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来自美国的中国革命者_风闻

笔者在《我们曾经是世界的灯塔》一文，写到了受中国革命感召、投身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的美国友人，包括斯诺、马海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阳早韩春夫妇，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贡献给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是舍生取义的殉道者。

上面这些人，媒体多有宣传，比较为人所知，但还有一位在来自美国、投身延安的美国青年，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作、生活35年，两次含冤被革命同志关入监狱，人生充满大起大落。他就是李敦白。

两次蒙冤入狱，但他对自己走过的路不后悔，对能够为中国革命努力工作感到光荣。他后来回到美国，积极为中美两国友谊架起桥梁。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2019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一个一生追求理想、为革命献身，历尽劫难而终身不悔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带着完成使命的释然和满足，安详的离开。

青年李敦白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青年时期即加入美国共产党。他曾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他选择了学习中文，由此结下了他一生与中国的缘份。

1944年随美军来到中国昆明。在这里，一个叫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作为曾经的美国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自然感到亲切和共鸣，经常在街上从报童那里买《新华日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斗争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崇拜。通过报童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利用自己美国军人的身份，帮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11月，驻昆明美军完成使命，按部队规定李敦白应该复员美国。但这时的他，已经感到与中国这块土地难以分开了。

经昆明地下党员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因为从此他“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年，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在这里，李敦白结识了周恩来、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国共调处小组中美方代表口中，得知了国民党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情报，并马上报告了李先念，为中原局判断当时形势、争取斗争的主动提供了重大依据。

这一次通共的行动，使他面临国民党和美军的调查。当他回到上海，一心想再去解放区却不得其门而入时，身在南京的周恩来答应“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很快，他先取道北平，拿到叶剑英开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部队封锁线，乘火车到了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另一位著名将领聂荣臻驻守在此。正好聂荣臻要开通面对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专家校对、润色稿件，聂荣臻就把李敦白“扣”下了，李敦白对此则求之不得。几个月后，朱德总司令发电报点名要李敦白去延安，加入新华社。

于是，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来到多年前在斯诺著作中得知的那个引人遐想的红色圣地，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毛主席。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位美国的优秀青年，让他讲美国的情况，“什么情况都愿意听”。他留在当时延安的新华总社做外文工作。在延安，经李先念、王震介绍，毛泽东等5大书记批准，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那时期，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他在后来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写道：“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9年，苏联指控李敦白是斯特朗“国际间谍网”的成员，指示中共逮捕李敦白，他因此含冤入狱。在狱中，他进行了自我反思，认为自己之所以受怀疑，是自己做得还不像一个彻底的共产党员。因此，他坚持学习马克思和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和理论，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从前想看而没工夫看的《资本论》三大卷等一系列马、恩及列宁的经典著作，认真改造思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

一年后，监狱方通知他，原来对他的指控没有依据，他可以出狱，也可以回到美国，但他的问题还不能得到解决。他觉得，现在回美国不可能了，因为美国正在迫害共产主义人士，而且他觉得自己不能“背着黑锅”离开，因此选择继续留在监狱。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特朗“国际间谍案”平反。李敦白出狱，恢复了中央广播局（原新华总社分立出来）的外文专家工作。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当面道了歉。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那时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介绍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李敦白读后热泪盈眶，听说**“他叫共产党，我也叫共产党，可是我与他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为此，他要求组织把自己专家的工资减半，不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和轿车待遇，与普通干部一起办公，每天参加单位组织的公益劳动。他用这样的行动，实践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名字传遍全国。

文革期间，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遭不白之冤，被逮入狱，直至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历时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出狱后的李敦白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

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国家指导思想也开始变化，这让他意识到，他曾经为之献出所有的才情和激情的社会主义理想似乎不在了。原本打算终老中国的他，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些变化。

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资不争论”方针。当时李敦白看完这个文件，他对妻子王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不到两个月后，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离开中国，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并定居。

李敦白，一个美国人，献身中国革命35年，最好的青春和年华献给了中国革命。两次蒙冤入狱，两人唏嘘。

他的朋友马海德曾劝他不要过多参与政治，“你忘了自己是个外国人”。但他确实把自己，与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融于一体了。

李敦白认为，他在中国找到了理想和革命激情。2012年5月，一部专访李敦白、讲述他的中国经历的纪录片《革命者》，在美国上映，吸引了很多关注中国的观众前往观看。纪录片末尾似乎暗示说，他对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了。为此，九十高龄的他，不得不常常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我能参加中国革命，非常自豪，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李敦白是由于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崇拜和钦佩才追随中国革命的。李敦白是一个心向光明的理想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有精神信仰的高尚的人。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在第一次出狱后曾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说，我可以批准你加入中国国籍，但请你考虑，是多一个中国的革命者好呢，还是多一个美国的革命者好呢。于是，他听从组织劝告，保留了美国国籍），他对中国革命的信仰和贡献，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一生参加中国革命的欣慰和无悔，他的无私品格，令我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