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振凡 何爽 | 抗战爆发前后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在国内外的传播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方志敏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和振兴而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缩影。方志敏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勇于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切合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需要。方志敏牺牲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海内外掀起了一个宣传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的高潮。方志敏形象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激发了海外正义人士的抗日爱国热情，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抗战顺利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万振凡，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爽，女，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迄今，学界关于方志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方志敏生平、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精神及方志敏理想信念等方面，对方志敏形象传播史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唐志全、陈学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余伯流：《方志敏精神瑰宝的三大亮点：爱国·清贫·创造》，《党史文苑》2006年第18期；刘国云：《方志敏是如何炼成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万振凡、万心：《方志敏的理想信念研究》，《苏区研究》2018年第4期；等。】抗战爆发前后，方志敏形象在海内外得到广泛传播，对抗战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通过典型人物传播我党的形象的成功案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方志敏形象传播史，不仅对进一步推动方志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在国内外更好的传播党和国家形象，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以文献资料为中心，采取历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抗战爆发前后方志敏形象在海内外的传播作初步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一、方志敏形象的意蕴

形象学理论认为应从三个维度来确立“形象”概念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真实的本体形象，即形象主体本身所展现的感性的、客观的形象；第二个层次是社会集体想象的“心理形象”，即想象主体通过各种形象素材或资源获得的关于形象主体的“想象的形象”；第三个层次是表意实践的“形象”，即传播主体通过某种形象传播所表达的价值主张和倡导的实践标杆。

“方志敏形象”第一层次意蕴，可对应为方志敏一生革命经历所展现的方志敏形象。方志敏是我党历史上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闽浙皖赣苏区的创建人。国民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担任中共江西农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江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是当时党内与毛泽东、彭湃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创建了全国模范的闽浙皖赣苏区，组建了红十军团，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4年11月，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唤醒全民族抗日热情，方志敏奉命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毅然率部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与于己数十倍的敌人顽强作战，经过数月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为敌军所俘，囚于南昌军法处监狱中。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利诱威逼，方志敏矢志不移，坚持斗争，呕心沥血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为党的工作出谋划策。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方志敏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

“方志敏形象”第二层次意蕴，即想象主体通过各种形象素材或资源获得的心理层面的“方志敏形象”。关于“方志敏形象”的素材或资源有很多，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在狱中，方志敏写下了《自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等10多万字的遗作，真实地记录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及其在在狱中所思所想，成为想象主体从心理上获得方志敏形象传播的重要素材。比如在《自述》中，方志敏旗帜鲜明地向敌人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自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则真实地记录了他从学生时代求学，到被捕后准备就义的战斗一生，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追求真理、开拓创业、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一文中，他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死》（1935年5月25日），《方志敏文集》，第135页。】铿锵话语，穿越时空，震憾人们的灵魂。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饱含深情地说：“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他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他呼吁，“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可爱的中国》（1935年5月2日），《方志敏文集》，第133页。】这无疑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炽热的爱国情怀，成为爱国主义千古绝唱。在《清贫》一文中，方志敏写道：“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清贫》（1935年5月26日），《方志敏文集》，第155—156页。】这表现了方志敏宁贫不贪、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总之，这些文稿充分展现了一个具有崇高理想信仰、无私奉献精神、民族国家情怀、清贫廉洁品质的共产党人崇高形象，尤其是集中展现了方志敏为了祖国，不懈奋斗、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形象，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动员全民族抗战的极佳素材。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随着方志敏狱中文稿的陆续传出，方志敏的精神和业绩深深地感动了海内外一切正直、爱国的人们，一个“抗日民族英雄”高大形象逐渐在国内外人们的心中树立起来，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不懈奋斗。

“方志敏形象”第三层次意蕴，是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方志敏形象传播所表达的价值主张和倡导的实践标杆。抗战爆发前后，中日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关键时刻，中华民族需要一个海内外都能认同的形象符号，来唤起全民族抗日救国的热情。形象传播学的理论认为，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会以想象的方式拥有一个共同认同的身份”【［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这种“身份认同”对个人融入社会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使行动者“自我反思能力”和行动的“反身性监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李友梅：《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成为个体思想和行动的指针，进而形成集体意志，采取一致行动，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方志敏是坚定信念、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整体形象的一个缩影，堪称抗战爆发前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人格代表和化身。方志敏形象所承载的为民族和国家不懈奋斗，直至献出生命的精神，是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标杆。当这种形象被传播之后，就能直接为危难中的中国同胞提供行动参照，从而成为推动全民族投入抗日救国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当时传播方志敏形象的核心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层面的意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关系，在形象传播的实践中，只有将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海外的传播

形象传播的主题随着形势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时代要求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人物传播形象，这是形象传播史上普遍现象。如上所述，方志敏形象的“具像”内涵非常丰富，他既是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又是清贫廉洁的典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赤诚的爱国主义者等等。多个“具像”中究竟着重传播那个“具像”，则要取决于时代要求和传播主体面临的中心任务。抗战爆发前后，日益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广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掠夺我土地，屠杀我人民，得寸进尺，驱中华民族于灭亡之境，因此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有借口“攘外必先安内”而行残暴内战、出卖国家利益之实者。因此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外，尚须反对内战和出卖国家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但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当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共同奋斗。【《北平学生联合会宣传大纲》（1935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0页。】因此，在方志敏形象的诸多“具像”中，迫切需要得到广泛传播的是“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最先向海外人士宣传方志敏的是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935年2月上旬，此时方志敏同志还在狱中，上海《字林西报》一名记者到监狱探访了方志敏。他在探访后的报道中作了如下记述：

他三十七岁（指虚岁），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我对于他的回答并不惊奇，我早已料到他到死都要保持他自己的人格和勇敢精神，佩服他的魄力和战略天才。他告诉我，他还有父母，有妻子，有四男一女。死的恐怖并不足以动摇这个铁一样的人。他极其镇静地向我辞别说：“我有一个信念永远留在我心中———就是深信必要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年谱（1899—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历史最久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主要读者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它有一支很强的作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常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信息，受在华外国人士的重视。尽管《字林西报》没有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政治背景，但也客观公正地传播着方志敏“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民族英雄”形象。

方志敏牺牲后，其狱中文稿先后由看守高家骏、“囚友”胡逸民等分批带出，分别交到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手中。由于此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难于接收寄件，所以，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狱中文稿以拍照形式转送了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一部分则在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

由于方志敏狱中文稿首先被传送到莫斯科，加上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内无法公开出版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因此，方志敏事迹首先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为之起立（默哀）致敬，风暴一般长期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中央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中说：“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受尽了虐待和凌辱……表现出至死不屈的节操和为国尽忠的义气。方志敏同志的肉体虽被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不久，共产国际在文件中，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一起，评价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中国红军之父”。【《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5页。】

1935年9月1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美国记者哈马丹撰写的《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一文，该文从三个方面宣传了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形象。一是描述了方志敏革命宣传者和组织者形象。作者指出“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一个具有无限毅力的行动家的足迹，在每个城市里，在每个穷乡僻壤里，在敌军兵士群众中，他都做过革命的鼓动工作。他总是与群众在一起，总是在群众前面。这就是我们民族英雄方志敏”。二是呈现了方志敏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的革命者形象。文章强调方志敏在学生时代，即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国民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创立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创建中国红军的正式部队，1934年11月亲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牵制强大的敌军，直到英勇牺牲。三是刻画了方志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作者写道，在“庆祝生擒方匪大会”上，方志敏“气魄昂然”，“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无限之尊敬及同情”，当反动派威逼利诱时，方志敏“态度非常强硬”，坚决表示“头可断而志不可摇”，至死都没有动摇。【美国记者哈马丹：《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真理报》1935年9月12日，转引自中共弋阳县委员会、弋阳县人民委员会主编：《方志敏印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7页。】1936年1月，方志敏的两篇遗著《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连同他人撰写的《方志敏传略》及几篇文章，一并集结油印出版，这是方志敏狱中遗著在社会范围内传播的最早版本。《方志敏同志传》连同其他二十四位英烈传略，被编入在莫斯科出版的《烈士传》一书，其扉页注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不难看出，以莫斯科为传播阵地，共产国际对方志敏革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是十分重视且迅速的。

海外宣传方志敏形象的另一中心是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该报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面向43个国家发行，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宣传的主要阵地之一。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了方志敏遗著《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是方志敏部分狱中文稿最早公布于世。该报主编吴玉章在按语《抗日烈土方志敏遗书》中写道：“他是写给全国一切反日救国同胞的，他是为反日救国而牺牲了的，他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坚决反日救国到底的精神，是值得每个反日救国的同胞效法的。”【《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5页。】

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开辟“纪念方志敏烈士被捕一周年”专栏，以整版篇幅纪念方志敏被捕一周年，发表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传》《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红军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皖边的艰苦斗争》《革命先驱方志敏》等纪念文章，并配以方志敏被捕时的照片。【《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5—366页。】其中阳朴撰写的《革命先驱方志敏》一文，重点宣传了方志敏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华北，苏维埃中央政府组织紅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烈士被任命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督率第七第十两军团实行北上，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抗日先遣队在方烈士领导下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不数月，便经过福建、浙江、安徽，而直扑长江芜湖近郊……抗日先遣队取得伟大胜利与迅速的发展”，而“帝国主义及反动派集中一切力量截断抗日先遣队渡过长江北上的道路，因此，方志敏在德兴怀玉山为敌人所暗算而被捕获入狱”。文章强调：“抗日英雄方烈士是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神圣事业，而贡献他的生命，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方烈士遗下的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是交在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肩上了。我们应当继承方烈士的精神和模范行动，以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来完成方烈士未竟的争取中国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把方烈士的鲜血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神圣战斗的旗帜，只有这样，方烈士的血才不会是白流的。”作者疾呼：“抗日救国的志士们！起来！团结起来！继方烈士的热血，举着方烈士遗下的抗日救国光荣的旗帜勇敢前进吧！”【阳朴：《革命先驱方志敏》，《真理报》1936年1月29日，转引自《方志敏印象集》，第8—13页。】1937年9月18日，《救国时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刊登了方志敏、吉鸿昌等六位烈士遗像，称“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来纪念民族诸先烈”【《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显然，这表现出抗战时期我党倡导的以方志敏等革命烈士为样本的民族大义与价值取向。

三、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国内的传播

从国内情况看，方志敏牺牲之时，主力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并不知道方志敏同志牺牲的消息，因而未见有关方志敏的宣传。此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后，在日本强盗进一步的吞并中国与蒋介石卖国政策下，河北、察哈尔、绥东，又相继沦亡于日本了！亡国灭种的大祸，刺激着全中国。”【《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199页。】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当时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使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所以，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至于宣传工作适应形势和党的策略的转变的具体方式问题，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一切宣传鼓动……应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6页。】。毛泽东在有关指示中也强调“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电告此间及广播”【毛泽东：《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主义事迹》（1939年3月18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37页。】。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当红军主力到达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根据形势的需要，掀起了方志敏形象宣传的高潮。其主要标志是1937年1月24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一百二十二期，编成“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专号收录了方志敏两篇狱中遗著《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发表了邵式平撰写的《纪念我们的领袖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等三篇纪念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专号讴歌方志敏的丰功伟绩和不朽精神，较好地树立和传播了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1937年邵式平在《中华魂——方志敏同志被捕二周年纪念》一文中回顾了方志敏同志从五四运动爆发，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创建闽浙皖赣苏区和第十军团、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在狱中顽强与敌人斗争等，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英勇艰苦的奋斗的一生。作者把方志敏同志称之为“中华全体同胞的民族英雄”，主要基于三大原因：一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着他的同志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举行了赣东北武装暴动，创造了强大的红十军团，创建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全国模范苏区。尤其是1934年方志敏奉中央命令，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首先北上抗日，为北上抗日开路先锋司令，率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为驱逐日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二是当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集重兵，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围追堵截，“方志敏同志等为了抗日救国事业，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为了中华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坚定地英勇地领导着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数十倍兵力以上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是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被捕的，并为此英勇就义的。三是方志敏同志被俘后，他的意志犹如钢铁一般的坚硬。他英勇无畏地与敌战斗，以他的激昂愤怒的词句，宣布了日寇和国民党法西斯汉奸卖国贼的罪恶状，用他的热血与头颅冲击反革命的营寨，并于1935年8月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作者认为方志敏是当之无愧的“抗日民族英雄”。【邵式平：《中华魂——方志敏同志被捕二周年纪念》（1937年1月），《方志敏印象集》，第1—7页。】

抗战爆发后，除了发表专题论文外，国内传播方志敏形象的方式还有三种：一是出版发表方志敏狱中文稿，如1939年上海史社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上海霞社出版的《方志敏自传》等，将方志敏的《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结集出版，这是建国前国内首次公开出版方志敏狱中文稿。【《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二是出版发行方志敏的传纪，如1936年1月莫斯科油印本《方志敏传略》以及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中的《方志敏同志传》，【《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在抗战爆发后也先后传回了国内，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三是我党、我军领导人，通过诗歌等形式讴歌方志敏光辉业绩和高尚精神，如1940年8月，时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叶剑英作诗：“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1940年9月19日，郭沫若作诗：“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这些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了方志敏为了可爱的祖国，不懈奋斗、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形象。在传播方志敏形象的过程中，方志敏的“民族英雄”个性被集中、提炼，成为抗战的时代标杆，很好的影响、引领着社会各阶层群众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和内心道德准则，自发地像方志敏那样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传播效果

从学理角度看，某个政党进行典型人物形象传播，其目标主要有三：一是传播社会理念，达成某种民族认同和社会共识；二是宣示政治主张，展现政党形象；三是提供思想、行动规范和导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三种目标达成程度，显示人物形象传播的效果。

首先，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传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强化了抗日救亡的社会共识。民族认同是维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所在。一般来说，民族成员都渴望自己的民族振兴,渴望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方志敏形象体现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民面对强势敌人不屈不挠、敢于并善于抗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符合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际民族认同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在国内得到强化，就是在海外华侨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据《救国时报》报道，方志敏被害消息报道后，国外侨胞纷纷举行追悼会，表示要继承方志敏遗志，发扬方志敏精神。广大华侨群众在方志敏事迹的感召下，深感“抗日之切及方烈士等感人之深”【《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纷纷表示要为中国的抗战出一份力量。在亚洲，南洋华侨组织“祖国难民总会”，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做好支援国内抗战准备；在美洲，旅美华侨成立“义捐救国总会”，积极为祖国抗战筹集资金；在欧洲，华侨组织“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这些充分说明，通过方志敏形象传播，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得到了增强，抗日救亡日渐成为社会共识。

其次，方志敏形象传播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的政党形象，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任何的形象传播都蕴含着某种政治的表达。通过塑造和宣传人物形象，可以展现传播者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政治目的和政治要求。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反对汉奸卖国贼，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的基本政治主张。方志敏形象所蕴含的抗日救国、爱国主义、反对投降卖国、坚定信念、大公无私、自强不息等意涵，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的良好载体。因此，通过传播方志敏形象，中国共产党宣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罪恶行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艰苦奋斗的政党形象。透过方志敏形象，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悲壮奋斗史，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伟力，能够从方志敏形象中汲取营养，砥砺前行，激发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时代潮流中来。方志敏形象传播为建立国内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抗战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关史料表明，方志敏的有关消息发布后，美国、古巴等国西方人士组织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团体，纷纷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强烈要求释放方志敏；【《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6页。】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将方志敏交给苏方处理，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364页。】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陈绍禹曾指出，海外人士“凡读方志敏同志遗书者未有不下悲愤和兴奋之泪”【邵式平：《中华魂——方志敏同志被捕二周年纪念》（1937年1月），《方志敏印象集》，第7页。】。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中国抗战事业。英国、法国的铁路、码头工人开展拒绝向日本运输货物运动，美国人民则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苏联、朝鲜、印度和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其三，方志敏形象传播为迷茫中的中国人提供了思想、行动规范和导向。一个良好的人物形象树立，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标杆，成为受众的日常行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各种思想交流汇聚，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抗日救亡时代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植入人心，成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方志敏这样一个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炽热爱国情怀、创造担当精神、宁贫不贪品质、无私奉献人格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呈现给观众，旨在引导人们树立与抗日救亡时代相适应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人生观。由于方志敏事迹真实、感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感染力、吸引力，让观众获得了心灵的震撼和洗涤，从而成为个体行动效仿的典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抗日救国热情。正如时人所指出的：“读方志敏同志在监牢中致同志的遗书和遗嘱以及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的传记，凡我中华民族的同胞，谁不为之感慨而泪，愤极而起！”总之，方志敏形象的影响既深且巨，“方志敏同志虽然被敌人所杀害了，然而他早已创造了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固的基础，火一般遗留在群众中”，他“用自己的性命头颅来铺平革命前进的道路”，“他的精神早已深入到全中国的同志和革命群众中去”，【邵式平：《中华魂——方志敏同志被捕二周年纪念》（1937年1月），《方志敏印象集》，第2页。】并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儿女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爆发前后方志敏形象在国内外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阵地是苏联莫斯科出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传播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介绍方志敏一生爱国、奋斗、清贫、奉献的英雄事迹；二是通过发表、出版方志敏狱中文稿以展现其坚定革命意志和崇高人生追求。此时，海内外主要传播的方志敏形象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和“抗日民族英雄”，尤其以“抗日民族英雄”为重点。之所以侧重于宣传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抗战爆发前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要团结、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党的宣传工作也必须为这一中心服务。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通过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传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艰苦奋斗的政党形象，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为建立国内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抗战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前后，方志敏形象在海外传播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传播主体顺应了时代需求，满足了抗战爆发前后海内外受众关注焦点和内心诉求，而方志敏形象恰恰符合了这个要求。加上方志敏的形象生动具体，感人至深，易于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些经验为我们今天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通过党员干部典型形象宣传，在国内外做好党的形象传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