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这十年_风闻

作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2011年8月16日，北京798艺术中心，台下是800多名观众，台上是雷军和“一款顶级智能手机”。还有一排“小米限量版工程机“的预售队伍，排了100多米[3]。发布会现场放了一段短片，里面有猎豹移动的傅盛和欢聚时代的李学凌，都是雷军的熟人，他们在片子里高喊，”我们要小米！“

2007年，雷军以数码产品发烧友的身份，第一时间购买了一台iPhone，手机上的那行小字让他印象深刻，“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他觉得，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组装上。

这是他第一次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也开始思考中国制造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雷军是1969年生人，他的青春时光一半是红色的余晖，一半是改革的滩头。他接受的教育，是不怕苦不怕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走向的社会，是官员下海、市长摆摊，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中关村的峥嵘岁月，雷军的话像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我在金山想的是人定胜天，我们相信聪明加勤奋天下无敌，相信明天更美好。40岁的时候，不惑了，看清楚了自己的能力和时势。战略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做早了死在半路上，做晚了你追不上。“

和雷军年纪相仿的成功人士，多少有一点人生只剩下钱的傲娇，但更多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成色。雷军的前四十年，家境尚可，也没什么背景。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大学时写书创业，名震武汉电子一条街。在金山兢兢业业，从程序员做到一把手。这是一个备受中国家长推崇的典范形象，也是历史进程和个人努力融合的范本。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米身上也带着雷军前四十年人生的影子，从2011年的“一款顶级智能手机”，到小米MIX，再到十周年的纪念款，都能看到一种对产品的执着。而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有过屌丝品牌、有过性价比、有过黑科技、有过极客范，又像是一种理工男特有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小米十周年的演讲上，雷军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没有吊打，没有秒杀，没有让友商有本事就拿货来卖。他用代表性的仙桃口音，罕见的承认小米的芯片研发“走了一些弯路”。讲起苹果和华为时，他说“我承认我不如他们，大家同意吗？至少我今天不如他们。”

这应该是雷军的心里话。

雷军在小米十周年主题演讲

就像他为金山生涯总结的那样，“金山成功有我的功劳，金山不那么好，也有我的责任。”小米这十年，说它离世界第一还有距离，这是事实；说小米为中国手机行业做出过不少贡献，也是客观评价。

理论上来说，雷军可以算作“九二派”的一员。

1992年，中关村大哥求伯君把雷军破解的WPS仔细分析了一遍，用一顿全聚德把雷军骗到了金山，负责研发Windows环境下的WPS产品。在珠海实习了半年后，雷军回到北京，主持金山北京开发部的工作。那年雷军23岁，从头到脚都是意气风发，把WPS的名字改成了盘古，寓意开天辟地。

雷军第一次见求伯君是在1991年底的一个计算机展会上[2]，后者的名片上印着“香港金山副总裁”的头衔，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软件领军人物。后来雷军挖人去金山，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年求伯君可以，现在我们也可以[1]。”

除了求伯君，和雷军同一个时期搞IT的，是鲍岳桥、华军和王江民这帮人。后来在中国搞互联网的人，身上多少都有些草莽气息，对外善于指点江山、判断大势，对内善于笼络人心、搭班子带队伍。但雷军显然是另外一种，他在金山每天工作12-16小时，喜欢问别人写代码有没有写诗的感觉。

1995年，盘古组件问世，求伯君根据WPS的市占率，预估能卖出5000套，结果半年只卖了2000套。三年里，金山北京开发部没有一个新产品，倒是雷军拿了个“中关村劳模“的诨号。负责市场的李儒雄闲得慌，去北大谈书号，出版了一本《WPS轻松学习》，结果轻松卖了10万册[1]。

《南方周末》说雷军这一代人身上，有着一种宿命——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着这样一套人生规划：从好孩子到好学生，从好学生到好员工，从好员工到好领导。雷军也说，自己“从小就是好孩子，根红苗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3]。”

人生的前四十年，雷军一直活在这种体系里，他拿着上清华北大的成绩上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用两年读完别人4年才能读完的课程。大学班上百十来号人，他入学的成绩是第24名，毕业的时候是第6名[3]。上大学的时候，雷军跟别人合写了两本书，名字都很朴实，叫《深入DOS编程》和《深入Windows编程》。

在金山，雷军觉得自己要扛起民族软件旗帜，他接受的教育让他笃信：不怕苦，不怕累，人定胜天。但现实是资金短缺、盗版横行、微软围剿，连IPO都是一场苦战。以至于金山上市成功，雷军觉得自己对不起一路走过来的同事，“当你杀下来以后，遍体鳞伤，累得要死，你在想，别人成功咋就那么容易？“

雷军大学时期的论文

在他治下，金山在很多细分领域都是前几名，但上市时6亿港币的市值，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流的公司。要知道，他当年去Cfido灌水消愁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腾讯和阿里巴巴。

雷军是个讲义气的人，决定离开金山时，他在中层沟通会上连鞠三个躬，用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了”浓缩了16年的离合悲欢。他又思考了大半年，想弄明白，“我们这么努力，为什么在互联网浪潮里没有成为主流？想了快一年才明白，未来的十年是移动互联网的十年。“

这些思考变成了日后小有名气的“雷五条“，第一条就是：人不一定能胜天，要顺势而为。

小米的第一任营销负责人是黎万强，据说雷军看完那份3000万预算的营销方案后告诉他：“阿黎，你做MIUI的时候没花一分钱，做手机是不是也能这样？我们能不能试试不花一分钱去打开市场？”

当时，手机的市场营销无非是三种方式：自营线下门店、找代理商渠道、央视打广告。雷军觉得都不符合小米的定位，面试了一堆人也没有合适的，索性让设计出身的黎万强硬上。黎万强是2000年就加入金山的老革命，离职后一度准备开影棚，被雷军悬崖勒马，主导MIUI的设计和开发。

做MIUI的时候，黎万强萌生了一个思路，他去各大安卓论坛上发广告，寻找资深用户一起“云开发”MIUI。2010年8月MIUI第一版发布的时候，小米积累了100个核心用户。后来，一个叫梁峰的设计师把这100个名字写在了开机画面上，这个开机画面的名字叫，“感谢你，勇敢的上帝”。

1999年创办卓越网时，雷军希望用一个爆款产品带来低成本的优质流量，担任这个角色的是5块钱一张的正版周星驰《大话西游》VCD，一下子卖出了10万多套，卓越网声名鹊起。

雷军想用这种办法让小米手机打开市场，在他总结的互联网打法里，最重要的就是口碑。2011年时，他跑遍各大工厂，逢人就问，能不能用2000块做一款最高性能双核手机，所有人都摇摇头。这让雷军相信，如果小米手机能把定价压在2000块，就一定可以成为爆款。

这句话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版本：做一款全球最好的手机，只卖一半的价钱，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然而，做手机比软件和互联网难得多，这几乎是TMT圈里公认的事实。小米草创时，最大的麻烦是供应商，他们对小米这样的新公司有着天然的警惕和怀疑。典型案例是在英华达的工厂，管供应链的刘德没什么底气，只能跟对方说“小米未来能有多大的量，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操作系统 MIUI 已经有几十万用户，这些是我们的种子用户[6]。”

紧接着，雷军又带着林斌飞了趟日本，托三井商社的介绍，见到了夏普的人[6]。原定一小时的会开了三个小时，总算敲定了屏幕供应商。会议结束，夏普的大桥康博也不知道是捧还是黑：“这次合作成功，体现了我们关西人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冒险。”

据说那段时间约见供应商，刘德经常会带着小米的存款证明去谈合作。言下之意是：我们和那些小公司不一样，我们账上有钱[6]。

2011年7月，雷军第一次以小米创始人的身份亮相，向媒体公布了两件事情，一是同时当金山和小米的董事长，对他来说问题不大；二是小米的商业模式叫“铁人三项”：软件、硬件、互联网。后来雷军接受采访，说小米的老员工都签了保密协议，“先干两年，看老同志是不是还干得动。干砸了不承认就行了[3]。”

一个月后，第一台小米手机在北京798艺术中心亮相，雷军把所有参数挨个科普了一遍。伴随着一个巨大的音效，一个金黄色的“1999”从屏幕上降落下来——这是雷军亲自设计的视觉效果[6]。接着，一阵尖叫声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网上预售开放6小时后，卖了40万台，小米论坛有史以来第一次宕机。

第一台小米手机的发布会

那段时间，小米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现象。每家公司都学会了和VC讲故事的时候，要说像小米那样通过爆款产品单点突破，用互联网思维占领细分市场的高地。为了告诉大家小米没有“耍猴”，雷军一边请媒体去南京的英华达工厂，一边解决产能问题。DST的尤里·米尔纳说，小米值千亿美元。

2012年6月，小米第三轮2.16亿美元顺利结束，那年年底，产能不足的问题开始有所缓解，第一个合作的代工厂英华达专门成立小米专线，每月产能超过100万台。产能和融资——当时困扰雷军唯一的问题，似乎都已经解决了。

那年年底，小米首次向媒体透露，到11月底，公司过去一个财年的销售额突破100亿元。雷军在内部会议上说，如果一家以企业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它一定会超越传统的企业。为人们创造幸福感，应该是小米的终极价值观。

2014年是小米和雷军封神的一年，估值450亿美元，小米MIX正式立项，手机全年出货超过6000万。海外业务着手布局，同时出现的还有B站上雷军的鬼畜视频。第三季度，小米问鼎中国第一和全球第三的位置。友商连学带抄，把“小米模式”捧成了中国商业史上注定会记录的一页。

唯一的插曲是2013年行将结束时，央视的第十四届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董明珠和雷军立了个十亿赌局。也是在那一年，全中国的电商开始谈论线上流量瓶颈，阿里巴巴大规模加码线下，OPPO和VIVO崭露头角，华为搞了个“千县计划”，赶上了乡县换机的大潮。

2015年的双十一，小米在最后两小时临时决定给用户发50元代金券，总算超过了华为。销售总裁朱磊垂头丧气，“过去的双十一，是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年全年，小米第一次没达到8000万的出货目标，面对白岩松抛出的疑问，雷军强打起精神，“公司不能被任何外部评价和所谓的数字所击倒。”

在2014年之前，小米在中国几乎没有对手。那一年公司士气空前高涨，高管们一度觉得小米现在融太多钱，是“将可预见的胜利果实莫名分享”[6]。在450亿美元估值的融资完成之前，雷军甚至反对再次融资，他觉得小米并不缺钱，没必要出让太多股份，为此婉拒了软银的进场[6]。

但在融资结束一个月之后，雷军开始意识到这轮融资是个失误，它把小米推到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但事实上，小米其实没有融到能和对手比拼战略亏损的资金。雷军后来总结，要么就不要融资，保持足够低调；要么就融一笔花不完的钱，像美团和滴滴那样杀个痛快[6]。

危机在2014年7月开始浮现，由于屏幕供应商Wintek的突然倒闭，小米不得不临时将供应商换成欧菲光，小米4遇到猝不及防的缺货问题。6个月后，小米Note带着冲击3000元挡位的使命正式发布，却成了公司历史上最失败的旗舰机型。同期，华为的Mate7一战成名，一度被黄牛炒到5000块。

小米Note上用了双曲面玻璃，把厚度降到了6.9毫米，但那一年开始流行的指纹识别，在小米Note上罕见缺席，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最终，Note高配版降价1000元清仓草草收场，一年一度的小米数字系列旗舰也罕见缺席。那段时间撑起小米热度的，是雷军在印度发布会上的一句蹩脚英文，Are you ok。

小米在印度推出小米4i手机

2015年的公司年会上，雷军宣布了小米未达到销售目标的消息，“面对这样的成绩单，说实话，我不OK。”

被视为小米翻身标志的小米5在2016年2月发布，但缺货问题直到4月的“米粉节”也没能缓解。雷军觉得，小米出了“结构性问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半年时间能够解决的。

发布小米MAX和小米手环2的5天后，手机部负责人被调离，雷军接管手机部门，亲自抓供应链。媒体的标题上写着：雷军真的急了。两个月后，雷军亲自主持手机部誓师大会，“如果大家相信我，请和我一起努力扭转局面。”背后的屏幕上只有四个大字：形势严峻。

整个2016年，雷军和200名团队成员一对一交谈，给小米定下的全年任务是“补课”。用他的话说，复盘小米的前五年，公司用如此脆弱的组织结构打到了世界前列，只能说确实是站在了风口上。

雷军接手之前，小米手机部按ID、结构、基带和关键器件几个部门，产品规划完之后，各部门分头执行。这种架构的后果是，一些核心部门“狂傲到不可理喻”[6]。雷军接手后，把原有的项目组结构调整成产品、研发、供应链和质量四大模块[6]，打破部门之间的阻碍。

后来负责供应链的张峰跟雷军一起做了一次成本调查，发现自家螺丝钉的成本是同行的五倍。供应商的理由是螺丝钉扭矩是苹果标准的两倍，每个螺丝钉上还刻着一个小米LOGO。雷军哭笑不得，便问苹果用不用这种螺丝钉，供应商回答，“苹果用不起我们的东西[6]。”

亲自抓供应链那段时间，小米从螺丝钉、顶针到纸质说明书全换了一遍。在体验没有降低的情况下，成本砍了50%下来。同一时间，依托小米生态链的小米之家迅速布局，雷军之前设想的模式开始跑通：小米之家不到两年开了300多家店，坪效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苹果。

在解决掉研发、供应链和线下渠道三座大山之后，小米反击的标志是2016年10月发布的小米MIX，屏占比超过91%；全陶瓷机身，利用陶瓷导电技术解决听筒问题；没有光线感应器，就用超声波技术解决光感问题。

这部手机意味着小米对研发和供应链的把握达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即推动供应链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媒体的溢美之词里，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原来中国人做手机也能做到世界一流。

回头再看雷军拨乱反正的两年，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金山时期的峥嵘岁月，最忙的那段时间，至少有50个人向他直接汇报，以至于时间不够，只能把张峰从紫米请过来管供应链。在金山，雷军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逆势而行。2014年之后，雷军的状态也给媒体带来过这种感觉。

《南方周末》曾问过雷军：金山喊过一个口号，叫“扛起民族软件的大旗”。小米的口号是“为发烧而生”。可以说雷军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吗？雷军回答说，“我2011年重新接手金山时，金山的企业文化变成了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更强调的是脚踏实地。”

如果要概括小米走出低谷的这两年，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也恰好合适。

2018年4月25日，雷军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主持了小米手机6X的发布会。在发布会上，雷军宣布了小米5%的利润红线。一周后，小米向港交所交表，净利率不超过5%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写在了招股书里。

雷军本想把这个数字定在3%，但股东认为这个点位太低，微小的汇率波动就会造成亏损。双方拉锯之下，最终定格在5%[6]。电话会上，老革命黎万强拉大了嗓门说：“几十年后回头看，这将是商业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决议。”

小米在武汉大学的发布会

在小米 MIX 手机行将发布之际，行业分析师孙昌旭曾花了几个小时劝说雷军，希望他能制定一个相对高一些的价格，以匹配这样一款带有突破性技术的手机，雷军回复说，“小米要与用户站在一起。”

之后的上市全球路演，雷军和公司CFO周受资任务最重，他们将奔走于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几个城市。另外两路是林斌一路，洪锋和刘德一路。

美国的路演现场，雷军和周受资专门带了三件小米生态链产品：小型无人机、彩虹电池和米家螺丝刀。为了更好地呈现“感动人心，价格厚道” 这个理念，周受资在纽约一家路边的便利店购买了普通的电池，他一边展示普通的5号电池，一边拿出五颜六色的小米彩虹电池。他告诉投资者小米电池售价只有9.9元人民币时，会场响起了掌声。

同一时间流传开来的还有雷军的一封公开信，名字叫《小米是谁？小米为什么而奋斗？》。在一大群企业家回复雷军的公开信里，真格基金的徐小平写了一句：雷军改变了中国制造业的潮水方向。

如果让雷军评价这句话，他多半不能完全同意。在大大小小的采访中，他说自己在金山的时候是“改变潮水的方向”，是逆流而上，别人做盗版、他做正版，别人搞代理、他做自研。到小米“学乖了”，要顺势而为。

2007年iPhone问世的时候，苹果为了抑制中国台湾供应商，开始有意扶持中国大陆的本土供应商，在劳动力低廉和政策优势的激励下，大陆消费电子行业借势崛起，成就了行业的黄金十年。世界电子产业链经历了日本、韩国、台湾，逐步转移到大陆，这是中国手机品牌诞生的土壤，这是雷军口中的“势”。

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也是雷军口中的“势”。如果让雷军自己说，他可能会讲，“小米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制造业的成功。”

小米走出危机后，雷军的“吊打”和“秒杀”少了很多，多的是讲小米的AIoT战略，讲小米的上百家生态链企业，上千种产品以及IoT平台上近2.52亿台的连接设备。至少在这一点上，雷军大可以说一句“小米做的比苹果好一些”。

上市之后，小米进行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具深度的一次组织结构调整，在集团层面成立了组织部和参谋部。让小米从过去每个板块各自狂奔的状态，向一个能建立集团系统优势的公司转变。

因为大名鼎鼎的“风口论”，加上B站网友的推波助澜，搞得雷军像是个新生代企业家。要知道雷军1990年和大学同学创业，1992年去了金山，在搞手机之前，他在业内的诨名是“互联网活化石”。雷军之所以为雷军，是做了那只风口上的猪，但更多是当风口有变，他还能及时调转方向。

金山的老员工评价雷军时，说他是“守正出奇”，善于生存和合作，不善于抢夺和征服。“内心瞻前顾后，太过谨慎，少了那点赌性。”

小米9发布之前，雷军没少在微博上撂狠话， 像是“比米8贵不少”、“绝对不便宜”。后来的发布会上，2999的起售价放出来，雷军显得有点难为情，“研发成本很高，希望大家理解。”

2018年，全中国的媒体都知道小米要冲高端，要涨价，要甩掉性价比的标签。但十年看过来，小米好像又一直没偏离“卖一半的价钱，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这句初衷。小米的手机，不算便宜，但也不能说不值得。

还是在那一年的6X发布会上，雷军回顾了在武汉大学的生活，看到那本《硅谷之火》，里面有乔布斯创立苹果的故事。他说看完之后，一个人在行政前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紧接着，PPT切换到一行黑底白字：“我就是要一条路走到黑，我就是要做感动人心但价格厚道的产品。”

去年12月军过50岁生日，周受资在微博上发了张照片，就是普通的会议室，一篮鲜花和一块蛋糕，背后小米电视上的红底白字：祝雷总生日快乐。后来网友反应过来，和雷军同时代的人，还在踏踏实实做制造业的，还能一直不掉队的，好像也没几个。

十周年的演讲上，雷军说小米要“二次创业”，要深化“互联网+制造”。2016年，《连线》英国版写了一篇关于雷军的文章，里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年，小米已经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产品的看法。

正如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后庞大的中产阶级崛起，制造业面临着进一步转型升级，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机遇。上一个十年的成功，是小米自身的努力，也是产业链转移、国内年轻消费群体诞生的结果。

下一个十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品走向高端、走向海外，小米自然也深入历史进程之中。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小米的幸运。

雷军说自己“性格偏内向，不善于表达，放得开都是被逼的”这其实是真的。

2013年，雷军参加了江苏卫视一个节目，在大街上请路人填一个关于农产品的调查问卷。觉得这个任务“难度比较低”的雷军，一共被路人拒绝了15次。和日后发布会上意气风发的形象相比，雷军拦下路人的第一句话大多是“能不能帮我个忙？”遭遇拒绝之后的尴尬笑容，也是一个局促理工男的本能反应。

有意思的是，当时有米粉认出了雷军，并主动提出帮他完成任务，但被雷军拒绝，理由是“要遵守规则”。

雷军参加江苏卫视的节目

雷军是个信命的人，据说他常把一本叫《异类》的书中关于冰球的例子[3]，作为他相信命运的来源，一个加拿大青少年冰球队中的明星少年大部分出生于4月份之前。究其原因，和冰球联盟的报名时间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加拿大，当年1月1日满9岁的孩子才能入选少年队，如果出生稍晚，就得再等上一年。这样来说，接近10岁的孩子在体能上，肯定比9岁的强。因此，明星球员多出生于1、2、3月。

对雷军来说，一代人也终究离不开一代人的宿命。

2017年小米的财务分析会上，雷军提了一个方案——用返券的形式将多赚的利润返还给用户。小米商城仿照双十一的活的规则，设计了多种返券形式，结果被雷军痛批“门槛太高，形式太复杂，用户看不懂。”

在那部名叫《一团火》的纪录片里，雷军拒绝了一个“能用黄金价格卖稻草”的应聘者。在内部会议上讲这些的时候，雷军说，“能不能有一个公司，真的值得你信赖呢？真的是你的朋友呢？”

雷军追过风口，借过时势，但小米的成功，归根结底是雷军这代人骨子里的那种踏实、勤奋和守规矩。说小米是中国制造的典范可能有些夸张，但小米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制造廉价粗糙的刻板印象，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抛开外界赋予小米的种种印象，会发现这家公司的底色，也不外乎是雷军前半生的缩影，再加上那句“要遵守规则”。从这家公司身上，可以窥见一个东方文化特有的谦逊和勤奋的横截面：不爱出风头，但也不是默默无闻，有一股狠劲，但不会咄咄逼人，需要放下身段的时候，小米也虚心学习，需要面对炮火的时候，小米也绝不手软。

小米有过性价比、有过黑科技、有过高端梦，但如果仔细看它做的事情，它卖的产品，无论贵还是便宜，一直都没离开那句“一分钱一分货”。关于小米，很多现象远远不是一句“会营销”足以概括的。

从这个角度，再看看刚满十岁的小米，是不是像极了当年电视节目里那个故作镇定的理工男，低着头带着点歉意对你说，“要不看看我们公司的产品？真的挺好的。”

希望再过十年，人们再度谈起这家公司，会说它谦虚、踏实、努力，创始人英文不好，说话口音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