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钱端升的一生_风闻

　　文 | 玉林罗美兰

　　编者按：

　　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

　　法律人更是改造对象中的主力，自从这个学科走进新中国既是如此。

　　如果要研究对法律人的改造历史，钱端升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法律人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和结果。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他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沉浮于「新社会」。

　　1919年5月初，青年学生们在北大政法大礼堂门前集结，开始了那场被讨论了一百年的大游行。

　　当时，19岁的钱端升刚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前往美国学习法律。

　　五年之后，他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并在抗战初期参与创办西南联大法学院。

　　翌年被南京政府派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同行人还有胡适与张忠绂。

　　1945年，抗战结束，钱端升留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三年后回国，帮助新政府接收北平。

　　解放之后，钱端升开始了他的改造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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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界的统战样板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中，留在大陆或者新中国建设初期回到大陆的有60人，占总数的74%；

　　去美国的有12人，占总数的15%；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站总人数的11%。

　　钱端升属于这74%中的一个，多数派。

　　1949年的开国大典，钱端升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对此感恩戴德，回去后不久便撰写并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而学习》。

　　钱端升很清楚，作为从「旧社会」统战来的对象，他最大的价值就是当「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样本。

　　2

　　法学教育应该怎么办？

　　宪法委员会成立合影

　　1957年，法律出版社有本册子出版。

　　册子的名称叫《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记录了钱端升和他的同窗旧友们在整风运动中的讲话，谬论与否，后人自有定论。

　　册子上显示，钱端升在发言中提出了大学里书记和校长到底谁负责的问题；并且表达了对「旧法教授」被弃之不用的惋惜。

　　「鸣放」结束不久，钱端升又去在北京市人代会上发表了《我的罪行》之检讨，然后就神秘消失了。

　　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经历过的老派知识分子形容说，他们的生活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什么劳动任务，管理比较松散。

　　但是钱端升十分苦闷，没事干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痛苦，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1973年。

　　这位曾经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就这样开了15年的“神仙会”。

　　3

　　十年浩劫中飘零的法律人

　　在美国的张忠绂、胡适与钱端升

　　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受命组成团队。

　　编译《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系列丛书，用作高校通识课教材，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经译完120万字，并配有推荐语。

　　可是文革抄家之后，这些译稿不知所踪了。

　　如果它们没有丢，那商务印书馆的绿皮译丛就有了名家译本，不至于如现在这样晦涩难懂。

　　和译稿一起丢失的，还有钱端升坚持了四十多年的日记，他在里面详细地记述了他前半生在海内外的见闻轶事。

　　我们失去了一部《法学家眼中的中国现代史》。

　　4

　　大国外交离不开法律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建交已成定局。

　　台前的政治家「谈笑风生」，可后面的问题一件比一件实际。

　　根据钱端升晚年的资料显示，他在1972年被急召进入外交部，第一要务，就是「资产清理」。

　　1949年后，大陆全面倒向苏联，美国被迫孤注一掷拥抱对岸，双方同时冻结了对方在自己属地的资产。

　　23年之后，大国外交重启，清理旧账成了最大的难题，于是周恩来只有命人找来钱端升等人进入条法司，研究国际条约。

　　政治有时候高于法律，但不能代替法律。

　　5

　　奉陪末座与沉默不语

　　费正清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尼克松访华不久，费正清也来了。

　　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负责接待，乔的老师金岳霖和钱端升作为陪同人员「侍宴」。

　　在宴会上，「成分不好」的钱金二人虽然年长，却被安排在最角落的位置里，这让费正清大为失望。

　　席间，乔冠华用恰好能被旁边公安听到的声音，建议钱金二人到费正清的住处拜访，等于顺便完成了安保部署。

　　钱金二人奉旨前往后，面对费正清对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的痛骂，他们闭口不言，并且加强语气强调：

　　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费正清当时就知道，绝不会这样了。

　　冰封也许只需一夜，可融化却需要一整个春天。

　　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里的钱教授铜像

　　钱端升先生1990年才去世，正是因为活得够长，这一生才够跌宕。

　　中国政法大学里的钱端升铜像，很早就立起来了，可是对于他本人的研究与思考，依然有限。

　　正如方流芳教授所说的：

　　只为钱先生树铜像，而不去解读他的思想，那不过是在校园里徒增了一个有铜像的陌生人罢了。

　　今天很多人谈到他，常常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其实有待商榷。

　　钱端升的主张不乏保守的部分，建国后很多「改造」也不乏主动，他曾经努力拥抱变化，只是变化无情地拒绝了他。

　　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吗？这个问题，也许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