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4：回到锡安去_风闻

由于强迫的和自发的因素，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和周围主流族群的隔离之中，犹太教的拉比不仅负责拯救灵魂，也在社区中裁决是非，是犹太生活的核心。犹太人尽管有好学的传统，但学习的对象基本上就是犹太经书，一般不涉及科学和人文的东西。启蒙运动的清风吹进犹太人圈子后，犹太人知识分子中也兴起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或者Jewish Enlightenment），以被誉为“犹太人的苏格拉底”的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作曲家Felix Mendelssohn的祖父）为首，主张不仅要在身体上走出ghetto，在心灵上也要走出ghetto，要汲取主流文化的养分，学习和研究科学和人文，淡化犹太教在犹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在建立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和主流社会融合。摩西·门德尔松本人出生贫寒，身体有残疾（佝偻背），但天份极高，自学成才，其德文写作之优美和渊博深厚的学识使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终于得到启蒙时代德国学术界的最高敬意。他和德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剧作家莱辛（Gotthold Lessing）结为挚友，著文位自然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辩护，以自己的数学研究击败德国哲学家康德尔（Immanuel Kant）而获得普鲁士科学院的最高奖，受到弗莱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特别颁令，成为“受到特别保护的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使他被誉为犹太人历史上的“三个摩西”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圣经上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和从西奈山上取回刻有十诫石片的摩西，摩西十诫是上帝和犹太人的契约，是整个犹太律法的基础。另一个摩西是12世纪西班牙犹太神学家摩西·麦门内德斯（Moses Maimonides），他的“犹太教13原则”和其他神学理论建立了犹太教的理论基础，可谓现代犹太教的教父。公元10到12世纪的摩尔人统治的伊比利亚对犹太人特别宽松，被称为犹太人的黄金时代，摩西·麦门内德斯象征着伊比利亚犹太人黄金时代的顶峰。摩西·门德尔松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最高度的尊敬，在德国主流社会也倍享尊荣，他的榜样给犹太人带来极大的鼓励，成为犹太人走出ghetto的现实动力。犹太启蒙运动在中欧和西欧开花结果，犹太人以知识为荣，好学成风，伏尔泰在德国犹太人中的知音比在法国人中还多，犹太文化终于走出经书研究，开始世俗化。在犹太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犹太精英甚至放弃犹太教，诗人海涅和作曲家门德尔松改信了天主教，马克思连天主教也放弃了，索性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犹太人的名字也开始主流化，很多犹太人放弃了“阿伦”（Aaron）、“摩西”（Moses）、“依扎克”（Itzak）、“莱维”（Levi）的犹太人名字，而改为“亨利”、“沃尔特”、“卡尔”、“阿尔伯特”，甚至很多犹太人的姓氏也主流化了，出现了很多犹太“伯格”、“斯坦”。类似的改名风潮在十九世纪直到二战之前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地波兰也很风行。犹太启蒙运动一方面引起犹太人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淡化了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核心地位，在正统犹太人看来，放弃犹太教就是叛离了犹太人。犹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相对不发达的东欧遭到强烈的抵制，东欧犹太人的犹太传统运动（Misnagdim和Musar）应运而生，强调回归犹太传统。

犹太启蒙运动不光在思想上解放了犹太人，也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文化意识，独立于犹太教的犹太文化开始形成，犹太人的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开始发达，希伯来语也得到了复兴。被放逐出圣地之后，希伯来语被神圣化了，成为犹太教拉比研习《塔尔慕德》和犹太经书的专用语言，日常生活里，希伯来语已经淡出，改由Yiddish和其他犹太人的语言代替。Yiddish基于中世纪德语，混入一些希伯来语。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界放弃拉丁语，改用本民族语言，犹太人也随了这个潮流，在摩西·门德尔松等犹太文化的巨壁的领导下，犹太人开始将希伯来语复兴为一个活的语言。使用希伯来语成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统一的犹太人语言来统一犹太人的民族。

犹太启蒙运动不光是犹太人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犹太人参与政治的开始。犹太人开始强化民族认同。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犹太人目睹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也目睹了波兰和匈牙利的独立，开始有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诉求。一些犹太思想家提出“自我解放”（self-emancipation或auto-emancipation），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前奏，但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成为犹太人的共识，也没有成为行动。

但是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并没有因为一些犹太精英走出ghetto而消失，一有风吹草动，犹太人依然受到怀疑。1894年，法国发现德国武官的废纸篓里有法军机密文件，很快怀疑到犹太裔炮兵军官德雷福斯。尽管证据不足，但德雷福斯还是很快被定罪。佐拉的《我控诉》揭发了这个冤案，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法国政府和军方的强烈抨击。德雷福斯最后被平反，恢复名誉，但德雷福斯案对犹太人的震惊没有消失，最使犹太人沮丧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也加入了反犹大合唱，连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自由平等的圣地法国都可以出现这样赤裸裸的排犹主义，犹太人如何指望通过民族和解（assimilation）在欧洲安身立命呢？德雷福斯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转折点，除去中世纪就有的零星的、自发的回归巴勒斯坦的举动外（如在1263年巴塞罗那教义大辩论中作为犹太教一方主辩的Nachmanides及其少数追随者，在大辩论后受天主教圣多明各会的迫害，被迫流亡巴勒斯坦），现代意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883年，年仅十九岁的奥地利大学生内坦·伯恩堡姆（Nathan Birnbaum）建立了维也纳犹太人大学生学生会（Kadimah），这是第一个以犹太复国主义为主张的政治组织，尽管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这个名称要在1890年才由伯恩堡姆在自己的著作《自我解放》（Self Emencipation）中提出。犹太复国主义也称为锡安主义，伯恩堡姆用锡安来象征犹太人所追求的在精神和肉体上回归圣地的愿望。

奥地利新闻记者、作家西奥多·赫策尔（Theodor Herzl）在法国报导德雷福斯案期间，深深感受到德雷福斯案中所暴露的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从此放弃对自由平等的幻想，愤而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写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要著作《犹太国》（Der Judenstaat）。

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世俗的，主要是给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寻找一个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并不以犹太教的回归锡安为主旨，也不强调一定要回到以色列。1897年，赫策尔在瑞士巴塞尔举办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这是犹太人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大会首次明确了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愿，会上组建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赫策尔当选为WZO的第一任主席。会上提出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

１、鼓励犹太人用合法手段移居以色列

２、在全世界建立合法的犹太人组织

３、鼓励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４、争取大国支持，建立犹太人的国家

赫策尔受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深，认为人们从总体上讲是理性的，帮助犹太人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对欧洲国家解决犹太人问题有利，应该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所以赫策尔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通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游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身上，但最终空手而回，威廉二世根本没有兴趣介入。1906年赫策尔死后，德国犹太化学家魏茨曼（Chaim Weizmann）当选，日后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改从英国入手。英国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较少，英国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精英阶层对犹太历史富有同情，对古典文化的同样的同情使英国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站在希腊这一边，支持希腊从奥斯曼帝国手里获得独立，诗人拜伦的很多诗篇就是英国精英的这种崇尚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的写照。英国的新教传统也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统，对犹太人在基督教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更有意扮演上帝之手，帮助犹太人返回圣经上允诺的以色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肢解奥斯曼帝国、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政治需要，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崇尚犹太主义（Philo-Semitism）终于发酵，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在给Walter Rothschild的信中，宣称英国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原文为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这就是日后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但贝尔福还是小心地避开了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只表示了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并且强调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具体政策上，英国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问题上一直处于摇摆状态，最终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对英国深为失望。

赫策尔的主张没有在受启蒙思想影响较深的西欧犹太人中得到太大的响应。事实上，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不光受到西欧犹太人左右翼的反对，还受到犹太教原教旨派（Orthodox Judaism）的反对。右翼犹太人对融入文明、理性的主流社会依然抱有信心，认为犹太人的出路在于主流社会化，回归以色列既没有必要，又对融合于先进文明无益，这是从门德尔松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西欧犹太人的主流观点。左翼犹太人则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延续，因此犹太人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于国际主义，消除民族差别，而不是到以色列去强化犹太民族的犹太性。犹太教原教旨派在教义上主张回归以色列，但那只有在弥赛亚出现时，在弥赛亚的带领下才可以进行的事，通过人间的力量自行其是，那是对上帝的允诺的不信任，是对神意的亵渎，回归一个世俗的以色列还不如不回归。

作为犹太人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宗教色彩，为了和犹太教从宗教出发的回归以色列的主张加以区别，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自我标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但犹太教的主流也有自己版本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举动并非人力所为，而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在运作，所以犹太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听从上帝的意旨。对于强调非宗教性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释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并不因为一些人不信上帝就对他们无能为力，那些人依然成为上帝的工具，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或者拒绝承认而已。作为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政治中占有不大不小的地位，以色列议会中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的小党常常在左右排政治势力势均力敌的时候四两拨千斤，成为现代议会政治的一大奇观。另一方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非常强调服兵役，用武装手段保卫犹太复国主义，据说以色列军队中很大一部分士官和下级军官具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以色列军队也有专门的和犹太教会合作的项目，供官兵在服役期间同时研习犹太教义，称为Hesder program。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依然是非宗教的。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主流是工党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这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Socialist Zionism）常常混为一谈。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受德国哲学家摩西·海斯（Moses Hess）和波罗晓夫（Bar Borochov）的影响很深，在某种意义上有欧洲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但又不完全一样。海斯和波罗晓夫认为，犹太人的悲哀在于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和生产劳动脱节，成为社会的寄身者。因此犹太人要自强，就必须和土地结合在一起，重新变成生产者，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成为“正常”的民族，在民族之林中获得平等。用生产劳动救赎犹太民族，用汗水和智慧救赎巴勒斯坦这块贫瘠而神圣的土地，让沙漠盛开鲜花（Let the desert bloom），这就成为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在1881年3月13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激进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但犹太人背上了黑锅。时值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加深，民不聊生，官方转嫁危机，大批俄国犹太人遭到有组织的屠杀（pogroms），著名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和电影《日瓦戈医生》就是这个背景。类似的排犹屠杀也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俄国犹太医生平斯克（Leo Pinsker）著书，宣传犹太人自己寻找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的“自我解放”（Auto Emancipation）思想。内因外因的促动，导致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罗斯希尔德家族也出资赞助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用于安置犹太人移民。这就是史称第一次犹太人移民（The First Aliyah）。工党犹太复国主义以此为契机，通过组织大量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和自我服务的社会架构，达到重建以色列的目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大量的犹太人集体农庄（kibbutz），建立了犹太人的社会保障体系（Histadrut），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哈格纳（Haganah），武装保卫犹太人的定居点。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是今天以色列工党（在以色列成为Mapai）的前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以色列政治，本-古里安、埃希科尔、梅厄夫人、拉宾、佩雷斯、巴拉克等历任以色列总理都是工党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将领也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为工党成员。

实际上，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偏离。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点在于利用大国政治（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力量）借力打力，通过合法手段为犹太人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赫策尔的领导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在世界各地寻找适合于犹太人定居而又容易进入的地方。巴勒斯坦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是首选，因为巴勒斯坦土地贫瘠。开始时，阿根廷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久，英国提议将英属乌干达（实际上是现在的肯尼亚）的一片土地作为犹太人的定居地。苏联也曾提出将远东中苏边境上黑龙江边的一片土地作为远东犹太苏维埃共和国。但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坚决反对，非巴勒斯坦不去，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本意是为对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深感失望的西欧犹太人中产阶级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但应者寥寥，反而在犹太教宗教情结远为深厚并正在遭受反犹迫害的东欧犹太人中得到热烈响应。在魏茨曼的具体运作下，东欧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开始有了声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反犹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犹太人以下层的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为主，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自然就成为这一时期犹太人政治的主流。这有点像陈独秀主张在城市工人中宣扬共产主义，结果在毛泽东手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像苏联共产党内部有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一样，在左翼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对面有右翼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其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波兰犹太人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强调通过大国政治实现重建以色列的目的。雅勃廷斯基也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但和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本-古里安和注重实际的中间派魏茨曼政见不合，主张借助英国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但是效忠于英国的以色列。30年代中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拒绝了雅勃廷斯基的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层陷入分裂，占多数的中间派最关心的是在以色列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第二位的修正主义派主张依赖英国的力量，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是少数派，但主导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所以反而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至关重要的犹太人移民中有最大的影响。从社会背景来说，工党代表的是犹太劳工和农民的利益，中间派代表中产阶级，而修正主义派有更多中产阶级上层（upper middle class）的背景。直到二战爆发前夕，中产阶级对离开富裕的欧洲而移民贫瘠的巴勒斯坦的热情远远不及无产阶级，自然工党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影响更大。在得不到主流支持后，雅勃廷斯基离开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另外建立了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开始组织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自己的武装伊尔贡（Irgun），以及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更极端的勒海（Lehi）。不过伊尔贡和勒海在政治上属于修正主义派，在军事上并不听雅勃廷斯基的指挥，而是积极开展针对英国占领当局的袭击。这并不是他们反对雅勃廷斯基的右翼政治和大国战略，而是英国占领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碍事。以色列建国后，中间派犹太复国主义向修正主义派靠拢，以伊尔贡未核心，组建了自由党（在以色列称为Herut），成为修正主义派在建国后的以色列的政治代言人。伊尔贡领导人曼纳海姆·贝京（Manachem Begin）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和平协议后，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勒海的领导人依扎克·沙米尔也曾担任过以色列总理。自由党日后演变为团结党（也称利库德党，Likud），沙龙、内坦亚胡都是利库德党的，现在团结党分裂，新的进步党（也称卡迪马党，Kadima）在政治上居中一点，没有传统利库德那么右翼。

被罗马人逐出耶路撒冷以来，犹太人一直在巴勒斯坦有所定居。13世纪西班牙犹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和舌战天主教会后，被迫离开西班牙。Nachmanides回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只有不到10户犹太人。Nachmanides主持恢复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修建了犹太教堂。历史上还有其他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事例，但这些犹太移民基本都是宗教性质，不问世事，到圣地只是为了研习经书和朝圣，或者到圣地终老，叶落归根。

在工党和伊尔贡的推动下，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目的是世俗的，为了在巴勒斯坦安身立命，并最终建立犹太人的国家。按时间和来源划分，从1882-1948年之间，大致有5次阿利雅（Aliyah，原意为上升，指升入圣地）。1882-1903年的第一次阿利雅，移民人数达35000，在阿拉伯人的城市雅法（Jaffa）附近建立的定居点最后发展成第一个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意为“泉水之岭”，名字取自原阿拉伯地名，也和赫策尔的著作《古老的新土地》（Altneuland）的希伯来语译名双关），但到1903年，这批移民中过半离开了巴勒斯坦。1904-1014年的第二次阿利雅，移民人数达4万，主要来自逃离俄罗斯反犹风潮的俄罗斯犹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阿利雅，犹太人的集体农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也开始大规模使用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只有一半移民留了下来。1919-1923年的第三次阿利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托管地后的第一次移民潮，移民人数达到4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关闭了犹太人移民的大门，这一波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受到贝尔福宣言的鼓舞，这批移民是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坚，他们有备而来，而不是简单地逃脱原住地的苦难。他们事先学习了农业技能和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技能，一到巴勒斯坦就在海边的一些沼泽地排水、开荒。这批移民很少有离开巴勒斯坦的，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口总数达到9万。他们在巴勒斯坦选举了犹太人的自治政府，还建立了自卫武装哈格纳。1924-1929年的第四次阿利雅的主要成员时匈牙利和波兰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聚居在城市，已开生意和小工厂为主，到二站爆发前，已有近2/3再次移民，离开了巴勒斯坦。1929-1939年的第五次阿利雅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反犹政策，这一波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德国，其中不乏医生、教授、律师、艺术家等，人数高达23万之众，仅33-36年就有17万4千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大量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史特拉维夫成为世界上受功能主义的包豪斯建筑风格影响最深的城市，犹太移民也建立了巴勒斯坦爱乐乐队。海法港完成扩建，海法炼油厂也建成，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地区开始有了现代工业。到194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口达到40万。这一波移民在36年后受到英国当局的严重限制，39年英国白皮书后，正常移民全部停止，开始转入非法移民（Aliyah Bet），直到48年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建国后，不再使用阿利雅这个说法。

在以色列建国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敌意剧增的双重推动下，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大量向以色列移民，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埃塞俄比亚撤离犹太人的“摩西行动”（Operation Moses，隐喻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和从也门撤离犹太人的“魔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绝大部分也门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但一直相信圣经中《以撒亚书》中上帝将使“以色列的孩子们”用翅膀飞回以色列的经文，当新生的以色列用飞机将这些也门犹太人空运回以色列时，在他们的心目中无疑是上帝在兑现诺言。下一波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民来自苏联，从70年代开始，苏联犹太人开始被准许大量移民。然而，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回归圣地，而是选择了移民美国，如1989年，创记录的71000苏联犹太人被准许移民，其中只有12117人选择了移民以色列。苏联当局开放犹太人的移民是基于国际国内犹太人要求回归以色列的诉求，但事实上大多数犹太人移民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和犹太复国主义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阿利雅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时。他们是作为“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他们满怀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情，但严酷的现实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农业技能，在身体和心理上也缺乏对艰苦生活的准备，在5分钟热度后，很快滑回到旧习惯，开始雇用阿拉伯人作田间的苦力，贝都因人做保安，犹太人则做“干净”的活，更多的人索性再次出走，向生活条件优裕的西欧或北美移民。第二次阿利雅的俄罗斯移民很多定居在用世界各地犹太人共同捐献的资金购置的犹太人共有的土地上，他们也缺乏在恶劣环境单独生存的能力，于是公有制的集体农庄成为最合理的选择。他们互相帮助，有的人从事田间作业，有的人管理公共厨房，有的人从事清洁、洗涮，还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这就是犹太人集体农庄“基布茨”（Kibbutz）的开始。第三次阿利雅移民到达时，带来了再欧洲青年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不仅要回归巴勒斯坦，还要用自己的双手在巴勒斯坦建造一个新社会，建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的人间天堂。他们既不愿意为别人干活，也不愿意有雇人干活的负罪感。他们崇尚社会平等，实现一切归公的平均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没有分工，为了平等，苦活、脏活轮流干，管理层也不例外。他们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收到的礼物都要交工，重新分配。他们崇尚民主，事无巨细，都要在基布茨的大食堂里讨论、表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歌，围绕着篝火欢歌畅舞，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从哲学、人生，到科学、民主，从政治、经济，到邻里街坊的鸡零狗碎，无所不谈。他们不光是体力劳动者，也是作家、艺术家、演员。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剧团、运动队、乐队、合唱团。不光左翼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建设基布茨，右翼的修正主义派也建设自己的基布茨，尽管规模要小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也建立了自己的基布茨。

基布茨运动很快在以色列各地兴起，从加利利海边，到希伯隆（Hebron，现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砂石山丘，到内格夫沙漠，到处都有基布茨。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很多基布茨是建立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的是有一天以色列建国时，可以为犹太人的国家多圈一点地方。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军方的纳哈尔（Nahal）组织继续赞助基布茨运动，在很多偏远的边疆地区建立基布茨，相当于军垦。

还有一种集体农庄，称为摩谢夫（Moshav），只具备初级合作社的程度，只有产品推销和重大购置通过集体进行，各家财产依然私有。摩谢夫的规模实际上比基布茨大，人数多得多，但名气远远不如。大部分犹太人依然选择居住在城市或者摩谢夫，基布茨的人口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从来没有超过7%，但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不成比例之多的以色列政治家和将军。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基布茨的规模还很小，犹太人定居者和阿拉伯邻居之间的冲突步超过通常的鸡零狗碎之事，人们担心的是普通的偷盗，而不是有组织的反犹袭击。《贝尔福宣言》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企图变得明确起来，犹太人移民大批涌入，阿拉伯人的戒心和敌意大增，担心犹太人反客为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把眼光放在大国政治上，热衷于高层路线，但基本忽略了已经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土地”的说法。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布茨犹太人把邻居的阿拉伯农民看作同样的劳工阶层，以为只有阿拉伯地主才是共同的敌人，而忽略了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在日益升级的阿犹冲突情况下，基布茨的人们开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这就是犹太人的武装组织哈格纳（Haganah，意为自卫）的前身。

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始终是犹疑不定的。从“道义”上，英国上层不乏对犹太人的同情。但从维护大英帝国利益出发，英国又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出尔反尔。《贝尔福宣言》有意说犹太人的家园（A Jewish Homeland）而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A Jewish State）并非偶然。事实上，贝尔福德措辞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非一时兴起。随着阿拉伯人的反对的加剧，英国很快就后悔了，开始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和向巴勒斯坦移民实行配额限制，到1939年，全面终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和移民的行动，以图平息阿拉伯人的反对。但英国的摇摆，也在客观上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建以色列时断时续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雅勃廷斯基和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向英国建议，组建一支犹太人的部队，加入英军作战，帮助英国夺回在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手里的巴勒斯坦。英国反对犹太人的部队参加在巴勒斯坦的作战，而是把他们派往在土耳其的黑海出海口的加里波利作战，而且不是作为作战部队，只是作为骡马运输部队。雅勃廷斯基和特伦佩尔多都在这支称为“犹太军团”（Jewish Legion）的部队里担任军官，都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犹太军团里当列兵。到一战后期的1917年，英国终于答应组建一支犹太人的作战部队，“犹太人团”作为澳新骑兵师（Anzac Mounted Division）的一部分参加了包括渡过约旦河的战斗，作战地点离耶路撒冷最近处只有20英里，特伦佩尔多在Tel Hai的战斗中牺牲。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统本-兹维（Itzak Ben-Zvi）、第三任总理埃希科尔（Levi Eshkol）等都曾在犹太军团服役。原为加拿大皇家龙骑兵团（Royal Canadian Dragoons）上尉的罗斯希尔德家族中的一员James Armand de Rothschild也服役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将原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巴勒斯坦（含今日的巴勒斯坦和约旦）交给英国托管（British Mandate）。尽管英国已经开始对犹太人移民开始有所约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依然不满英国的放任，在耶路撒冷市长胡塞尼德领导下，要求大选，由于阿拉伯居民在巴勒斯坦占绝大多数，大选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英国拒绝了。愤怒的阿拉伯人在1936-39年间，爆发了总罢工，之后演变为大规模的暴动，开始发生驱赶、杀戮犹太人的事件。基布茨武装哈格纳开始和英国占领军合作，共同镇压阿拉伯暴民，哈格纳也在此期间成长为一支达12000人（一说14500人）的统一的有组织的犹太人武装力量，而不再是各个基布茨各自为战的村民自卫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担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可能攻占埃及，进一步攻占巴勒斯坦，控制中东和苏伊士运河，要求哈格纳合作，并为哈格纳提供装备和训练。但是当蒙哥马利在42年的阿拉曼战役中打败了隆美尔，埃及、中东和苏伊士运河不再危在旦夕后，英国又对犹太人参战不感兴趣，撤回了对哈格纳的支援。尽管巴勒斯坦犹太人被容许参加英军，15个犹太营也在40-41年在希腊配属英军作战。为了对抗亲纳粹的耶路撒冷市长胡塞尼，英国组建了“巴勒斯坦团”（Palestine Regiment），但还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玩弄平衡，尽量招募同样数量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加入，不过犹太人参军远较阿拉伯人踊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团的比例最后达到四分之三。巴勒斯坦团在埃及和北非作战。英国当局直到43年9月才准许犹太人组建一支全犹太人的“犹太旅”（Jewish Brigade），5000人的犹太旅直到45年3月才登陆意大利参战，战争两个月后就结束了，犹太旅驻扎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奥地利交界的地区，成为犹太人偷渡巴勒斯坦的重要通道。45年7月，犹太旅调防到比利时和荷兰，46年夏解散，但犹太旅的成员很多回到巴勒斯坦，加入了哈格纳，参加以色列的独立战争。

在二战初期的41年，哈格纳组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帕尔马克（Palmach，意为突击连），作为哈格纳的机动的野战军。英军为帕尔马克提供轻武器和炸药，并训练帕尔马克人员（昵称Palmachniks），帕尔马克积极协助英军进攻仍在维希法国手中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但42年后，英国改主意了，不再需要帕尔马克的帮助，转而要求帕尔马克解散。在基布茨协会的首领建议下，帕尔马克化整为零，以小分队形式分散在各个基布茨中，一方面保卫基布茨，一方面参加生产自救，并教育基布茨人们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喝招兵买马。帕尔马克还积极培训军官，特别强调主动、积极、灵活、敢于承担责任的战斗作风，强调“跟我冲”的领导精神，对日后以色列的建军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至今以色列军官对士兵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居世界前列，以至于以色列军方规定高级军官不得亲自冲锋在前，避免指挥链的断裂。

以色列独立战争和建国后以色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中，大部分都有哈格纳或帕尔马克的背景，仅当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级军官总参谋长的就有达扬（56年西奈战争期间）、拉宾（67年6天战争期间）、巴列夫（68-71年，负责建造沿苏伊士运河的巴列夫防线）、埃拉泽（David Elazar，73年十月战争期间）、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74-78年，指挥恩德培机场人质营救）、埃坦（Raful Eitan，82年入侵黎巴嫩期间），没有当过总参谋长但名气更大的沙龙也是哈格纳出身。巴拉克（Ehud Barak，92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尽管太年轻，没有捞上在哈格纳或帕尔马克干过，但他也是基布茨出身，算是和哈格纳、帕尔马克有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哈格纳对英国占领当局的态度是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以色列建国和帮助犹太人移民上坚决斗争，但在共同抵御阿拉伯人的袭击和维持基布茨的安全上和英国人合作。哈格纳也主张对阿拉伯人的挑衅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张残酷报复和主动出击。这种“节制政策”（Havlagah）受到修正主义派的反对，他们要求主动出击，打击英国占领军和阿拉伯“匪帮”，加速建立以色列。修正主义派在1931年从哈格纳分裂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伊尔贡（Irgun Tsvai-Leumi，意为民族军事组织，简称Irgun）。41年时，伊尔贡中更极端的一支在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领导下分裂出来，自组勒海组织（Lehi，全称为Lohamei Herut 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不惜与纳粹德国合作，以达到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目的，在战时就广泛袭击英国目标，被英国称为“斯特恩匪帮”（Stern Gang），在犹太人主流中也为不齿。哈格纳曾应英军要求，联手制约勒海。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哈格纳、伊尔贡、勒海联合起来，一起为以色列的建国而战，日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三个主要来源。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暴行公诸于天下，犹太人的苦难受到世界上广泛的同情，犹太人要求回归故土的要求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二战使英国国力衰竭，难以继续维持殖民地体系，在47年宣布将从巴勒斯坦撤出，印度的独立也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出于扶持一个亲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目的，在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建国。美国对以色列建国一向是乐观其成。于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48年5月14日，在犹太人被逐出圣地近两千年后，犹太人在以色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终于回到了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