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里的国军和真实的国军，中间差了10086个楚云飞_风闻

最近，因为一部电影的上映，关于国民党军的讨论又多了起来。

　　其实，随着时光的飞逝，影视作品里国共两党军人的形象，已经和当初真实的形象大相径庭了。

　　比如，现在影视剧里面“国军”，虽然是“失败者”，但往往都穿着考究、面貌俊朗，平时精米白面伺候着，战场上一出手就是美械德械、坦克重炮；满眼望去尽是军校正规出身，人均知识分子，谈吐文雅，不会吟诗作对那简直都不能当兵。

　　而对面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志愿军，从来都是穷得叮当响，吃不饱穿不暖，穿束装备几十年如一日；除了零星几个笔杆子，从军长到兵士满是“泥腿子”，以大老粗没文化为荣，一开口就是脏字。

　　如果只看影视剧不读历史，弄不好真就觉得：

　　国军输了不失为绅士，共军取胜仍是痞子。

　　这种形象塑造可不仅是存在于个别几部神剧、雷剧之中，可以说从正剧到喜剧，从精工制作到粗制滥造，这是普遍的现象。

　　哪怕是公认的抗日题材的好影视剧，也容易犯这个错误。

　　比如亮剑里面就有一段楚云飞夸赞国军“美式制服小翻领”的情节：

　　但其实，这些影视剧中的形象，和历史上的形象差别很大，严重的甚至是调了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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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军服。

　　影视剧中的国军，面透红光，衣不着尘，皮鞋锃亮，更有光彩照人的**“党国女军官”**增添一抹亮色，非常炫酷。

　　历史上真实的状况如何？

　　就拿前面说的楚云飞口中“美式小翻领”来说，那真是个天大的乌龙。

　　这迷之翻领真就国产影视剧标配呗……

　　抗战到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政府虽然搞了大量的美援，但军服并不在其列。

　　从1947年2月到1959年3月，“国军”军服一直用的是中山装式的立领，直到败退台湾十年后，才终于在制服上美械化，用上了“民主”的美式翻领。

　　至于那奇怪的女式军服就更加离谱了，国军就没有专门的女式军服，穿得其实和男兵没有什么区别，和影视剧中的那副样子更是一点不搭边。

　　即便是国民党专门摆拍的一些女兵宣传照，想体现出国军的威武英气，但这些开了十级美颜的照片形象，也跟影视剧中的国军美女身处两个世界。

　　即便是相对考究的影视剧也甚少把真实的国军女兵呈现出来，毕竟，还原历史能值几个钱，抓人眼球才是拍戏王道。

　　那荧幕上的国军女军官形象是从哪来的呢？看一下二战时期美军女兵的照片你就明白了：

　　这不是个例，这些年影视剧里国军女兵普遍美军化。

　　而国军普通士兵近年来的形象是普遍**“德军化”**。

　　说实话，德械德军的确很帅，希特勒为了吸引德国人参军，在军服设计之初就说了要往高颜值设计，让大家为了穿帅气的军服也要参军。

　　而且创作这类形象的创作者也很理直气壮：

　　怎地？抗日战争中国军真的有德械师啊，我们这形象塑造有理有据。

　　然而，谁告诉你国军的德械师跟二战德军长得一毛一样的？

　　钢盔以下，通通都是影视剧魔改的。

　　要是不说，谁能看出来这到底是南京还是斯大林格勒……

　　国军当时的德械师，除了钢盔和部分武器是德式的，其他都不是，制服还是中式立领的。

　　也从来没装备过这种德军风衣：

　　影视剧魔改到后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东西：

　　国军换上了原版德军军服，只是把纳粹标志改为青天白日，还戴上美军飞行员墨镜。

　　您这片子还是叫《重生之我的纳粹人生》得了……

　　而且，抗战中的国军德械师，是**屈指可数，**在1938年以后，由于他们遭受重创，国民党基本不敢再把德械师拿出来糟蹋了。

　　但现在影视剧里给人的感觉是，国军一出场必是德械师，搞得国军德军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加上女兵的话，那国军就不叫国军，那明明是美军+德军梦幻联动。

　　绝大部分的国军基层普通士兵，历史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按理说，虽然那时中国是穷国，但国民党这边可动用的财政资源丰富得不行，军费支出占比近20%，加上对老百姓肆无忌惮的搜刮，怎么混成这般地步？

　　首先是工业水平不行，民国时期，没有扭转中国穷国弱国的状况，仗还没打的时候，国军的物资供应还能勉强维持。

　　旧中国搞的区区这点工业，分布极为失衡，基本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工厂数只有全国的6%，发电量为全国的4%。截至1939年，内地各省年只生产铜铁1200吨。后来，经过资源委员会经营，生产量增进十倍，但到1944年仍只有1万吨。

　　日军侵略，短时间就席卷东南沿海，失掉了绝大部分工业的国民党，拿啥供应几百万大军？

　　据估算，1943年，国民党兵工厂一年的产量，只能供给官兵平均每人48颗步枪子弹、手榴弹一人分不到一颗……

　　国军所谓的“优势装备”，基本全是外购，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

　　万国采购人家不宰你个天价已经算客气了。结果就是，钱没少花，但只能购置少量先进装备，大量部队依旧使用落后的装备。

　　著名的整编74师，开打两天弹药就打光了。

　　等下你炮弹就不见！

　　而最可怕的莫过于，整编74师的后勤能力已经是同期国军内最强的了……

　　装备的后勤成问题，士兵的后勤呢？

　　还不如装备！

　　且不说能把士兵养得像影视剧中那样红光满面，实际上国军士兵常常连吃饱这点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

　　日军入侵前，当太平兵的国军，待遇还算说得过去。彼时一名中校的年收入，比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还要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一名上等兵的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

　　而同装备供应的情况相似，战端一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搞不定军工生产，更搞不定民生经济，只会一招——印钱！法币很快就贱如纸，物价飞涨。

　　当然，也有一个好处——至少工资“涨”了。从1937年到1945年，国军上将月薪增加208倍，二等兵增加128倍。

　　而同期的物价，涨了2100多倍……

　　如此窘境之下，国军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1940年12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成员何基鸿巡视驻河南渑池县军政部第十八补充兵训练处某连后，在对上级的报告中，他描述道：

　　全连七十余人，仅有两人无眼疾，甚至“多已失明”；每天两餐小米饭，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食物，士兵答：这月还吃过两回面条。

　　重头戏来了——在被问到能否吃饱时，士兵居然异口同声：均能吃饱！

　　何基鸿在报告中记录当时的场景：“（士兵）言时态度极不自然，以官长在旁，有苦不敢言耶?”

　　长官在旁边虎视眈眈，你敢说个“吃不饱”试试……

　　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

　　而著名的“远征军”已经算是抗战时期国军待遇最好的部队了，但听听远征军老兵的描述：

　　“部队伙食很好，当时部队给士兵发维生素片补充能量，吃一片可抵一餐……”

　　国军内部官兵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区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身份的土办法中，就有一条是看他们吃饭的表现：

　　开饭时炊事员把饭桶拿出来，放到操场上。开饭哨子一吹，那些斯斯文文端着架子的，一般是军官没跑了；士兵就不一样了，呼啦啦上来抢饭吃。

　　比明面上的待遇差异更可怕的，是国军内部那些潜规则，尤其是克扣军饷。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比如这张红军给“国军兄弟”的宣传单：

　　“广东军队的士兵兄弟们！广东一块大洋是值小洋一块二毫五，江西一块大洋是值一块一毫五，你们官长把广东大洋按江西小洋价算成江西大洋，又按广东小洋价钱折成广东大洋发给你们，这样他们在一块钱可以扣得两毫子。你们一个月十块钱饷，又被官长扣去一块多了……”

　　那共产党这边的队伍呢？

　　共产党整体来看，处境之险恶、状况之困难，远甚于国军。

　　但是，从红军时期开始，部队就实行军事民主，讲究官兵平等，老总也跟你新兵蛋子一起吃苦，每天花多少钱买了多少菜都清清楚楚，有物资有食品大家都有份，吃多好不敢说，但是顶饱这方面还真就比国军强。

　　老总也不给你搞特殊

　　二来，其实共产党搞经济的能力很强，国民党面对日寇入侵，只会狂印法币放任物价飞涨，但在敌后边区政府的货币币值是很稳定的，这一点****甚至日军都知道，更愿意搞点“保值”的边币来花。

　　到淮海战役后期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奇闻”：

　　解放军包围国民党杜聿明集团后，就用饭劝降国军。

　　解放军开饭以后，便敲着瓷碗和搪瓷盆向敌军阵地上高喊：“蒋军弟兄们，开饭了，这儿有做好的猪肉粉条，雪白的馒头，欢迎你们来吃饭。”

　　然后呢，当然，很多饿坏了的士兵是经不起诱惑的。国军纷纷成班、成排、成连地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就有14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2

　　还有受教育水平的问题。

　　在不少影视作品中，提到国军士兵，似乎就是人均知识分子，个个仪表堂堂，谈吐文雅，言之有物。

　　共军这边呢，总给人感觉是泥腿子，还不爱学习，以没文化为荣。

　　咱实话实说，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确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喝过洋墨水的，而且人家一开会，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彬彬有礼，精英范儿十足。

　　但这跟广大国民党基层士兵，没有任何关系。

　　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说，“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别说一般国军士兵了，就是参谋也不一定识字。

　　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黄仁宇，时任十四师排长，他的记载是：

　　教一名普通文盲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就需要两到三星期。

　　1940年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半以上的参谋不具备基本学历资格，在一些地方部队，认字就能当参谋，不认字就做副官。

　　还有很多国军士兵，是拉壮丁拉来的，素质完全无法保证，国军也不想教育他们。

　　在当时，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穷苦人家子弟，为了躲避兵役，要么逃亡他乡，要么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扳机）。

　　即便是被拉去的壮丁，也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经常不给饭吃，动不动就要打一顿。

　　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奉命进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卢昭回忆，跟国民党军队上课很费劲，尤其是讨论环节，每次都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就问道：“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因为国民党军阀讲究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连蒋委员长都不喜欢跟人“讨论”，何况下面的官兵。

　　还指望他们让壮丁读书，怎么可能呢？

　　电视剧里描述共产党这边大多都是泥腿子，其实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在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战士们的义务教育就搞起来了，背着识字板行军是名场面。

　　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仔细看下来和大伙儿现在上大学差不多，其乐融融。

　　每天起床后，先搞1小时运动，再吃早餐。

　　接着进行2小时军事操练、2小时的政治学习及讨论；然后吃午餐，午休1小时。

　　到了下午，参加识字班，玩游戏，搞娱乐。晚餐后，唱唱歌，聚聚会，最后熄灯睡觉。

　　在当时，许多红军战士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讲，就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当时在延安，饭食是由红军提供的，到了饭点，会有两个孩子给他端过去。

　　刚到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就对一个孩子说：“喂，给我拿点水来。”

　　结果这个孩子根本不理他，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

　　他不知道怎么了，交通处长李克农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美国记者斯诺

　　就在这时候，一盆水端过来了。

　　斯诺感到有点羞愧，他对这个小战士道歉说：“谢谢你——同志！”。

　　但那个少年队员大胆地看着他说：“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经历过平等教育的战士，再也回不去那个当奴隶的旧世界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红军和八路军，拥有了真正的觉悟，他们知道自己为谁而战。

　　论素质，论受教育水平，红军八路解放军那是碾压国民党的士兵。

　　可惜的是，这种景象，在现在的影视剧里已经很少有体现了，就连共产党战友之间**“同志”的称呼，有时候也被改成了国军那边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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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剧中塑造的国军，往往胸怀民族大义，赤胆报国，政治分歧为了民族大义都可搁置。

　　更有甚者，能把国军拍成“军民一家亲”的代表……

　　比如2006新翻拍的《冰山上的来客》电视剧版，别误会，这是翻拍，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部经典电影。

　　剧中驻守塔哈尔（现实中的塔什库尔干）的国军和当地塔吉克族群众关系融洽，尽显军民鱼水情。

　　而解放军刚刚进驻塔哈尔时，则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敌视。

　　于荣光扮演的国民党军官马占江也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爱国军人形象，是一个驻守边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军人。

　　更离奇的是，此人还爱兵如子，充满着人文关怀，为了叫手下人和亲人团聚，才决定投降的。

　　而马占江本人却誓死不降，不投共，以表明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爱国军人。

　　我就纳闷了，既然地方军阀如此爱民如子，爱兵如子，那还解放个什么劲呢？

　　但这也就是电视剧里，某段时间出于统战的需要这么拍一下了。

　　真实的历史上，意识形态的问题国军何曾搁置过，蒋委员长一直是反共先锋。

　　1948年3月9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候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

　　“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近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

　　只是同情、帮助共产党，就要杀你满门，这不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是什么？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郭汝瑰听得目瞪口呆，事后他回忆道：“顿觉毛骨悚然”，他当场说道：“伊训示对赤化区烧、杀，余甚不同意。烧杀不过引起人民反感而已，此非为国为民之道也。”

　　国军基层执行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屠戮抢掠百姓成风，老百姓咬牙切齿地直呼其为“刮民党”、“白狗子”、“新日军”。

　　到了描述共产党这边的时候，某些影视剧创造者们突然就奇思妙想了。

　　在电影《集结号》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空前惨烈，九连连长谷子地接受了一项阻击战任务。

　　团长欺骗连长，说以号声为撤退信号，如果集结号不吹响，全连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

　　但实际上，团长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撤退，所谓的集结号，只是骗他们坚守的谎言。

　　于是在一座废弃的旧窑场里，47名战士奋勇厮杀，终究火力悬殊寡不敌众，连长亲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死去，却无能为力。

　　历史上，人民军队如《集结号》中这样战至最后一人的战况是很多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解放军指战员，会欺骗自己的士兵去打仗。

　　道理很简单，谎言可一不可再，你对士兵撒一次谎，下次就没人会听你的了。

　　而且，断后的任务非比寻常，如果士兵发现自己被欺骗了，选择丢下阵地逃跑，敌人趁胜追击，你撤退的速度肯定不如敌军进攻的速度，那撤退就会变成溃败。

　　解放军这边一直实行基层民主制，一开打就会让战士们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断后的艰巨任务那都是讲明之后，尖刀部队要抢着上的，只要有机会，绝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

　　某些导演之所以这么拍，只是因为自己内心龌龊，所以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罢了。

　　参加过百团大战，6次担任“奋勇队”（敢死队）队长的田顺心老人，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抗战经历。

　　田顺心

　　1943年秋天，盂县白家庄。日军占据村庄附近的一个山头，我军久攻不下。

　　田顺心当时所在的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34团，决定组织“奋勇队”，由田顺心带领60多名战士发起进攻。

　　打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当时我们全队战士腰部插满手榴弹，抱着必死的决心，拼命往前冲。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多，我带领队伍先后发起3次进攻，那场战斗打得太难了！”

　　在敌人重机枪的猛烈扫射下，战友们接二连三倒下，最后一次进攻时，只剩下七八个人。

　　“大家都以为我死了，直到清理战场时，有人发现我的手指动了一下，才知道我还活着。”田顺心获救了，但有两块碎骨限于当时医疗条件，无法取出，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

　　“那次战斗，我们活着回来的只有3个人。”

　　《集结号》这样的事情，倒是在国军这里比比皆是。

　　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挟战胜之威向南京进逼，中国守军一路溃退，作为首都的南京城岌岌可危。

　　国军大多数人都反对守南京。

　　但作为首都关乎政府威严，于是，蒋介石最后留下12个团的兵力为基础守南京。

　　唐生智作为指挥官，向蒋保证：死守南京，将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结果开战没多久，他就弃城而逃，逃跑前也没有安排好部队撤退，以至于全军陷入混乱。

　　统帅尚如此，底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飞将军”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抛弃部队逃跑，被36师宋希濂几次拿枪赶了回去，最后还是偷偷躲在南京城的妓院里，认老鸨做干妈，逃出生天，导致88师全师崩溃。

　　长官丢下他们跑了，没有组织的士兵面对日本人就是羊入虎口。

　　跑到鸡鸣寺当和尚，逃过一劫的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钮先铭，亲眼目睹了**3万国军俘虏被日军残杀在河滩边上，**又被鬼子抛到江中冲走的情形。

　　无法渡江突围的士兵，最后只得丢弃枪支，脱下军装混入难民区内以求活命。

　　王耀武回忆说，他曾听伤兵骂着说：“你们都逃了，把我们甩到这里，叫日军杀害，真令人伤心！他妈的，早知如此，谁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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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比较真实反映国军面貌的影视剧里，《我的团长我的团》是比较出色的。

　　镜头一开始，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溃兵，齐刷刷躺在滇西的禅达小镇，无所事事。一幅纷乱的画面，一群无聊的人，互相插科打诨，看起来对什么都毫不在意。

　　他们是被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抛弃的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孟烦了、要麻、不辣、兽医、迷龙、阿译等

　　只有当要打仗了，他们才被想起来，于是离开了收容站，一头扎进了缅甸的硝烟里。

　　孟烦了这些人刚爬上了美国盟友的飞机，就被日军的一架“零式”战机的炮火击落，飞机拖着浓烟坠落在丛林里。

　　慌不择路的他们，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反映，一小队日本鬼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伙人马上兔子般地仓皇四散，被逼到英军留下的弹药库。

　　龙文章意外地出现，并解救了他们。龙文章把这群老兵油子组织起来，重新命名为“川军团”，他担任团长。

　　接下来的路程只有两个字，回家。

　　他们要穿过重重的密林，崎岖的山路，路上不断有鬼子的骚扰和伏击。龙文章拉着这支队伍，重返禅达小镇。

　　可惜等待他们的不是什么自由，龙文章因为冒充长官被抓起来了。

　　在审判会上，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回答问题——报菜名：

　　“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们没了的地方。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丝烧卖。还有销金的秦淮风月，上海的润饼蚵仔煎，看得我直瞪眼的花花世界，天津麻花狗不理，广州艇仔粥和肠粉……”

　　看得直瞪眼的花花世界，一片片好大的河山，就这样没了。

　　国土沦丧至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

　　那些眼神迷茫的兵，豆饼是河北保定人，康丫是山西大同的，孟烦了和小书虫来自北京，阿译一口上海腔调。兽医在西安待到四十六岁，迷龙和李乌拉是东北人，不辣来自湖南邵阳，蛇屁股是广东梅州的。

　　要麻、小醉、张立宪是四川人。董刀、满汉、泥蛋是云南人。

　　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家乡在地图上画出来，那就是在战火中沦陷的大半个中国。

　　他们有眼神狡黠的老兵油子，有身世飘零的逃难人，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像一群蝼蚁。

　　他们也曾壮怀激烈，也想保卫这片土地，但无疑国家已早早将他们抛下。

　　师长问龙文章，你没学过打仗，为什么会打？他回答，我看见很多死人。从死人堆里学会了打仗。

　　这个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团长，水平很高，连师长虞啸卿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最后他改变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整个国家已经从根上都烂掉了。

　　剧中，反复出现了哈姆雷特式“生存与毁灭”的探讨，以及鲁迅底下关于复杂国民性的思考。

　　当初的国民政府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可惜的是，没有人解决问题。

　　国民政府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说过，不是“军队厮杀”而是“国民拼命“，只要唤醒农业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加之正确的使用和领导，理论上是可以击败日本的。

　　但真正把这些执行到位了的，不是他们，是另外一支扎根于人民的军队。

　　中山先生生前的诸多主张，三民主义，最后也在共产党手里实现了，而对岸有些不肖后辈现在连三民主义都不敢提。

　　在影视剧里涂脂抹粉，能改变什么呢？

　　早该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就让他进垃圾堆吧，别捡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