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修昔底德陷阱——战略判断与走向战争_风闻

（第一次发文，如有不足之处请见谅）

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2年的《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一文中提出的概念。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当中，他援引修昔底德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界定，指出 “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简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的权力转移困境”。结构性困境，简单点说就是这种困境是由当时国际体系的结构所造成的，是客观现实所形成的。一定程度上，雅典与斯巴达就是因为这种“结构性困境”而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既然是结构性困境，那么就有必要说明当时希腊世界的国际格局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希腊地区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丛林世界：这一地区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两极格局——即雅典主导的提洛联盟与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当中，根本不存在城邦或者邦国之上的权威。这种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希波战争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实力的扩大始于希波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雅典供给了最有才智的将军，提供了最多的战舰，极大的提高了雅典的威望。随着战争的胜利，雅典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同盟内的主导权，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雅典的崛起，通过这场战争，雅典确立了自己在提洛同盟内的主导地位，并且大力扩张，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形成两极之势。

这种处于“丛林状态”的两极格局，产生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影响：

1，双方对于彼此实力的变化极为敏感，两极格局的权力变化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实力上升，带来的就是另一方的实力下降，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困局。

2，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你说你练肌肉是为了健身，可是我怎么知道你练肌肉不是为了揍我呢？”前面说了，两极格局下彼此对于权力的变化是极为敏感的，但是国家实力的发展快慢又是不相同的，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甲认为自己扩张海军是正常的，因为我的经济实力允许我扩张，而且我的经济利益（例如海外的经济利益）需要海军来维护，那我就得扩张啊，乙却可能会认为甲扩张实力是为了干掉它来做老大，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安全困境，即“一方增加自己安全感的行为却减少了另一方的安全感”，在多极格局下可能不会如此，因为行为体的数量增加了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在两极格局下，这就是一个“很可能”的问题，请注意只是很可能，因为除了权力与结构这一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就是今天要讨论的。

  这就是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结构性困境，这种对于权力变化的极度敏感以及对于对方意图的担忧确实造成了一些冲突。在当时希腊世界两极格局当中，任何一方的任何行动都会加剧两者之间的对立。尤其是随着雅典以及其领导的提洛联盟的实力的不断强大，而斯巴达却因为卷入伯罗奔尼撒联盟内部的冲突而受到的相对削弱。这种两极格局的存在使得双方对于对方实力以及行为的变化异常敏感。然而，虽然存在着由于权力的相对性转移以及对对方意图的猜测而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但是这种结构性困境却未必会导致战争。  

为什么呢？这与安全困境的一个特点有关，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都是出于对对方实力与意图的担忧，也就是说只是担心对方实力增强对自己不利，担心对方对自己有不良意图。双方都是担心彼此对于现状的破坏，而非自己要破坏现状。那么问题来了，只要双方都没有破坏现状的“坏心眼”，对于对方的猜疑都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那么这种安全困境就是可控的，并且在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并且用实际行动明确战略意图的基础上，防止安全困境“恶化”为战争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很难实现）也就是说，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描述的结构性困境只能算是修昔底德陷阱实现的原因之一，除了这种困境的存在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在于改变现状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认为与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过己方，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需要采取行动，并且最终走向战争；第二，认为己方的实力已经超过对方，战争的收益将会大于成本。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想要实现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行为体对于当前局面的战略判断。这种判断又有两种情况：第一，对方存在改变现状的意图且对方的实力远超己方；第二，己方的实力远超对方，认为战争的成本大于收益。

事实上，我认为在斯巴达与雅典走向战争的过程中，除了权力转移的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原因在于双方均发生了错误的战略判断，这种错误的战略判断在局势的作用下，导致双方走向战争。

综上所述，如果要简单概括一下“修昔底德陷阱”的话，“修昔底德陷阱”是处于两极格局之下的国家由于结构性困境的负面反馈而导致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实现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两极格局；第二，结构性困境的负反馈——战略判断，或者说错误的战略判断。两极格局产生结构性困境，结构性困境对于行为体形成了对于当前局势的负面反馈，认为对方有破坏现状的意图与实力，或者认为自身有实力改变现状，并且对此采取行动。从走向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实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来看，战略判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发生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前后持续了二十七年的战争。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双方破坏合约的起因源于埃比达姆诺斯的争端，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二十七年（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在战争进行的第十七年，雅典在错误第二次远征西西里，虽然前期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亚比西得的叛变和斯巴达的参战，以及雅典方面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最后的全军覆没。远征西西里的失败导致了连锁反应，波斯的干涉以及盟邦的暴动导致雅典实力大为受损，同时雅典自身还发生了政变，进一步加剧了雅典的衰落。前404年，雅典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公元前436年，埃比达姆诺斯爆发内战，城内民主派向母国克基拉求援，被拒绝以后转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接受了埃比达姆诺斯的邀请，派遣了一支军队去支援埃比达姆诺斯的民主派。修昔底德认为，科林斯接受埃比达姆诺斯的邀请主要是出于对于克基拉的憎恨，因为“他们怨恨克基拉人，因为克基拉人对科林斯没有表示一个殖民地对母国的尊敬。” 科林斯的干预使得克基拉不再冷眼旁观，向埃比达姆诺斯发出了通牒，要求科林斯的驻军和殖民者离开。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科林斯战败双方都开始寻求盟友的帮助，都派了使者去雅典。克基拉人表示：“斯巴达人害怕你们（指雅典），所以渴望战争，而科林斯人是斯巴达的盟友，所以是你们的敌人”。

雅典的选择是“最低限度威慑战略”。与克基拉缔结了“防守性同盟”，并且派遣了十艘战舰开赴克基拉。在保持了行动的主动性的同时，让科林斯保持克制，避免克基拉战败而增强科林斯的海军实力。唐纳德认为，防御性同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十艘战舰是象征意义的，目的是让世人看到，雅典是在非常认真地威慑科林斯人，组织它的行动。 同时，这也是在极力避免冲突的扩大，避免斯巴达的卷入。

在彻底卷入同科林斯的冲突以后，雅典开始积极的备战准备，同时“他们继续努力积极避免将伯罗奔尼撒联盟卷进来”。 然而，雅典却对其同盟的成员、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展开了威胁，在波提狄亚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挑衅行为的情形下，“雅典人却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面向大海的城墙，送走科林斯每年派来的行政长官，并向雅典交出一定数量的人质”。 这一次，斯巴达改变了不干预的政策，表示“如果雅典进攻波提狄亚的话，斯巴达人就入侵阿提卡”。 在对波提狄亚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雅典又向墨伽拉施加了经济制裁，以惩罚其出兵援助科林斯。

雅典的决策者是伯利克里，他知道斯巴达的国王阿西达穆斯二世是主和派，不会因为这个开战。“伯利克里希望斯巴达人能够理解他的和平用以与有限禁运的目标，并帮助其他斯巴达人理解这些。他对阿西达穆斯二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自雅典与克基拉结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些斯巴达人胸中激起的怒火，尽管国王阿西达姆斯二世不主张战争，但是国内的主战派压过了主和派。

前432年，墨伽拉禁运之后，斯巴达及其盟邦包括墨伽拉、科林斯在斯巴达召开了公民大会。国王阿西达穆斯二世认为，雅典人有着广泛的海上经验和很好的装备，经济上富裕，军队人数也很多，还有很多的人口和同盟国和纳贡者。 不应该贸然行动。然而，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此对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最后在国内主战派和盟邦的压力之下，斯巴达还是选择了开战。不过斯巴达还是没有轻易行动，他们向雅典先后派出了三次使团，以求缓解局势，然而正是斯巴达使团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得雅典选择了战争。

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斯巴达提出的最后通牒雅典不能接受，“斯巴达希望自由和平，现在和平还是可能的，只要你们愿意给予希腊人以自由的话”。 这等于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国。 这加剧了雅典对于斯巴达的担忧，伯利克里认为，“如果你们让步的话，你们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怕他们而让步的。”

第二，伯利克里所考虑的——斯巴达国内长期以来对于雅典的敌意，“雅典的让步或许能够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心来，但斯巴达内部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

第三，伯利克里对于自身实力以及战争形势的错误预期。

伯利克里认为，伯罗奔尼撒人缺乏金融财富无法建造庞大的舰队，同时也没有在海外作战的经验，而且斯巴达的盟邦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乏统一行动。伯利克里还设计了一种新的战略，即充分发挥雅典的海上优势，使得斯巴达人没办法攻击他们。并且“只要你们在战争中不扩大帝国，只要你们不自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当中去，对于最后的胜利应该是有信心的”。 雅典在充分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认为自身胜券在握。伯利克里认为，雅典的经济实力足够支撑一场三年的战争，而三年时间足够打败斯巴达。

然而，伯利克里所考虑的经济优势只维持了前三年，而这场战争却持续了远远不止十三年。而 “对于雅典而言，其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是盟邦缴纳的“贡金”以及自身商业贸易收入等，但是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斯巴达对于雅典的劫掠，以及瘟疫都使得雅典的收入显著减少” ，伯利克里设想的防御性战略在其死后就被放弃，雅典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而非防御性的战略，全面开展对伯罗奔尼撒的战争行动。这一战略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于当时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矛盾，“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所以伯利克里这种防御性的战略并不适合”。在各种因素以及战略错判的相互作用下，双方的结构性不断恶化，前431年，战争爆发。

雅典与斯巴达双方走向战争是一个不断产生错误判断、并且错误判断不断强化的过程。

雅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并且认为斯巴达方面会理解这些行为，采取的是“最低限度的防御性威慑战略”，而恰恰是这一战略，使得雅典方面极力避免战争的意图破灭，对于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最低限度的防御性威慑”缺乏必要的武力支持，是没有作用的，这也是伯利克里在收到斯巴达最后通牒时会如此气愤，以至于他认为一旦接受斯巴达的要求，只会使得斯巴达变本加厉。在伯利克里看来，雅典前期的行为都是力图避免与斯巴达的战争，并且采取的是最低限度的防御性威慑政策，无论是与克基拉结盟还是派出十艘战舰，都是一种“最低限度”并且是为了维持现状所必需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却遭到了斯巴达的无视，甚至认为雅典软弱可欺，提出旨在使雅典解体的最后通牒斯巴达则认为雅典的行为是对于现状的破坏，是对于斯巴达的挑衅，在国内主战派以及盟友的施压下选择了战争。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则让雅典感受到了屈辱，加剧了雅典的敌意。

双方都认为战争的成本是自身可以承受的，都对战争的结果抱有积极的预期，然而十五年的战争却使得两个国家国力一蹶不振，希腊世界也就此衰落下去。此外，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彼此实力的错误认知，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过了头，这才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