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没有人情味_风闻

来源：超级文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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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需要真正市井的街道和人文，而是需要一座复古主题的消费乐园。

人们没有沉浸在“童年的味道”里，而是沉浸在大众点评、朋友圈、微博共同架起的社交网络，以及凉爽的空调和便利的移动支付里。

" alt=“500” />上个月，广州超级文和友在盛夏中正式开张。这是一座主打民俗小吃和市井文化的复合型美食广场，一开张便成为2020年夏季最热门的探店目的地，开业初期有接近上千个号排队。

据界面新闻报道：“这家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超级文和友，位于广州太古汇裙楼，身处天河一线商圈，在繁华的现代建筑映衬下，其复古又市井的设计，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广东人民的朋友圈炸开了锅——排上号值得一条朋友圈，成功“入园”的则值一条九宫格。不少去过超级文和友的90后广东人表示，很有童年的味道。

然而，在一波波热闹的探店风潮中，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已然被奇观化。

1.

城市士绅化，市井文化的脆弱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座坐落在广州市中心的市井美食广场是城市士绅化的一种体现。

士绅化（Gentrification）又称中产阶级化，形容一个社区逐渐被中产住户或资本入驻而改变面貌的过程。作为一种城市变化现象，它最早由以鲁斯·格拉斯（Ruth Glass）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为代表的一批英美学者提出。

虽然广州超级文和友是一座主打平民特色的市井美食城，但其市中心的选址、主题乐园似的装潢，都指向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审美。

士绅化对一座城市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议题。

一些声音认为，士绅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另一些声音认为，城市士绅化是资本压制土著文化的表现。但与早期许多社会学学者所担忧的一样，现代城市的士绅化背后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冲突。

首先，由大公司和大商场构成的城市商圈必然会提升周边的生活成本。日渐高涨的租金和日常开销会挤走大批小商户和原居民，最终导致城市中好的地理位置都被中产阶级和外来资本所占据，而无法负担更高生活成本的人只能离开。

《岁月神偷》

一般而言，城市士绅化由资本牵头主动入驻，但也存在被动的时刻。

比如在今年疫情的打击下，很多苍蝇小店和家族老字号没有足够的资金熬过漫长的闭店期。面对不可抗力，市井所背负的阶级资本差异被具象化成一个个拆掉的招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资金更稳定的连锁品牌。

对比起资金雄厚的公司集团，市井文化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我们又为何要维护脆弱的市井文化？

其实在无数影视作品中，我们早就被市井的魅力深深触动过。

像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苏丽珍经常拿着绿色保温罐去楼下的摊档打云吞面，然后和周慕云在窄窄的楼梯间相遇。正是这种市井的场景设计，最能让观众感受到涌动在空气中的暧昧情绪，以及一座城市的特别之处。

《花样年华》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城市建设，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步入了一个怪圈。

街道上开了越来越多只做外卖不做堂食的“厨房”；菜市场在消失，外卖软件的卖菜站点在增加；商场愈发万能，可以容纳饭店、书店、咖啡店、服装店、电影院，而商场门外却是水泄不通的水泥路，和乱七八糟的共享单车。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正在被商业和互联网逐步瓦解，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范围和信仰也在加速缩小。

2.

人往高处看，生活全靠App

现代都市人生活的一大特点是：人往高处看，生活全靠App。

所谓“人往高处看”，指的是人们对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普遍的向往。

知名建筑师冯果川在看理想即将上线的新节目《人类居住简史》中指出，建筑是权力的象征。世界上有很多建筑以最高、最大来标榜自身，这背后实际上是权力崇拜的逻辑。

冯果川说到：“……城市之间在攀比摩天楼的数量和高度，这是为什么？因为摩天楼的高度能够以一种绝对的量化指标来彰显其主人的力量。”

正如东方明珠（或陆家嘴开瓶器）之于上海，CCTV大楼之于北京，小蛮腰之于广州，帝国大厦之于纽约，人们倾向于将这些魁梧高耸的建筑视为一座城市的地标，恰恰暗含了对权富的向往。

在一个维度上，士绅化意味着一座城市正在变得更有经济实力。高楼大厦、大型商场、高架桥的交织构成了职员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运作。一切朝着金钱和名誉前进，有序且冷静。

那么，开在广州中心地带天河区，被高耸的写字楼和综合型商场环绕的超级文和友，是否就意味着它将市井文化推上了台面？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与其说市井文化终于在市中心有了一席之地，不如说它被包裹在了现代消费主义之中。

开在文和友里的市井食肆确实更时髦、更规范、更流程化了，却也失去了那种始于街道，活跃于邻里之间的原生淳朴气质。

当然，在今天市井文化几乎濒临消散的大都市里，文和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推动民俗文化和民间饮食的留存与传播，在其创建的市井食肆里，也请来了真实的广州美食老字号入驻。

但问题在于，这背后的一套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文化生产逻辑——我们吃民俗小食时，吃的是小食本身，还是也包括了一种环境氛围？将市井文化抽离出市井之后，市井文化还是原来的市井文化吗？

《岁月神偷》

原本的市井食肆也许并不如商场正规，但其承载的人情烟火却是真诚朴实的。

街头巷尾的小店里，人们去拉家常，熟人之间可以赊账，男女老少无差别入座。而在市中心的一座市井美食广场想必是更流程化，且更嵌入互联网时代的。排号、无现金支付就已经刷走了一批不熟悉互联网的人群。

市中心所承载的商业需求必定是外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社区的内向性。

顾客从四面八方赶来体验，也就不存在拉家常、赊账、留饭等真正的市井食肆具备的社交功能。光顾文和友最终成为了年轻人们的又一枚虚拟社交货币。

在这一个例中我们还能看到，所谓的市井文化被裹挟在商业权威之下。在一座精心打造的主题建筑里，**市井味道更多是一种展示品。**人们来接受奇观的洗礼，用手机留下记忆，却对真实的市井毫不关心。

保护市井文化内核的责任或许不应该落在一家商家肩上，相反，市井文化也不是一家商家能裹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套带有中产阶级意味的消费主义体系正在改造着城市人文。

广州文和友并不是个例。佛山的岭南新天地、北京的南锣鼓巷和前门、成都的宽窄巷子，都是一种带有中产阶级意味的市井还原。而这种以商业为目标的街道建设，正被越来越多城市所吸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严飞在看理想节目《社会是一件艺术品》中分析道：“城市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简单粗暴、经济主义至上的城市发展趋同化表现，对’繁荣‘的追求，成为了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唯一指标，而完全舍弃了’神韵‘这一特质。”

摩登大厦、高端商场、精致的商业街已然成为了一套新的城市审美系统。它们看似花样百出，实则为了资本运作而服务。

不知不觉地，城市的特质被消磨，人们的生活也画地为牢。

3.

“附近的消失”

在这场士绅化的变革中，我们无法忽视“人”的角色。因为城市建设的同质化绝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它更折射出居民们生活状态的单一和乏味。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提到一个概念，叫“附近的消失”。

得益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的了解以及对日常活动的安排都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当一切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时，人们逐渐对现实世界中的“附近”失去了一个落地的、系统性的认识，但生活的层次感恰恰是需要从“附近”出发的。

《十三邀》

“附近的消失”进而导致了一种“悬浮”的生活状态——

人们一方面可以安心地窝在家中，通过互联网看见更大的世界，也热衷于对遥远的事件发声；一方面又与每天送外卖来的外卖员毫无交流，对食物与生活所需的了解完全依靠电商APP给出的数字，对生活区域的“附近”更显陌生且毫不在意。

现代人的生活通过互联网，“漂浮”了起来。而拜访文和友的人们并没有沉浸在市井文化中，而是“浮”在了市井文化之上。

在广州超级文和友的官方发布文中，文和友表示希望为广州“打造一座市井博物馆”。品牌团队筹备五年，走访了许多旧城区，与老食肆交流，力求还原最真实的老广州。

人类建造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一些珍稀的文化产物，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广州为什么需要一座“市井博物馆”？

是因为广州的市井文化已经完全没落了？街区美食小铺都撑不下去了？还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拜访真正的市井街铺了？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广州超级文和友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

当已经充分接纳士绅化审美的人们，无法或不愿去走访和感受真实原生态的市井文化时，超级文和友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这里有仿真度极高的街道装潢，汇集了八方美食，非常适合拍照发朋友圈，而且交通便利。

这背后有一个更隐晦的趋向，即在高端时髦的士绅化审美的入侵下，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去探访原生的市井文化了。只有当市井文化散发的“土味”和“平民味”被包装起来时，年轻人才会提起兴趣。

假如年轻一辈的广东人真的需要去“博物馆”感受自己城市的市井气，那么这无疑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城市和居民都已经给被现代性异化到面目全非，真正的平民文化已消失殆尽。

《重庆森林》

被科技笼罩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祛魅，也就是事物不再神秘。互联网使讯息唾手可得，使建立关系轻而易举。但也由于人们意识到“只要我想，我就可以”，随着便利而来的不是好奇，而是惰性。

看理想专栏作者李厚辰在《外卖与996，城市的代价》中写到，现代城市的“迷人”之处在于更多选择，更舒适，更迅速，这使得人们没有必要放弃任何便利的服务。

既然能叫外卖，为何要亲自去买？既然能发微信，为何要当面交流？既然能去文和友，为何还要去后街小巷？

最终，“只要我想，我就可以”变成了“我知道可以，但大可不必”。

尾声.

如果钢筋水泥是未来都市的必备，如果高楼大厦在一百年后也会成为另一种“市井文化”，那么这其中最核心的，恐怕还是人文关怀。

可惜的是，至少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非常接近，实则早已被科技制造的便利所取替。

文和友式的主题消费乐园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问题的一种体现。

作为现代城市的一种景观，把历史人文浓缩在一个精美的水晶球里或许只是“文和友们”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方式。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当互联网以社交媒体、扫码点单、无现金支付等等方式入侵传统文化后，我们拱手让出了什么？

我们让出了去了解一个陌生人，去沉浸在一种陌生文化中的耐心。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思维”垄断。

互联网式的便利，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效”交流，把人与人的关系推向“有效”的消费与服务关系。然而那些市井文化独有的烟火气，恰恰是由“无效”的、费时的、琐碎的交流所构建，而非单纯的商业联系。

好奇心日报的《街区士绅化是好是坏总有争议，但居住者有权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一文曾指出：

“上海的Airbnb房东们乐意把自己房间所在的街区称为法租界，因为这听上去浪漫、高端，他们丝毫不用顾虑这个词背后的殖民历史。”这背后无疑是利益导向在驱动。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用途，变成了金钱。

还记得在《流浪地球》里，极端天气完全破坏了地球的生态，人类迫不得已建造了庞大的地下城，蜗居泥土之下。

我们看到“人造王府井”时发笑，看到以假乱真的赛博教室时惊叹。然而屏幕之外，还没等到末世找来，人类就着急地用人造景观先把自己给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