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思考_风闻

最近农民与农村问题又热起来了，新农村建设是建立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市场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我思考了20多年，96、97年的时候曾经想用互联网进行农村资源的重新组织，通过互联网的信息组织进行农村资源的重新组织。当时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咨询公司干，也跟农业部的相关处进行了联系，他们很有兴趣，我也参加了农业部组织的蔬菜产业化会议，在淄博召开的，但是很遗憾的项目被老板强令终止了，日本文化很难培育出新经济，这次遭遇让我思考文化与经济模式的关系，日本经济陷入30年停滞的泥淖跟日本文化有绝对的关系。后来思考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有了一点心得，差不多20年前了，写了一篇文字，今天看来也可以看，不过有一些想法是肤浅的，比如对于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其实毛主席对于经济理论的了解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而且准确地理解了近代经济的起点是分工，这比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对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解深刻的多，更加深入到近代化经济的本质。再有乡镇企业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只有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才能产生的工业化道路，这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认识的。再一个问题是一种生产方式一定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没有这种组织结构的支持，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结构无法成功。这一点就连温铁军先生也忽略了，他的乡村试验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支持他的经济试验。这一点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这是新的国内经济政策的盲点。关于组织结构的重要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了，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我们都知道现代经济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它的生产流程是扩大再生产。如果生产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人民的收入就不可能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提高。而“大包干”却使得中国农村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而自然经济的经济流程是简单再生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和提高。这是经济规律的铁的法则，这就是目前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目前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源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解放以前就想明白了。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小农经济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后来他又指出：小农经济不但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可能并不了解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他凭借着政治家的直觉和敏感坚决拒绝“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行，防止小农经济在中国的重现。现在看来他的直觉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更正确。

小农经济有两个根本问题导致小农经济无法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第一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高度的混业经营，无法形成专业化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化率极低，无法形成经济的循环，更由于土地数量是基本不变，单纯农业经济内部无法形成扩大再生产，这是农业发展的资源制约。只有参与社会化的交换，农业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就是社会交易成本的制约。只要有制度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交易成本对于竞争力影响巨大。社会交易成本对于国家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会极大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反之社会交易成本的提高会极大降低社会运转效率，提高社会运转成本，最终这些成本将分摊的每一个老百姓头上。而且这种成本的提高完全是一种浪费，把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的资源无谓的浪费掉了。

“大包干”把中国农村60-70万个生产大队“改革”为2.6-2.7亿个家庭，生产单位增加了几百倍。同时意味着交易单位的增加和单位交易量的减少。我们从常识就知道商品批发的价格要明显低于零售价格，这其中的差别的根据就是交易成本。商品零售的交易成本远远超过批发，因此批发的价格远远低于零售。这种价格有时可以差到几倍到十几倍。随着“大包干”形成的小农经济，直接导致农村经济商品化的交易成本剧增而丧失竞争力。丧失农村经济的社会化的基础。交易成本的提高直接的反映是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价格的增长和粮食部门的巨额亏损。中国在农村改革之初经济管理体制还是计划经济，化肥作为生产资料实行全国统一价格。在“大包干”以后，由于交易成本急剧增加必然导致化肥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同时价格体制改革增加了化肥原料成本。国家无法继续承担巨额亏损，因此农资价格上涨，改革的成本开始向农民身上转移。由于国家虽然提高了化肥的价格，但是还对化肥的价格进行控制。化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采取卖大户的方式将交易成本转移到一般农民身上。当时“倒”化肥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买卖。在“大包干”以后，中国每年在粮食上亏损上千亿人民币。这其中非常大一部分是交易成本提高造成的。

除了以上的问题外，“大包干”还导致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公共服务是依托于集体经济体系。如教育、卫生、科技、治安、文化、环保等等。如卫生依托“赤脚医生”体系，科技有遍布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等。而依托集体经济建立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在中国农村经济水平下唯一现实的选择。因为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低下，据薄一波回忆，在1948年时，华北农村每100农民只能负担2个脱产人员，负担3人就明显感到负担沉重。而依据城市模式的公共服务是中国农民无法负担的。同时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把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提供公共服务，虽然不能直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却能明显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美国有研究表明，在预防疾病上投入每一元钱，就可以减少9元治疗疾病的费用。而“大包干”破坏了依托集体经济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最终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流失如医疗卫生、文化或公共服务的成本转化为农民的负担如教育等。而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最终又往往导致公共服务因缺乏财政支撑从农村退出，如治安、医疗等。公社化时代农村治安主要依靠农村组织如民兵等，在公社一级只有公安特派员而没有公安机构。“大包干”以后，农村治安体系瓦解，农村治安恶化，于是在乡建立正规的派出所。机构的增加必然增加农民的负担，但派出所还是因得不到足够的经费支撑而无法保证乡村治安，这又导致部分地区乡村治理的黑社会化。交易成本的提高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从农村退出，现在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从农村退出。正规金融退出又导致农村高利贷横行。“大包干”的推行破坏了改革开放前建设的农村基础水利设施。总而言之，“大包干”给中国农村造成了巨大的福利和制度损失，而这些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必备的社会基础。中国农村曾经拥有被联合国誉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相当巴西人均250美圆提供的医疗保障，也就是相当巴西250美圆的社会福利。这个福利现在在中国农村是彻底损失了。因此“大包干”决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交换长子继承权的稀粥。

人民公社时代的“三农”问题

讲了那么多“大包干”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农民喜欢“大包干”？人民公社有那么多优越性为什么没有普遍改善农民的生活？

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从合作化发展起来的。在刚解放时，中国农村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土改后的农村极其贫困落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普遍缺乏生产力要素如劳力、农具和牲畜。这种情况极大限制了农业生产。而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要求农业有一个迅速发展。这种时候合作化成为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据薄一波回忆，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农业增长19%，其中17%的增长归结于合作化。正是合作化的巨大成功导致中央决定扩大合作规模来加速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化，这最终导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关于“大跃进”不是这里讨论的对象。这里的讨论的是正常情况下的人民公社的利弊。客观的讲集体经济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农村从主要是依靠人力、畜力到机械化，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公社化时代的“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集体经济，而在于计划经济下条块分割造成的部门垄断。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通过剪刀差进行积累。这样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了。俗话讲：赔本的生意难做。长期的农产品低价格确实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天然的内在联系，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重回江村》中提到一个案例。费先生1957年重回江村，当时江村的粮食生产从合作化以前的300到400斤/亩增加到700多斤/亩，产量增加不少。但是人均粮食增加不多，主要是解放以后人口增加抵消了粮食的增产。解放以前农民用溺婴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许溺婴，溺婴属于犯罪行为，这导致人口的过快增长。农民还是希望增加粮食产量，也积极想办法努力增产。增加产量的办法是增加肥料。但是化肥不好搞，农民想养猪积肥。但是缺乏饲料，农民就想建一个砻糠厂，把米糠粉碎后做饲料。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上级不同意。因为他们也要建砻糠厂，想低价收购农民的米糠加工后再作为饲料卖给农民。农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农民把米糠添了灶坑，饲料变成柴火，饲料没了，猪也没了，肥料也没了。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农产品通过加工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上级”部门力图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最大的部门利益。 因此他们利用行政权力限制农民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通过自己的权力来保护自己获得垄断利益。

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这些条条和块块拥有体制赋予的垄断权力，这种垄断权力必然导致垄断利益。一旦形成垄断利益，这些利益的拥有者必然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这种利益。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种垄断利益的所有者为保持自己利益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一般来说，在农产品的整个流程中，种植业的利益是比较小的，而加工流通获得的利益是比较大的，这个比例大致是３、７开。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在市场上一斤活鱼的售价在4.5到5元钱，而从鱼塘收购活鱼的价格仅仅1.3元到1.5元。也就是说农民辛苦一年所得远远比不上加工和流通所得。在农业生产链上，种植养殖的比较效益是比较低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资源必然趋向流向比较效益高的领域。在公社化以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劳动力富余，而且集体经济由于公积金、公益金等积累也有相当资金积累。这一切为农民和农村经济转向效益更高的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创造了条件。有远见有胆识的农民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开始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这样的农民如河南刘庄的史来贺，现在大名鼎鼎的吴仁宝等。

当时影响农村工业化的因素有思想意识和制度限制。思想意识是深埋中国历史2000年的农本思想，陈永贵同志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认为农民只有种地才是本分，经营工商业是不务正业。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实际上，公社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并不象现在宣传的那样一团漆黑。实际上从统计上看，公社化时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指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后，如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文革十年从62岁增加到66岁，到1978年增加到68岁，12年增加6岁。而改革开放以后到200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仅增加到70岁，增加2年。其余如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医疗保健的普及率，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不如公社化时代，有些还发生了倒退。作家赵瑜在写记实文学《革命百里洲》时，原准备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但是写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原来以为文革中百里洲一定是一片哀鸿，到改革开放后农民才富裕起来。但他没想到，文革期间，百里洲的农民生活比武汉市的工人还好。这样文章没法写了，到公社化就结尾了。为什么百里洲的农民在文革期间都生活很好？因为百里洲以种棉为主，是国家棉花基地。种棉国家有许多优惠，除全部收购棉花外，还奖励粮食、化肥和布票等。不仅是棉花，当时的农业商品基地大都能得到国家的奖励。当时国家采取双低政策，即低农产品价格、低农资价格。而得到国家农资奖励等于得到国家的补贴，这样就减轻了农业剪刀差的压力。这样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农业地区和农民一般生活还比较好。而象小岗村这样长期生产不能自给的地方，自然得不到国家的补贴。这样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贫困是落后的理由，陷入恶性循环。而低价的农资无法大量供应，也造成大量农村无法利用工业进步带来的成果增加粮食产量。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前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价格扭曲和条块分割的结果。

 “大包干”后，解决了剪刀差的问题，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从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开始的。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大包干”改革的前提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农业在国家财政的贡献已经比较小了，而国家的财政支农资金已经超过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1978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13.8%，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放弃对农民的干预。也就是国家大量减少对农民的责任（大量减少了支农资金）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农民经营权的过度干预。这样就为农村的工业化打开了制度的藩篱。这样“大包干”就对造成公社化时代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因素做出了根本性改革。但是，强制性的包产到户又破坏了农村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这个时期，有胆识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充分利用公社化时代遗留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富裕劳动力和集体积累，果断转向加工业。同时中国处于供应不足特别是农副产品和消费品供应不足的条件特别有利于加工业的发展。这些条件导致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高潮-乡镇企业建设高潮。乡镇企业的发展掩盖了农村小农经济化的恶果。实际上到1985年，中国粮食产量在经历1984年的高峰后下降，已经表明“大包干”的政策效应结束。这时中央沉醉与“大包干”的“成功”之中，没有把通过农村工业化来减少农业人口，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相反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大量引入外国资本严重挤压了本国企业的发展空间。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陷入困境。因为乡镇企业原本就缺乏技术和管理的支撑，国家没有给乡镇企业足够的成长空间和缓冲时间，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的支持，使它能够成长起来与国外资本抗争，要知道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了40年与外国资本竞争尚且如此困难，何况乡镇企业只有不到10年的发展历史，而且外资企业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有各种免税的超国民待遇）与本国企业竞争。从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立即加剧了中国农村的危机，因为中国农村的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基本被破坏，由公共服务导致农民的负担日趋一日的加重，而乡镇企业的衰落又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农民收入减少导致农村市场的萧条，进而影响到全国的经济和导致农村普遍的社会矛盾加剧而影响稳定。这就是现在“三农”问题的根源。

 “三农问题”的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市场经济+人民公社。现在中国“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人向那里去？钱从那里来？前面提到在整个农产品生产流通链中，加工和流通的利益占70%，将来农民要摆脱贫困，人要向农产品加工流通去，钱要从农产品加工流通来。实际上现在的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就是公司占据那70%的利益，农民占有30%。这对于农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农民获得收入增长的同时，一般会失去未来的发展空间。要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定要从经济发展，从社会化大生产，从扩大再生产中取得解决。否则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持续。而农民要把自己的农业生产变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仅仅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不够的，在中国到处都是富余劳动力。农民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上出产和依附于土地的资源变成资本，通过资本与市场的结合才能够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使自己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资本才能带来利润，而资源本身是不能带来利润的。而小农经济下，少量的土地，个体的富余劳动力是不可能成为资本的，就像个人手里的钱不是资本一样。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形成有规模、有组织的富余劳动力、有规模的大片土地才有可能成为资本，使自己不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且成为资本的主人。这样农民不但获得劳动的收入，而且能够获得资本的收入。只要中央的农村战略正确，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有可能在比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突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要想三农问题取得突破，必须破除一些错误思想。一是农业只适于家庭经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农业就不是建立在家庭农场基础上的。而且他们的农业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无法比的。就是日本，在家庭农户之上存在农协（农业协同组合），农协负责农户所有的生产服务，提供农户生产资料和种子等，农户必须按农协的要求种植和养殖，全部产品必须交售给农协。农协完全垄断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北欧国家，农民参加各种协会，由协会提供农民各种服务和与市场的联系，并且代表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利益。可以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是建立在中国这样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二是依靠私营经济。在中国私营经济需要发展，过去禁止私营经济吃了大亏这个教训必须吸取。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依靠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但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因为私营经济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将其他农民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本来完成的。他不可能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也不承担解决农民贫困化和城市化的问题，而且极可能抽吸农村资源，加剧农村的贫困化。这是资本的本性造成的。农民仅仅建立生产合作行不行？生产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必须，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扩大再生产中求得解决。但是仅仅生产合作是不够的，因为生产合作不能解决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要建设新农村，必须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生产服务由于市场的连续性要求这种合作要突破地域的限制。而公共服务一般是有地域性和社区性的，在中国农村一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因此生产合作是集体经济的基础，但是两者又是有重合的不同领域，不能相互代替。

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有民主化作为政治支持。因为新农村建设要依靠广大农民，他的财政是直接来源于农民，只有民主才能动员农民参加到新农村建设中，就像抗战中只有民主才能动员人民参加抗战一样，因为新农村建设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同时只有民主才能防止改革的成果落入少数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