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钱骥」这个名字！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洋之家”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为23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 

在他们中间，

有一位叫史丽君的女士，

她眼含热泪，感慨万千。

因为这个奖，她是替丈夫领的，

而她的丈夫钱骥，

已经去世整整十六年了。

在中国科学界，

钱姓的科学家撑起了一片天。

周总理曾风趣地说道：

“原来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啊！

我们的原子弹、导弹、卫星

都离不开‘钱’啊！”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周总理说的

“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

就是“东方红一号”总体方案设计者、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骥。

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

钱骥的求学之路最为艰辛，

靠父亲典卖田地才上了中学，

毕业于一所并不知名的师范院校，

他没有出国留过学，

连院士都不是。

多少年来，

他的名字不被人熟知，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时，

我们很费劲才找到几张他的照片。

然而，就像他的同事杨照德所言：

“人们应该铭记历史，

即使历史中的人从不奢求。”

是的，钱骥是一位极其低调的科学家，

但今天，我们不该忘记这个名字！

1983年8月18日，

一辈子谦逊的钱老

走完了他低调而辉煌的一生，

转眼，钱老离开我们37周年了，

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

鲜为人知的大国脊梁！

01

贫苦的农家子弟立下

“工业救国”的目标

1917年12月27日，

钱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西下场村，

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钱家祖祖辈辈，

都是普普通通的种田人。

钱骥自六岁入私塾，

成绩就一直非常优异。

但因为弟妹众多家境日渐贫苦，

为了供他读书，

父亲被迫几次典卖土地。

后来钱骥回忆这段往事，

曾写到：“在我读中学阶段，

家里就常常以典卖土地

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

家里的人苦熬着让我读书的情形，

当时我对他们的目的虽因年幼认识不清楚，

但却促使了我读书时非常努力。”

1935年夏天，

中学毕业做了一段小学教员的钱骥，

考取了可以不收学费、食宿全免的

无锡师范学校。

青年钱骥

他无比珍惜重返校园的时光，

但侵略者的枪声打破了一切。

1937年10月，

日军的飞机盘旋在无锡上空，

一排排的炸弹倾泻而下。

正在无锡求学的钱骥，

亲眼目睹国土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亲眼看到同胞被炸得血肉模糊……

中华之大已安放不下

一张安静的书桌，

钱骥不得不离开学校。

回到家乡之后，

他带领附近村上的青年学生共10人，

背上一些简单的行李，

开始一路向西前行，

企图找到抗日组织。

日军轰炸上海

几十天的行程中，

钱骥又一次次经历敌机轰炸，

跟随着逃难人群的东躲西藏，

那种茫然无力、任人宰割的羞辱，

让他一次次悲愤痛哭。

多少年之后，

钱骥也难忘那段国仇家恨的历史：

“一刹那爆炸声起，

百姓们扶老携幼，啼哭奔跑，

那悲痛的情景实在令人怒火满腔。

我们当时年轻气盛，风华正茂，

虽都有报国雪耻的雄心，

但却不知哪年哪月，

祖国才能富强起来，报仇雪恨，

讨回这笔血债。

当时，个人的选择没有了，

工业救国、科学救国

成为青年学生的首选目标。”

科学救国的种子就这样

在他心里深深扎根。

1938年12月，怀着一腔宏愿的钱骥

考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

在大学读书的日子里，

他过得相当艰苦，

甚至连买课本的铜板都拿不出来，

为了支撑学业，

他去补习班教课，

给印刷厂搞校队、装订……

1945年，日本投降后，

钱骥被分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两年后，中央大学物理教授沙玉彦

把他推荐给中央研究院气象

研究所所长赵九章。

赵九章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

1948年，国民党命令

中央研究院各所迁往台湾。

面对国民党方面前往台湾的盛情邀约，

钱骥和他的老师赵九章

始终岿然不动。

他们和留下来的所有人一起，

等待新中国的诞生……

02

“我们的卫星

总设计师也姓钱”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从此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第二年，

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要搞就搞得大一点。”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很快，中科院成立了“581”组，

赵九章担任总负责人，

钱骥作为581组办公室副主任，

协助老师赵九章的工作！

从这一天开始，

钱骥的人生轨迹从气象走向卫星。

可造卫星的困难，

一点儿不亚于造原子弹。

没有技术没有资料，

上哪儿凭空变一颗卫星？

为了取经，

赵九章带队前往苏联学习考察，

这是钱骥第一次出国。

苏方招待得很热情，

但唯独在代表团提出

想参观有关卫星的内容时，

他们表现得很谨慎。

1958年赵九章率团访苏

一天，代表团被带到一个院子里，

一辆卡车开过来，

车斗里是一台仪器，

苏方介绍说这就是进入轨道的卫星。

中国的科研人员全部伸长了脖子，

绕着卡车看了一阵，

当大家提出能否打开外壳，

看看里面的布置

却没能得到苏方同意。

去了一趟苏联

却只是看了一眼卫星外壳构造。

钱骥由衷感慨：

“要走自己的路，

要靠自己实干，

要有自己实力。****”

访苏代表团照片，左起：杨嘉墀、何大智、彼得罗夫斯基、一位留学生、卫一清、钱骥、赵九章

1958年，“581”项目组全体人员

“潜入”北京西苑操场，

陆续在院内建了几十间平房

作为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

土煤气发生炉等，

还将西北角的一座男厕所

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

放到今天，

恐怕没有人敢相信，

中国的卫星事业

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起步了。

当时，为进行火箭探空，

首先要建立火箭发射场，

最后选定了安徽广德县的一处场地，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

杂草丛生、遍地荆棘的地方。

位于安徽广德的603实验基地

钱骥和科技人员们，

挽起袖子、撸起裤管，

扛起了锄头和铁锹，

在没有公路、房屋，

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日夜奋战，

只用了一百多天，

就建成了火箭发射场。

然而，最艰难的还是技术。

当时，他们既无图纸，又无资料、仪器设备，

好多工作人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东方红一号”总体组副组长的

潘厚任回忆当年：

“就像你要吃馒头，

**馒头买不到，**面粉也买不到，

甚至连小麦也买不到。

你要开荒种麦子从头来。”

“卫星要上天，环境要先行。”

1962年，在钱骥的领导下

开展了人造卫星总体设计

及空间环境模拟的研究。

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他们就大海捞针从各国的书籍报刊中

寻找关于空间技术的蛛丝马迹，

没有计算机，

就靠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

验证数不清的数据。

有时只为验证一个数据，

钱骥和同志们苦算好几天，

一个弹道算了整整一个月，

计算纸堆了一房间。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彻夜不眠是家常便饭，

无数次的实验、失败，改进、完善之后，

一套比较完整的

环境模拟实验体系才终于完成。

1965年，中国卫星从全面规划阶段

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总体方案论证会上，钱骥做了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汇报。

整整八年的埋头苦干，

钱骥主管的581组，

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400多人，

先后组织和完善了6个研究室，

在火箭探空、卫星总体等8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为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1966年1月，

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正式成立，

代号651设计院。

但很快，在那场政治风暴中，

正为卫星研发呕心泣血的

钱骥受到了严重冲击。

钱骥头上带着好多“帽子”，

天天面临着审查，

还有数不清的陪斗。

他变得沉默寡言，

但心中的热情却依然如故，

他借为“交代问题”查资料之机，

一头扎在院情报室的资料堆里，

写下了几万张外文卡片资料。

1967年，他从卫星设计院的

领导岗位上被赶下来，

成为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

但他毫无怨言。

离开前，把所有的工作和经验

毫无保留地交代给接替者，

一丝一毫的细节也不放过。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

48分，入轨，

50分，卫星传来《东方红》乐曲，

声音清晰洪亮。

一星破晓，光耀五洲，

这是中国航天

从筚路蓝缕走向星辰大海的起始。

1970年“五·一”劳动节晚上，

“东方红一号”再次飞过北京上空，

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一片欢腾。

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

站满了研制卫星的有功人员，

不过研制卫星总方案的奠基者

以及总线路的策划人，

钱骥却没有出现在场。

此时，他坐在家里的小小阳台上，

眼含热泪仰望苍穹，

寻找那再熟悉不过的轨迹，

那一刻，他的内心无比幸福，

这里面，有他常年奋斗的心血

和心心念念的愿望。

03

“中国不能在同步轨道上缺席！

我们不能给中华民族丢脸”

1973年，平反的钱骥

迅速投入新的使命，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试验通信卫星。

经过反复论证，

钱骥提出直接发射静止轨道

试验通信卫星的方案。

此方案缩短了在卫星通信方面

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差距。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能看到时事新闻，看女排扣人心弦的比赛，看央视春晚的现场直播，都与钱骥的贡献密不可分。

1974年，钱骥升任为

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

1979年，他又作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主抓空间技术的预测工作。

凡事预则立，

预测工作比研究实体更难。

他任职期间，

特别注意研究卫星的寿命，

重视预测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为气象卫星、通讯卫星等的研制保驾护航。

1979年钱骥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出席了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

在这个20年一度的

对世界无线电规定进行修改的会议上，

钱骥代表我国政府发起提案：

允许试验卫星位置精度

可保持在正负零点五度，

这为我国试验通信卫星争得了主动权。

大会结束后，钱骥说：

“太空也有个席位问题，

中国不能在同步轨道上缺席！

我们不能给中华民族丢脸”。

1983年4月1日，

积劳成疾的钱骥因胆囊癌住进了医院，

在与病痛斗争的日子里，

他的床头上堆放成一摞的资料和刊物,

他一刻也放不下的

是他提交的空间技术十年发展规划，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钱老心里最惦记的，

还是国家空间道路的发展。

1983年8月18日18时40分，

钱骥因癌症逝世，

终年66岁。

他去世后，

留下的几万张文献卡片，

让每个看到的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这些用蝇头小字写成的一张张卡片，

无一不渗透着他的心血

和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

很多人在追忆钱老时，

最为感动的是他的无私。

在很多研究成果上，

他从不留自己名字，

如果有人坚持写上去，

他也会决然划去。

钱老去世后，

老伴儿曾这样评价他：

“几十年来，

他总是百般忍让，与世无争。

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

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

生病躺倒了，他不吭气；

甚至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

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

但只有一件事，

他能够滔滔不绝讲个不停，

那，就是卫星……”

一辈子低调，

从不为名为利，

只愿为祖国的强大尽一份力，

只愿做一个默默的铺路者！

就像他自己写到的：

事业就是生命，

甘当铺路石！

今天，中国航天所取得的成就背后，

是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

“太空铺路者”的努力。

他们怀着一个强国梦和拳拳赤子之心，

用一腔热血，甚至自己的生命，

一代代血脉相承，

为中国铺就一条通往

星辰大海的路。

还有太多太多

“钱骥”这样的名字，

我们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

但今天我们要做的，

就是记住历史、记住他们，

“即使历史中的人从不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