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之路：美国社会性别平等的过去与未来_风闻

　　1920年8月18日，随着田纳西州议会的批准，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成功获得四分之三州议会批准，完成修宪程序。同年8月26日，第十九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妇女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终于取得了投票权，每年的这一天也因此成为美国“妇女平等日”(Women" alt=“500” />本文将从这两条宪法修正案切入，简要回顾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论述当下美国女性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及其问题，并探讨美国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结合对于美国社会以及即将到来的大选可能带来何种影响。

　　一、从两条宪法修正案谈起：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回顾

　　《第十九修正》与《平等权利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中与女性直接相关的两条重要修正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的重要节点。《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核心诉求是赋予女性投票权，于1919年6月4日提出，1920年8月18日批准生效。《平等权利修正案》则不再满足于政治权利方面的性别平权，进一步要求在宪法文本中加入“不得因性别而剥夺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等内容，在更广泛层面保证性别平等。该修正案于1921年首次在美国国会中提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受到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该修正案，反对者则担心该修正案将会改变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角色、使女性失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既有保护，从而使得女性处于不利地位。1972年3月，《平等权利修正案》被提交给州议会，按照程序应在1979年3月22日前获得四分之三（38个）州议会批准则能生效。截至1977年，共有35个州议会批准了该修正案，然而，随着社会活动家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等保守派声势壮大，四个州要求撤回其对于修正案的批准，修正案未能获得生效资格。由于美国宪法中并无撤销修正案批准的机制与先例，《平等权利修正案》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遗留问题。时任总统卡特将批准期限延长至1982年6月30日，但修正案仍未获得足量州议会批准。2020年1月，弗吉尼亚州在2020年1月批准了该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终于得到了第38个州议会的批准。然而由于弗吉尼亚州的投票已经超过了批准时限近40年，《平等权利法案》仍然无法正式生效。

　　《第十九修正案》与《平等权利修正案》在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上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美国女性主义运动自其产生之日起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十九修正案》一般被视作美国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阶段性成果，而《平等权利修正案》则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事件。**美国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持续时间大致为十九世纪到20世纪初。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始于1848年7月9日召开于塞内卡福尔斯的妇女权利会议，会议通过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要求妇女享有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平等权利，被视为早期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重要文件。而1920年8月18日《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则被公认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成果以及结束的标志。这一时期，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她们认识到女性在政治参与、受教育、获取劳动报酬、财产等诸多方面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呼吁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随着公民投票权的财产和种族门槛消失，性别仍然成为阻止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因素，争取投票权逐渐成为这一阶段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诉求。 

　　**如果说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解决了男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则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平等。**20世纪60年代，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妇女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要求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卡罗尔·汉尼斯（Carol Hanisch）提出的“个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凸显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特征，即把女性的不利社会地位与政治化的性别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要求囊括教育、工作、婚姻、生育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而在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个人就是政治”所实现的对性别议题中私人生活与政治边界的重新定义也被视作是19世纪女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贡献(Freedman, 2002：327)。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平等权利修正案》成为女性主义者与反对派交锋的焦点。女性主义者在全美广泛开展集会、游行等活动，吸引了包括少数族裔女性以及部分男性对于修正案的支持。然而，随着以菲莉丝·施拉夫利为代表的保守派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猛烈抨击和对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不懈宣扬，四个此前支持修正案的州公然倒戈，宣布撤销对其批准。随着1982年修正案批准期限的来临，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的努力并未获得理想结果，与此同时，强调女性在传统家庭中角色的保守派势力增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趋于沉寂。

　　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日渐显著以及社会思想领域的变革，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作为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更加强调参与者的不同种族与文化身份，有色人种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参与受到更多关注，女性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等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同时，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在其内容上更加强调女性身份以及对大众传媒中性别、审美等观念的重新定义，试图打破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与性别观念，从而实现更加彻底的女性解放。地下朋克女权即“暴女”（Riot Grrrl）运动、性解放以及反对歧视性称呼等均被视作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反映了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对于塑造全新性别观念的强调。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仅触动了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越来越多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唤醒，通过不同方式加入到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中，推动着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前进。

　　二、美国女性主义发展现状及问题

　　**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不懈追求，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取得了诸多成就，女性的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然而美国社会距离性别平等还很遥远。**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行榜显示，美国的性别差距指数在15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53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项调查也指出，仅有三成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已经达成了性别平等，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还有很多欠缺的工作。许多受访者认为，女性在职场中仍然面临晋升瓶颈、性别工资差异、性骚扰等问题。全国妇女和家庭伙伴关系（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2020年数据显示，美国全职工作的女性平均年薪为45,097美元，而男性的平均年薪为55,291美元，每年的性别工资差距为10,194美元。显著的职业性别隔离也阻碍了女性薪资水平的提升。此外，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国法定带薪育儿假制度的国家。

　　**生育权也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话题，最受关注的则是其中的堕胎与避孕权利。**绝大部分宗教团体依据教义认为堕胎是对于婴儿生命的扼杀，将其视为不道德行为，而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出发，反对堕胎者认为堕胎合法化是对于胎儿生命权的剥夺。在节育问题上，保守的宗教人士倾向于将生育视作个人使命，甚至将使用避孕措施视作支持滥交；支持节育者则认为决定是否受孕是一项基本人权。美国女性对于生育权的争取早在20世纪初就被提上日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性掀起了一波反对《堕胎法》的斗争，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做出判决，此后，美国大多数州承认女性合法享有堕胎权。但是围绕堕胎的法律和伦理争论从未停歇，反堕胎者对于女性堕胎行为的抗议和谴责一直持续，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废除了旨在保障女性生育权与健康的强制性避孕保险政策。2019年5月，阿拉巴马州通过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止堕胎法，规定只有在孕妇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以及胚胎已经死亡的情况才允许堕胎。而在2020年7月8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安贫小姐妹会”诉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案（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Saints Peter and Paul Home v. Pennsylvania）中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规定，即雇主有权以宗教和道德理由拒绝为女性员工提供避孕保险。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女性争取生育权的努力将持续受到宗教和保守势力的阻挠。

　　**另一方面，自从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兴起，反女性主义的势力便一直存在。这其中既包括处于性别权力结构支配地位的男性，他们认为女性权益的取得建立在对男性权利的剥削之上；同时，一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女性同样构成了反女性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在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曾出现由富裕白人妇女领导的有组织地反投票权的活动。领导反选举权斗争的女性本身大多已通过组织公益活动等方式成为父权政治空间中的既得利益者，女性普遍获得选举权则意味着她们丧失自己的特殊优势。而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对于扭转各州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态度至关重要的菲莉丝·施拉夫利则从传统的价值伦理出发，反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诉求。她通过强调传统家庭分工中的女性角色获得了大量美国家庭妇女的支持；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将废除劳动力市场中针对女性的保护性法律的攻击，也使其获得了大量工人阶级女性的支持。

　　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努力与坚持，美国女性的生存境况与权利保障得到了显著地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美国女性主义运动距离实现性别平权的最终目标仍有一定距离，在未来的抗争中也将面临许多方面的挑战。

　　三、女性、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

　　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强调女性身份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整合作用。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中，始终伴有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包容度的反思，女性主义运动的主体从运动初期局限于富裕的白人妇女，逐渐发展为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女性，性少数群体也逐渐参与其中。对于“女性”这一身份认同的强调使得女性主义运动能够聚集和动员大量女性投身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中。女性主义运动正逐渐摆脱“白人中产女性的运动”的局限，尽管这一过程需要面临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权益等挑战，但单一女性形象的打破无疑是实现不同身份的女性相互交流以及正视除白人中产女性外广大女性诉求的第一步，这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争取女性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往往**过于强调性别这一身份界定及作为群体的女性的权益，**甚至认为只有实现了性别平等，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消除，这一倾向往往不利于女性主义运动与少数族裔、中低收入阶层的互动(Freedman, 2002：87)。而当女性身份认同与公共政治结合，其对政治治理的影响也不尽乐观。过度依赖身份政治往往伴随着视野窄化的风险，国家治理层面呼吁更广泛的叙事，而不仅仅是基于性别这一边界划定身份认同、决定价值取向。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身份政治的反思已经持续了十余年，无论是种族还是性别议题，过度强调身份政治往往都意味着对于更加实质且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忽视。对于女性主义的支持固然能帮助左翼政党获取来自这女权主义者的支持，但这些政党也始终应警惕其中暗含的过度迎合特定群体而沦为少数群体代表，抛弃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关注的危险。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喊出“I’m with Her”的口号，并在其竞选活动中积极宣扬自己在生育权以及工资政策等方面对女性权利的捍卫，试图借此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但却最终败给了一个几乎公然蔑视女性的候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希拉里对于女性主义的过度依赖以及对于身份政治联盟的过高估计，这一失误使其忽视了更加广泛的经济问题。尽管她做出了改善女性薪资状况的承诺，但这仍无可挽回地让她失去了更加广泛的白人中下层选民，而特朗普正是抓住了这一群体对于经济和民生问题的焦虑，为其赢得总统大选夺得关键一局。希拉里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对于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结合的警示，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运动将其关注点聚焦女性这一群体的权利无可厚非，但当女性主义与美国政治实现直接联系，参与到选举与国家治理中时，则应该重新思考这一结合为美国政治带来的究竟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整合，还是更加严重的割裂。

　　四、女性主义、身份政治与2020美国大选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以及美国女性的总体境遇也将对2020年总统竞选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妇女与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男性和女性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政党偏好就十分显著，女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男性选民更倾向于投给共和党，而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选票性别差距相对较小。随着女性政治参与的不断增加，女性选民被视为特朗普和拜登在争取摇摆州的过程中的关键角色。特朗普上台后对于女性权益的无视使其逐渐失去女性选民的支持，而持续数月的新冠疫情为包括女性在内的美国民众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对于女性堕胎权利的挟持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放弃支持特朗普。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的女性支持率和总体支持率明显落后于拜登，女性选民或帮助拜登赢得关键摇摆州，从而成为影响美国2020年总统竞选的关键角色。

　　前不久，拜登宣布选定贺锦丽（Kamala Harris）为自己的副总统选举搭档，这位同时具有印度裔与非裔双重少数族裔身份的女性民主党政客被不少人看作是帮助拜登击败特朗普的不二人选。贺锦丽曾担任加州总检察长以及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并声称自己是一名“进步的检察官”，而她对于自己丰富司法经验的强调也进一步向选民，尤其是少数族裔选民传达了自己有能力改革司法体系的信号。考虑到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反种族主义与警察暴力抗议，贺锦丽的这一身份对于少数族裔选民无疑带有巨大吸引力。而作为一名女性政客，贺锦丽光辉的政治履历与公众形象也将帮助其吸引更多的女性选民，尤其是各种渴望看到自己在国家领导层中得到反映的普通女性选民。尽管特朗普在这一消息公布后很快针对贺锦丽的身份做出了侮辱性的攻击，并声称郊区家庭主妇仍然更愿意投票给自己，但由于新冠期间特朗普在医疗与经济方面的欠佳表现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白人郊区女性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明显下降，贺锦丽的出现或许能够进一步帮助拜登争取郊区女性选民的支持。竞选搭档的女性身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民主党击败对手也成为女性主义与美国大选碰撞的一项值得关注的话题。

　　无论女性的力量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最终表现如何，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女性的权利意识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调动与发展后已经不再有回头路，女性主义不仅关乎性别平权，也关乎民主的价值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