么多“工作”，又有靠山支持，六届四中全会陈绍禹“大获全胜”，成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而总书记是向忠发这又怂又没脑子的货，所以陈绍禹便控制了TG中央。

历史课本总是讲“王明路线”的破坏性，可是基本不讲这路线怎么就能执行起来，你看看《雍正王朝》，那很多政策很好，下面人就是不执行，皇帝生气要砍人，所以当官不得不执行，可是这事能算了？一定得把皇帝搞臭了啊，不然以后一点特权都没了，那还怎么当老爷。所以，执行路线就得有组织，就得有自己人。陈绍禹在苏联呆得时间久，这套东西自然明白，所以当了领导以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改造党组织了。

陈绍禹是怎么改造的呢？两招。一招是用自己的人，包括入党不久没有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一招是改变党的领导体制，大派钦差大臣，削弱地方实力派。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陈绍禹的领导地位就建立起来。本来这样的措施只要操作适当大体上还是合乎组织规范的，成不成功是另一码事，但是陈绍禹还做了一些不合道德的事情。陈绍禹是如何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批评、撤职、开除，而且有的还不给发生活费，这就要命了，要知道当时很多党员已经是专职革命家了，连瞿秋白的病钱也停发了。陈绍禹打压异己还与TG党史上一宗重要的迷案有关。

由于同何孟雄先前的矛盾，陈绍禹掌握中央后便对何孟雄加紧了打击，包括停发何孟雄的一切经费，要求其他党员同何孟雄划清界限。迷案是陈绍禹是否指令赵溶把何孟雄团队的消息故意泄露给国民党。当何孟雄等人被捕后，陈绍禹不仅没有实施援救，反而开除了何孟雄的党籍，所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何案是陈绍禹故意迫害。

事实证明，陈绍禹的政策不成功得很。钦差大臣除了张老四有本事，其他人就不成体统了。更要命的是，上海也危险了，国民党的网织得越来越密，你闹腾得欢肯定就引起别人注意了，对不对！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伍豪、印刷工和赵溶等人都差些被捕。CC系这时候满上海抓人，陈绍禹有些怂，毕竟上次进巡捕房的体验很不好，这一次要被抓了可能就进提篮桥或者老虎桥了，所以觉得还是去苏联好，这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位子又空出来了，陈绍禹就跟米夫勾兑成功了。在去苏联之前，陈绍禹又舍不得中央领导大权，所以通过一番操作把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博古放到了“总负责”人的位子。历史不能假设，如果知道后面几年一系列惨败，24岁的博古还会不会一口应承下来“总负责”？

陈绍禹从1931年11月到莫斯科，一直等1937年11月回国，在苏联又呆了6年。1933年的时候，由于上海实在没办法再待下去了，伍豪一批人去了苏区，赵溶一批人去了苏联，只有少数人继续在白区继续工作。等赵溶到了苏联，一看形势，陈绍禹风生水起，所以马上就和陈绍禹走在一起了。赵溶到莫斯科只有4个月，通过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为陈绍禹发言当司掌人，得到了陈绍禹的重视。（赵溶在伍豪离开上海后就全面负责了TG中央的秘密工作，所以斗争策略比陈绍禹高多了，而且掌握了TG内部很多秘密数据，但是老毛子欣赏陈绍禹，所以赵溶就陈绍禹在苏联的重要帮手。）

陈绍禹到苏联的时候，中山大学已经撤销，没了平台，任凭帽子再高，手里是不会有权力的。所以，陈绍禹找到了TG在莫斯科最集中的单位：列宁学院中国部。由于当过TG的大领导，又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加持，所以陈绍禹很快就掌握了列宁学院中国部，把很多同志赶出了列宁学院，一些人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有一些人被逮捕、杀害。李立三这时候也在苏联，自然逃不过新的攻击。李立三也是倒霉，因为“立三”路线检讨了整个后半生。做检讨还能忍受，毕竟犯了错。可是陈绍禹觉得不行，1937年回国时候陈绍禹把李立三留在了苏联，结果两个月后李立三就被苏联内务部给抓了，在古拉格岛上呆了一年多。如果不是赵溶的帮忙，陈绍禹估计也不会犯出这么多的错误，赵溶还不断地放大了陈绍禹的虚荣，TG建党十五周年宴会上，赵溶甚至喊出了“王明同志万岁”，陈绍禹听到这话很是开心啊。

陈绍禹在苏六年间，TG内部发生很多大事，被任命的博古军事斗争一塌糊涂，TG中当兵的不干了，闹革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那能一直被秃子撵着打，领导得换一换，至少领导的政策得换一换。所以，当TG中央和当兵走到遵义时就开了个会，会议的成果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要和地方派合流，二是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地方派（主要就是图书馆管理员）当话事人。所以等到1935年底，TG的核心走到陕甘时，陈绍禹的人基本都靠边了，这样他就远离了TG内部的权力核心了。实际上，当他离开上海时就已经不具有问鼎核心权力的可能了。凡是畏惧斗争的人，必定为权力抛弃，无论是权力还是权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

双十二事变后，TG和秃子达成了共识，秃子和毛熊也达成了共识。毛熊为了发展在中国事业，得把在苏的一部分TG送回去办事情，陈绍禹这时候也得回国了。临行前，共产国际的大领导季米特洛夫对陈绍禹讲：你回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师哲《我们党的管家人——回忆任弼时同志》）这是共产国际给他打预防针，可是没啥疗效。

陈绍禹回到延安后，还是放不下领导架子，毕竟领导当了这么多年了，权力的滋味哪能那么容易割舍得下。这么一比较，就显出图书馆管理员的伟大来了，作为地方实力派，被领导撸了多少次，尽管不开心，但还是严守组织章程，老老实实服从组织决定，不搞小动作。陈绍禹也想搞小动作，可是手里没人没枪，一块儿回国的赵溶马上就图书馆管理员站到同一阵线了，所以连政治上的盟友也没了，但是还是不服图书馆管理员，所以就只能写文章了。后来的历史书通常都说陈绍禹1937年后右倾，文章的右倾性明显，其实这也是陈绍禹没办法了，好的办法、好的路线都由图书馆管理员团队提出来了，自己能咋办？完全附和图书馆管理员那就说自己水平不行啊，以后还咋翻盘啊！所以陈绍禹想重新获得权力，就只能写那样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最大的问题确实没啥用，总给秃子和毛熊说好话，却贬低TG的军队，这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不了精神食粮，还要砸饭碗。

虽然陈绍禹过去犯了很多错误，但是TG还是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到武汉当长江局的书记。刚开始的时候，陈绍禹还办了一些事情，但一旦有了平台，他的野心就膨胀起来，不断扩大长江局的权利和独立性，有时候还命令起陕北中央了，六届六中全会他居然提出中央到武汉或西安开会。陕北这时候肯定不能忍啊，张老四刚刚就离家出走了啊，而且张老四走的时候连警卫员都带不走，可是图书馆管理员和伍豪还是很生气，你这带着一个长江局想独立算哪门子事！所以六届六中全会时，陈绍禹就成了靶子，刘修养作为主力不点名地开展了批评，而且由于武汉已经被脚盆鸡占了，这次会议就顺势把长江局撤了，所以陈绍禹就失去了南部党组织的领导，从此以后就更不能进入核心了，只能在延安管理一个中国女子大学了。人不作不会死，能力不足还要作，那只能早点完蛋，陈绍禹自己把地方实力派的位子整没了，怨不得别人啊。

延安整风开始后，TG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这必然就把“王明路线”拉出来练一练了，陈绍禹以自己在苏联为主要理由，把四次、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都推倒博古的身上。这样的做法肯定让大佬们不爽啊，何况你在武汉长江局还有错误。所以，他就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当然他的身体也确实不行。因为治病的事情，他还整出图书馆管理员要毒害他的说法，当然他在陕北的时候没敢这么说。陈绍禹在他写的《中共五十年》中提到，1942年图书馆管理员强迫他住院，通过李任之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毒害他。还有1948年一次毒害，即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碱做灌肠。这种说法肯定不成立，真要干他需要用毒？那么多的敌占区不缺人手？秃子安插的眼线，他们拿枪的手不会抖？何必用下毒这种没技术含量的手段。

由于怕被大家批评，陈绍禹总不开会，参与的工作也越来越少，这就和大家越发生疏了。1943年3月，TG中央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结果陈绍禹就被大家选下去了，从此连中央书记处成员也不是了。多年前，老家政府机关里有一个处长，为了营造自己的神秘感，就是缺席大小会议，最后就被书记、市长给调离岗位了，所以很多会议虽然没啥内容，但还是得去，你老不去，别人就会把你的位子顶了。

1945年4月TG七大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一次辞旧迎新的会议，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所以，以往的错误绝不会​不再提及。陈绍禹觉得不能去，这次人更多，真要被批评了那可咋办？所以还是以生病为由不参加大会，倒是写了一封比较诚恳的长信，长信的最后，他写道“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图书馆管理员看到他态度还算诚恳，所以在大会上还是动员代表选他做中央委员。不过，他的《中共五十年》却完全否认了这封长信，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七大以后，陈绍禹主要作土改和立法工作，毕竟脑子好，又留过洋，做起这些工作成绩还是可以的，TG中央也是肯定的。不过，由于没有完全交代自己的历史错误，没有作全面深刻的反省，中央还是一直要求他作检查。怎么办？陈绍禹还是以生病为由“请求到苏联治病”。但是这人到了苏联后也不老实，到处散布TG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言论，结果被驻苏大使王稼祥发现了。不过，等到他1953年年底回国时，图书馆管理员和伍豪并未对他进行批评，只是要他继续治疗。事实上，陈绍禹确实不行了，肠炎、肝胆炎、心脏病等等一直不离身了。不搞政治的人也知道，这身体素质没法干革命，更没法当领导。

1955年中共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绍禹依然以生病为由不参加，从延安整风就基本不参加会议，这都十几年了，所以很多代表就有意见了，这已经不是过去受路线错误之害同志的不满了，而是广大不满了，占了位子不干事，肯定会被人拱啊。形势对他不利，所以陈绍禹再次请中央允许他到苏联治病，这次去苏联就再也没回来，直到1974年去世。

怎么看陈绍禹这一生呢？一个稍具资质的年青人，因为时代的裹挟，并遇见了几位贵人，遂成为了一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但终究因为能力、意志和勇气不足而失去权力，对于自己降职不能接受，整日想着办法东山再起，结果被组织抛弃。陈绍禹抓住了历史机遇却没有好好利用，关键的是作为TG成员，却总想着苏共的利益，脱离本组织的需求，也脱离了群众，这样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平台会放大个人的能力，但同样也会将个人的无能暴露无遗，陈绍禹踩上了TG的平台，却终究因为自己的水平而不能在平台之上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