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 | 比“反社会人格”更值得担忧的是“结构性怨恨”_风闻

一个社会，不仅具有自己特定的客观结构和发展水平，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风气和心理状态。当然，我们无意于将社会有灵化或拟人化，但是，身处一个时代，确实可以体会到一种深层的“情感律动”（rhythmof sentiment)。

不惟如此，有人甚至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人类文明的状态。众所周知，亨廷顿曾经发表过耸动天下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十多年后，就在同一杂志《外交事务》上，莫伊西又提出了“情感的冲突”之说。根据莫伊西的看法，近年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多于错误，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认识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情感的冲突”，即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陷入到一种屈辱文化，而亚洲的大部分则呈现出一种希望文化。其实，莫伊西心里颇为不平的是，恐惧和仇恨的相互对峙，让作为旁观者的亚洲人一尤其是中国人坐收渔翁之利，得以专心于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

这种视角确实新颖别致，颇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充满希望的中国，也已打开了自己的潘多拉盒子。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希望固然正在中国的上空盘旋，但同时也郁积着其他的情感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嫉妒和怨恨，正在折磨着我们。

作为竞争动力的嫉妒

我们可以从诸多的角度去描述和刻画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中一个观察视角，可以**将这种转型视为从激情到利益的转变，也就是将群众的政治激情转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或者说，我们日益明确地把社会秩序的基础奠定在利益之上，把为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正当性基础。西方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尽管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理性的计算和理智的谋划可能占据上风，但也未必能够彻底驯服破坏性的激情，因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导致的不公平现象，以及由于急剧变迁而导致的连根拔起的状态，一样可能诱发情绪的波动和激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种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的主要情绪，就是嫉妒。**或者说，嫉妒情绪被人指认出来，成为一些不良现象乃至越轨行为的原因，当然可能是出于错误的归因而成为“替罪羊”，因为嫉妒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纵观人类历史，似乎“此情无计可消除”，尽管嫉妒的对象随时随地而变化。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嫉妒就是“红眼病”。有趣的是，按照西方的传统，嫉妒却是长着“绿眼”。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曾有一句名言：“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作了它的俘虏，谁就要受到它的愚弄。”嫉妒之时，眼睛定会放射出光芒，至于此种状态下虹膜的颜色为何，则似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想象（至于是否具有生理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

当然，绿色作为嫉妒的颜色，对西方而言，早在莎士比亚之前就确立了，或许这跟绿色象征着不成熟、没经验和生嫩有关一一对别人的成功和财富“眼红心热”(green with envy。有趣的是，为了准确地翻译，我们不得不把绿色转化为汉语里的红色。这几乎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惯例），嫉妒不就是因为我们在此类事务上的情感还不成熟嘛；同时，绿色在西方也是疾病和令人作呕的颜色，嫉妒不也是一种情感上的疾病吗？由此可见，除了象征颜色的不同，关于嫉妒的含义中西似乎并无本质区别。

不管怎样，**“红眼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爆发，确实也有当时的社会背景。**试想，奉行了多年的平均主义，早已习惯了没有明显可见的贫富差距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冒出了“专业户”、“万元户”，心理岂不一下子失去平衡？情绪激动的结果，就是往养鸡专业户的鸡舍里投撒农药、把养鱼专业户的鱼塘掘开放水。

随着改革在城市推开，少数敢于创新、依靠自己的胆识和勤奋而富裕起来的个体户，又被人贴上各种污名标签一一当然，历史地看，首批敢于“下海弄潮”的人，大多是出于种种原因在传统体制中被边缘化了的人，他们在既定的秩序中没有地位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只好放手一搏。

嫉妒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媒体上报道了不少“嫉妒的极端特例”一一从迫害到谋杀而导致有关嫉妒的“话语爆炸”。当时的大众媒体和学术期刊，都纷纷把嫉妒作为自己关注的一个热门主题，各类名流也在撰文和演讲中把嫉妒作为一个时髦话题。

但从一开始，嫉妒并未被一概否定，而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有人还区分出了“东方式的嫉妒”和“西方式的嫉妒”，认为东方式嫉妒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自己不发愤图强，反而费尽心机来诋毁别人，破坏别人的事业；而西方式嫉妒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别人。

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很是有趣，把一种美好的愿望投射给了当时中国人其实并不太了解的西方。这也跟当时的风尚大有关系：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连嫉妒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区分，确实透露出一种促进变革的深层愿望：既需要激发人内在的激情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又不希望这种激情具有破坏性。

在一个试图引入竞争机制的社会中，嫉妒显然是一种具有巨大利用价值的情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关嫉妒的讨论，基本上都将之归结为一种个人的心理问题，而且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可以通过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提高而加以克服的心态。

**其实，我们应更多地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嫉妒的原因。**在此，我们可以借鉴罗尔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三种情况可能导致嫉妒带着敌意而爆发：

一是个人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缺乏明确的信心；二是由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原因，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可见，并成为一种痛苦和羞辱的体验；三是处于劣势者看不到任何改变他们不利处境的希望，为舒缓痛苦和卑下之感，他们相信唯一的选择就是以自己受损害为代价让处境较佳者也受损害，别无他法，除非彻底认命和陷入麻木。

但无论哪种情况，嫉妒的产生，“社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诱因”。

对照这三个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充分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嫉妒之风很盛，但真正“带着敌意而爆发”的，并不多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步松动和变动，大凡有能力的人，均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定的成就。

而在原有的价值观念的惯性之下，比如贫穷之类的生活状况，还没有构成社会羞辱和痛苦的体验，至少，财富的差异还没有通过明显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后，在还有改变自身状况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嫉妒可以转化为行动动力，不致成为破坏性的根源。

但是，随着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结构的固定化，在穷人(永远是相对的）的基本尊严越来越受到伤害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结构性多余的时候（甚至社会分层结构也不复是金字塔型，而是类似一场马拉松比赛，不能跟上竞赛队伍者将被永远甩下，掉到社会结构之外，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嫉妒不仅可能带着敌意而爆发，还可能发生质变。

耐人寻味的是，有关嫉妒的话语似乎也日渐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关系，这大概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有关。曾有一度，嫉妒甚至成为测量私密感情的温度计，是爱情的证明。慢慢地，嫉妒又成为一种人格的缺陷，不过，适用的范围开始限定到两性关系的领域。此外，“红眼病”一词似乎不再成为流行语，而复归为一种眼科疾病。

作为结构性产物的怨恨

时至今日，如上文所言，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通过教育）受到钳制，类似嫉妒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却有了微妙的变化。譬如，在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眼中，当前特别严重的是“仇富心理”。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怀有仇富心理的，不再是少数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上的落后分子，而变为一种社会性情绪；二是这种情绪不再是单纯的嫉妒，而带有了仇恨的意味，甚至还经常落实到行动上。

更为重要的是，原先的嫉妒者所从事的破坏、迫害和伤害等行为，都是明确针对引起嫉妒的对象；而现在嫉妒演变成了怨恨后，带着敌意爆发出来的情绪，针对的可能是泛化的一类人，甚至可能是所有人。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嫉妒和怨恨的联系与区别。根据舍勒的看法，“……嫉妒者见财眼红，拼命想要通过劳动、交换、犯罪或强力把财富弄到手；这些人都不会陷入怨恨。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一一这或许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怯懦，或许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怨恨的产生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即无能感。“当所渴望的价值不能获得，而我们又在这个方面非要跟人相比时，嫉妒就导致怨恨。”

当然，怨恨除了因为嫉妒而产生之外，还可能是受到伤害和挫折而滋生。受到伤害，马上给予回击或自卫，则不会心怀怨恨；但假如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则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而且越是长期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觉得这种处境非自己所能控制，则怨恨就越深。

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脱离了原初对象的怨恨，紧缩聚拢，融化为一团有毒物质，形成了一个毒源。如果意识控制稍有松懈，它就会脱颖而出。

所以，怨恨虽然具有特殊的意向，但并无明确的对象，因为经过转化，怨恨成为一个逐渐脱离原因、不随原因而消失的体验和心理定势。“在真正的怨恨中，并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有的只是因和他人进行比较而感受到的持久的愤怒和痛苦。

如果按照培根的说法，《圣经》中称嫉妒为“恶眼”(an evil eye）、占星术称之为“恶象”（evil aspects of envy/bacon，那么，怨恨就不仅仅是“恶”了，还是一种“毒”。舍勒明确称怨恨为“有毒的情感”（toxic emotions），尼采虽也提到“怨恨的嫉妒之眼”（the green eye），但着重强调的还是“怨恨的毒眼”(the poisonous eye of ressentiment）。实际上，尼采和舍勒所使用的“怨恨”（ressentiment）—词，翻译成中文里的“怨毒”，或许更为恰当。充满恶意的怨恨，不仅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毒害（self-poisoning），而且可能通过心理感染（psychological contagion）而影响他人。事实上，怨恨的精神毒液极易感染人，而且一旦中毒，可能就浸透到人格的核心。

作为一种潜藏在内心的无可化解的强烈仇恨感和憎恨感，怨恨无疑是源于无可救药的无能感。但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因为残酷无情的力量可能在一种难以克服的软弱中突然爆发出来。目前，我们社会就正体验着不时爆发的怨恨所制造的事端：从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到各种恶意犯罪，甚至是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应该说，目前的社会控制能力应付群体性事件尚无问题，尽管代价越来越高昂；但对于零星爆发且日益暴烈的恶意犯罪，却是防不胜防。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为结构性问题所付出的代价。结构性问题刑事犯罪化，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正视的急迫问题。那么，目前到底哪些结构性问题容易制造怨恨呢？

一是贫富悬殊，多数人感到经济利益遭到剥夺。这种伤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尤为普遍。当然，剥夺可分为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相对剥夺可能更为重要。二是社会权利保障不到位。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在社会成员作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上，还极为不充分，个人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实现途径非常有限一社会普遍崇尚单一而粗暴的成功标准（就是“名利”二字），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生活方式遭到系统的贬黜。三是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造成“合法的伤害”。同时，由于“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伤痛不能有效做出应答。久而久之，受到伤害而又无可诉求的民众，势必萌生怨恨。

怨恨批评

从嫉妒到怨恨，中间也有一些过渡状态，比如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郁闷”。郁闷是一种心情压抑的状态，是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的反应。郁闷久了，难免愤懑，滋生怨恨。这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除了上述积怨重重的迹象外，我们还必须留意一个徘徊在我们社会中的幽灵，即“怨恨批评”（ressentiment criticism）。这是舍勒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他的观点，“一种持久的社会压力越是被感受为一种‘宿命’也就越是不能产生切实改变这种状况的力量，进而越是可能导致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没有积极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的否定、贬低、谴责。

显然，我们的社会完全具备了产生怨恨批评的条件，而且确实也出现了怨恨批评。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丛生。而对于有些问题，简直就是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在日常话语中，无论说到什么问题，多数人都会一声叹息，进而归咎于一言难尽的“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诊断，也是最方便的借口，谁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谁也不用再费心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问题，似乎成为我们的“宿命”，剪不断理还乱。

最能让我们一窥怨恨批评之究竟的，莫过于网络上的言论。任何一个浏览过网上言论的人，都不难发现随处可见的怨恨批评的踪迹。作为一种匿名化的交流手段，在网络上发帖和跟帖，基本上可以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怨恨。而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心理，又可使怨恨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美好和真诚的事情，在网络上都可能受到质疑和诅咒。

当然，我们绝非否认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事实上，在正规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网络的确可能成为我们撬动局部现实的唯一路径。让我们感到成为问题的是，网络上经常弥漫着一股怨毒之气。而这也非网民之过，他们不过是以一种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况而已。

从中国网民的社会处境来看，充满怨恨的言论又非凭空而起。现在普遍推崇个人奋斗，可机会结构越来越闭锁在特定的利益格局之中，即便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背景”一一现在学者们喜欢使用“社会资本”或者“关系网络”之类的中性概念来描述此类社会不平等现象一一往往意味着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我们的教育经常又让人产生过高的期望，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使受教育者备感无能为力。即便是已有了不错的职位而侥幸成功的年轻人，也许会因为更加深切地体察到社会中的制度性伤害和不公，而更为不满。

当不满和痛苦缺乏有效的正式表达渠道的时候，让人更加郁闷和愤懑。显然，这种情绪在现实权威的压力之下，很容易就转化为怨恨，形诸言辞之后，就是怨恨批评。怨恨批评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似乎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可以迅速使整个社会陷入到怨恨氛围之中。

但是，怨恨不可能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布尔迪厄曾言，怨恨是“人类苦难的典型形式，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最糟糕的东西”。惟有从怨恨和怨恨批评中摆脱和解放出来，我们方能真正直面现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