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和阿部潮汕牛肉丸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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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五条人，我总会想起阿部。

　　都没有读过大学，可不妨碍才华横溢；都是潮汕人，一口蹩脚的国语听来喜感十足；都在湿热的广州路边卖过唱，超级特立独行。

　　阿部是我在报社时的朋友。过去，他扮演过不少角色：小镇游荡青年、仓库搬运工、化妆品销售员、专栏作者、路边卖唱的广州、报纸编辑……

　　离开报社时，他在辞职表上填了四个字：纯粹想走！

　　他说：“当一个地方变得面目全非时，你就必须带着自己的理想与情怀离开，如果它是真的美好，它就不需要寄放在一个服务器上才显示出价值”

　　我没有问阿部是否认识五条人，但朋友圈的字里行间分析，他们应该有过交集。起码，曾经精神上有过同源。

　　2

　　有一年，五条人去香港演出。

　　一个港媒女记者很不解：“记得从前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量词，树是一“棵”的、车是一“辆”的、书是一“本”的，而人是一“个”的。但五条人告诉我们，人可以是一“条”的。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五条人”也可以是两个人。”

　　真是不可思议的两个人。

　　阿茂和仁科都来自广东的小县城海丰。

　　海丰在广东的地缘位置和方言文化身份颇为暧昧复杂，海丰与陆丰合称海陆丰，经常被外界视为潮汕人，说的自然也算是潮州话。但海丰本地人坚称自己说的是海丰话，属于福佬话。【1】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包括海丰、陆丰、陆河在内的海陆丰地区设立为汕尾市，但外界还是习惯延用海陆丰的老称呼。

　　当地民风十分彪悍。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出了两个狠人。一个是炮轰孙中山的陈炯明。另一个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大王”彭湃。

　　进入新时代后，海陆丰则因走私和制毒为外界熟知。去年一部大热的《破冰行动》就是根据海陆丰扫毒往事改编。

　　时空如此架构，会滋养出怎样的人？

　　1981年，阿茂出生于海丰县陶河镇，海丰县经济倒数的地儿。他爷爷和父亲都是泥瓦匠，小时候，父亲骑车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自行车后面。父亲干活，阿茂抓麻雀。

　　几年后（1986年），仁科出生在海丰县捷胜镇，他是“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颇有积蓄。父亲是个厨师，掌勺之余，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2】

　　拜改革开放的红利，广东人富起来了，到处修房子。阿茂的父亲从泥瓦匠做到了包工头，家里的有钱了，搬到了县城。

　　阿茂有个哥叫大茂，1997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进省城后，眼界大开，隔三岔五给阿茂寄些打口碟。

　　初三那年，阿茂听了英国独立摇滚乐团Gonez的专辑《bring it on》后，觉得自己彻底崩溃了，“思维彻底就不一样了。”

　　他和两个喜欢摇滚的朋友站在一起尿尿，一个朋友问，你们以后想做什么？阿茂提提裤子：“我想做音乐。”【3】

　　可一泡快意的尿还没撒尽，阿茂的生活就被打回谷底。他父亲承建了县城里一栋大楼，前期都是垫资，但最后收不回款项，生意破产了。

　　仁科家也倒了霉，父亲生意赔了，为躲债连夜举家搬迁跑路。

　　更悲催的还在后头。

　　3

　　阿茂高考挂了，蹉跎一阵后，2001年来广州，投奔哥哥大茂。最初蹭住在华师的男生宿舍。之后想着应该挣钱，开始在华师西门的斜对面卖打口唱片。

　　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叫“区区500元先生”，是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痴迷摇滚。

　　2002年，“区区500元先生”来广州，阿茂告诉他 ，自己写了一些海丰话歌曲，打算在街头唱。

　　“区区500元先生”说，可以联系其他有写歌的海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年，仁科16岁，还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听闻“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一门心思练吉他。

　　演出场地定在文化局的门口。看热闹的人很多。

　　阿茂唱了一首叫《高等教育》的歌，最后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场面极为混乱。仁科呆了。被“区区500元先生“推上台。【3】

　　就这样，仁科认识了阿茂。

　　2004年，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他把画具和颜料都卖了，凑了140块的车费。他打算跟父亲要点钱，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父亲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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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科来广州后，挤在阿茂的租屋里。

　　在广州打工的舅舅给了仁科200块，让他做点小本生意。

　　阿茂想，自己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两人的摊子挨在一起。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

　　出租屋是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两室一厅，常住五到十个人，大部分都是走鬼。家里有几把破吉他，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 一段。

　　那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组建乐队。但是有乐队来广州演出，他们会想办法去现场。

　　阿茂的个头高高的，长得像谢贤，头发搭理的一丝不苟，当他活跃在广州各酒吧看演出时，引起了张晓舟的注意。

　　张晓舟是《南方都市报》的名记，懂球懂音乐，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文化界的宠儿。

　　谁也不会想到，走鬼和名记日后会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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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仁科和阿茂搬到了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的一个，握手楼密密麻麻，中间夹杂着小饭馆、烧烤摊、发廊、诊所、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店……【3】

　　据说，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最多时住五万多人。早期广州的摇滚爱好者大都住在石牌村。

　　在这里，仁科和阿茂一起看了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很多年后，他们组建乐队并取名时，这部电影给了启发。

　　大半年后，有了女朋友的仁科不跟阿茂合住，一个人租了个单间，还在石牌村。他常常在六楼的天台上弹吉他唱歌。【3】

　　2006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

　　仁科和阿茂的处女秀是2006年10月广州芳村“民谣之灯”的音乐会。“他们当时喝了酒，拿着酒瓶上台唱歌，丝毫不怯场，好像要把这场子给搞炸了那样……如猛虎下山，真实又有些狂妄的姿态”。

　　在场的乐评人邱大立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成名，“有些音乐人是属于录音棚型的，而他们是介于舞台型和现场型之间，极具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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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并没有很快到来。

　　2007年，广州为筹办亚运会，开始清理小摊贩，严打“走鬼”。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开唱片店。闲暇之余，他们就整理前些年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3】

　　2008，周云蓬到广州领“青年领袖”奖，通过李文枫介绍，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

　　周云蓬在“喜窝”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

　　听了三首歌，佟妍马上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

　　那夜，张晓舟也在现场，他已经是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他一眼认出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阿茂。

　　在他看来，仁科和阿茂的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仁科和阿茂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用民谣走鬼来形容他们再好不过了。【4】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

　　录唱片时，两人想起在石牌村的年月，将乐队定名为“五条人”。

　　唱片文案包装由“区区500元先生“设计。2009年7月份，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发行了这张专辑。

　　初版《县城记》的CD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薄，红色封面，内有仁科和阿茂的履历和照片。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 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信封里还有一份由5位海丰中学生为五条人做的民间调查，他们在街头问了102个海丰老百姓：您知道五条人吗？

　　有人答：啊？五条人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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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人谁呀？

　　尽管大众不知道，但敏锐的南方传媒给予了关注。

　　2009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2014年12月，在深圳旧天堂书店，张晓舟听到了五条人已经完成前期录音的新专辑《广东姑娘》。随后，五条人成为 了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旗下乐队。

　　张晓舟认为，五条人的源流，除了本土的民歌和戏曲乃至街头日常腔调和气息，除了从Tom Waits到盘古的摇滚洗礼，还有从两个方向吹来的海风：一个是从伍佰到新宝岛康乐队的台客摇滚和民谣，另一个则是在广东有如空气般无所不在的粤式情歌。

　　当时，他对他们的判断是“他们有可能挣钱，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气勃勃。”

　　《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他们拒绝了。

　　中央台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导演说都是人家跪着上央视，你还问我要出场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诡异的是，2020年，五条人登上了《乐队的夏天》。接受媒体采访是，仁科直言不讳为了名和利。

　　五条人也许变了，五条人也许没变。但中国再也出不了五条人.

　　过去，每一年，五条人都会回海丰县举办“回到海丰”的春节演唱会。但是2016年的春节，文化局没有批准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唱会。

　　五条人《县城记》获得《南方周末》“原创文化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但2010年，《南方周末》这个做了9年的“年度致敬”被叫停。五条人是最后一个获奖者。

　　文脉被断了。

　　五条人的作品中有一股潮湿、灼热、暧昧的广东“性“：荷尔蒙情欲，广东地域文化空间和身份政治变幻的隐喻。【1】

　　时过境迁，当互联网席卷一切，广州不再是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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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人还在《乐队的夏天》继续淘汰和复活的游戏。

　　周云蓬说不喜欢《乐队的夏天》，像在马戏团看大象表演。

　　阿部说，如果五条人继续复活又复活，那就变味了。

　　话难听，但这是他的风格。

　　从报社辞职后，他开了家网店，做起了淘宝店主，专卖地道的潮汕牛肉丸，店名和他的微信名，就叫：阿部潮汕牛肉丸

　　按世俗标准，他绝对是个另类。他是我唯一见过经常骂客户的店主。他的口头禅是：你不买东西就滚。

　　2016年3月，他从广州前往厦门定居，和老婆孩子一起。他的两个女儿，名字都很好听，一个叫小芽，一个叫小贝壳。

　　在厦门，阿部用一种“一群人在家教育”的方式，教育小芽和小贝壳。他认为，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人，比把他们培养成人才，更重要。

　　————以下是阿部的口述————

　　自从有了小芽，我就下定决心，不让她读公立学校。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公立学校，都把小孩当成“商品“，然后去挑战、求证家长的”购买力“。

　　家长没辙，只能焦虑啊，只能拼命赚更多钱，去购买所谓的一个看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高分”，可能是“老师的称赞”，也可能是“学区房”。

　　而这时，一切已经跟这个小孩本身没有关系了，没人在乎小孩的灵魂，没人在乎他的成长。

　　这种情况造成的是，家长和某种制度合谋，不断地逼迫自己的小孩，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社会新闻，很多小孩都有心理问题，这是很恐怖的。

　　2016年，从广州搬到厦门后，我和老婆决定，用“一群人在家学习“的方式教育小孩。

　　我们给女儿找的老师，都没有公立学校所谓的师范专业背景，而是愿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小孩的人。

　　学习这个东西，不是因为它是“新的“，我们才去学它，而是因为它具有普适性、常识性，我们才让老师去引导小孩，让她自己去领悟、感受、思考。

　　现在很多白领逃去大理，他们自己在家带小孩，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自己都不是一个足够完全、完善的个体，又何谈一个人带小孩？

　　我现在走的路是：和很多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我们找到合适的老师，

　　白天，老师带孩子爬山、远足、沟通、阅读；晚上，我们家长自己引导，带着孩子阅读、玩耍。

　　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你这么离经叛道，不送小孩去公立学校念书，没有文凭和学位证明，是已经打定了主意，以后小孩出国读书、生活吗？

　　我觉得不出国也是可以的，她可以打工啊。

　　很多人觉得，没有文凭，小孩以后没有出路啊，会饿死啊之类的。

　　其实不是的。你以后长大了，可以去学烘焙啊，可以自己做蛋糕啊，可以开网店啊，做生意啊，这么多选择，总之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至于什么文凭、学位、就业、升职之类的，我真的一点都不care。

　　我更在乎的，是她能不能学到某种技能，然后独立生存，因为，“成人”比成“成人才”重要得多。

　　我爸妈都是品德很好的人，但他们都没正儿八经教育过我，因为我觉得他们没能力教育我。现在想起来，这又是我的幸运，如果我出身于教师家庭，那估计我会死得很惨。

　　也有人问我，说不送小孩去公立学校读书，你有和孩子商量过吗？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扯了。你是孩子的监护人，你必须给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想想看，40多岁的人，天天和四五岁一孩子争辩，“你觉得怎样”、“你接不接受”这些问题，这不是有病吗？到头来，你培养出的只是不受束缚的笨蛋。

　　这也根本不是中国那些知识分子嘴里所谓的“平等”，因为亲子关系的平等，必须建立在伦理基础上。你开车去接小孩，他说你开的雪佛兰不行，非要你买奔驰，这时，你也会尊重小孩子的意见吗？

　　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被这种所谓的“平等”教育裹挟着走的，这既荒诞，又很可悲。

　　我一直说，我不想把我的小孩推进一个“绞肉机”。在她18岁成年之前，我会一直陪她长大。等到她18岁以后，我就不管她了，她爱干嘛干嘛，我也不会给她留一分钱，因为我有这个自信，就是有了我18年的陪伴，她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

　　很多人会问，你不用小孩给你养老吗？

　　我的想法是，“养儿防老“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说法。正常的教育，绝不会去破坏爱的伦理，而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以爱之名，破坏爱。

　　“养儿防老“，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它假定的是，你老了以后，你的小孩可能不会养你，这太荒谬了。

　　为什么？因为爱是有张力的。如果在你小孩长到18岁的过程中，爱的伦理存在于你们彼此交流的过程中，那小孩长大以后，是不可能不管父母的。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我们如今的太多家长，都在以爱为名，约束和绑架小孩，因为他们总是胆怯，总是担心，总是焦虑。

　　我就从来不担心，我每天都对未知充满兴趣，每天都兴致勃勃的。

　　我知道一点：你越想抓住小孩什么东西，越想维护小孩什么东西，越想让小孩达到什么目的，到最后，就越抓不住，越拿不下。

　　我希望我的小孩，都能成为独立的、有人味的人，而不是被绑架和被裹挟的“工具人”。

　　参考资料：

　　1.《广东姑娘的广东故事》，腾讯大家，张晓舟

　　2.《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你敢来踏我们的田？》， 南方周末，朱晓佳 姜弘

　　3.《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界面新闻，叶三

　　4.《民谣走鬼五条人》，南都周刊，张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