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台湾人更懂放生_风闻

广西桂平，略显浑浊的河面上，穿着救生衣的男男女女们一边虔诚唱着佛经，一边将手中的盒装纯牛奶泼洒出并不优美的弧度。

你可能上个月在社交网络上看过这条新闻——一场针对牛奶的放生活动。

保质期长达半年的盒装牛奶肯定没有料到，经历过超高温灭菌处理，连所含微生物都死得不能再死的自己，有朝一日竟然也会被放生。

所谓的“资本主义倒牛奶”，背后蕴藏的是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知识，那么佛教信徒放生牛奶，图的又是个什么呢？

从“放生牛奶”这条线索出发，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最早的有记录的放生牛奶行为来源于台中南屯区，那是今年的4月，几位阿姨拎着罐装鲜奶咕噜咕噜往河里倒，旁边还挂着蓝底金身的佛像。

据当地新闻报道，这样的“放生”活动大概每两周就会举办一次，主角以牛奶、鲶鱼为主，而她们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台湾疫情祈福。

这份本该在暗中进行的“祈福”暴露在公众视野之后，台中政府最终为心系疫情的一众信徒带来了三个“惊喜”：

第一个是《台中市放生保育自治条例》，因未申请获得放生许可，可处2到10万元罚款。

第二个是《野生动物保育法》，因该放生行为可能对生态造成威胁和影响，可处最高250万元罚款。

第三个是《水污法》，因向水中倾倒牛奶涉嫌污染水源，可处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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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这件事上，大陆向台湾“偷师学艺”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放生的进化轨迹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早在放生牛奶之前，放生矿泉水就已经商业化了。

2018年，天津永乐桥边，成箱成箱的矿泉水摆放整齐，伴随着一声“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唱出，《大悲咒》响起，身着黄色背心的人们拧开瓶盖，齐齐将水撒入河中。

河边挂起的神像揭示了这些人的身份。他们信奉的是发源于台湾的“中华国际大悲咒水功德会”，图中的这位法师即功德会会长，宽如法师。

放生矿泉水能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毘尼日用》曾提到“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以数量记的话，倒瓶水赚取功德的效率比放生什么鸟、鱼高了不知道多少。

但对“中华国际大悲咒水功德会”这个组织来说，放生矿泉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放生的不是普通矿泉水，而是用《大悲咒》加持过的矿泉水。

这里就不得不提功德会的创始人宽如法师了。

打开百度百科，根据文字描述，你会发现宽如法师是个加诸多名誉于一身的佛教人士。

但这不过是呈现给凡夫俗子的表象，只有真正拜读过大师著作，受过大师指点的人才明白，宽如法师实为观世音菩萨钦点的“救世主”，持大悲咒水普度众生更是菩萨亲口叮嘱。

至于这大悲咒水包治百病，消灾解难，乃至于死后保送西天极乐，自然也不必多提。

据说是宽如法师在东北鹤岗讲法时从天而降的舍利

按理来说，这个所谓的“中华国际大悲咒水功德会” 爱谈怪力乱神，更兼吹嘘会长受观世音指点，是佛教术语中典型的“附佛外道”，即附会佛教，打着佛的幌子的非主流教派。

但俗话说万事最怕“坚持”二字，这大悲咒水从2008年放生到2018年，来自台湾的宽如法师终究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大陆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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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佛外道爱拿放生做噱头，并不是说台湾的正经佛教就不放生了。事实上，之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喜欢玩“放生”这一套，正是因为台湾的佛教徒们实在是太爱放生了。

2009年，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针对全台2544个宗教团队（有效访谈数为2007个）进行调研，最终发现切实组织过放生活动的团队共有483家（24%），每年放生活动举办次数超过750次，放生金额在2亿元以上，放生动物更是达到2亿只，其中不乏走私的外来物种。

而且他们不仅爱放生，还爱去岛外放生。不仅仅是大陆，就连东南亚、印度乃至于美利坚，都留下过台湾信徒们悲天悯人的足迹。

当然，放生活动流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台湾更是对此早有体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视台就曾播出过一档节目，叫《放生与放死之间－台湾放生迷思》，其中提到了不少例子。

台湾乌头翁是中国台湾特有种，主要生活在台湾南部。与之相对的，白头翁分布于中国长江南部的大多数地区，在台湾则主要是北部和西部。

台湾鹎，又称乌头翁，是中国台湾特有种

但由于放生活动的流行，大量白头翁被捕捉，然后又被带到台湾南部放生，最终白头翁与乌头翁广泛杂交，乌头翁也因此濒临灭绝。

再比如小学课文中学过的日月潭，当地渔民本来以养殖奇力鱼为生，但随着“一个月五六次以上”的放生活动开始盛行，奇力鱼在潭中的生存环境变得险恶起来。

玻璃鱼是台湾的外来种双边鱼，本来是引进作观赏鱼用，但被宗教人士放生进日月潭后，由于繁殖迅速又没有天敌，很快就抢占了本土物种的生态位，更别说它们还会以奇力鱼的卵为食。

在彼时，据渔民描述，一网上来，几乎百分之五六十都是玻璃鱼。

当然，这毕竟也是十几年前的新闻了，放到今天，据6月15日《联合报》报导，如今的日月潭，“每抓到三只鱼，就有两只是外来种”。

事实证明，人类在放生这件事上的愚蠢程度似乎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

举个最近的例子，同样是今年6月，台湾宗教团队在新北平溪附近放生螃蟹，这本来没什么问题——唯一的不妥之处在于他们忘了解开螃蟹的绑绳。

无法活动，被绑着“放生”的螃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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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为什么要“放生”，佛教经典《梵网经》四十八轻戒中的第二十条提到：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应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业，生生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这一段中的两个关键词，“慈心”和“方便救护”，让台湾的宗教团队在放生理念上产生了冲突。

“慈心”方面，有的团体认为放生要出自本心，为求功德的功利性放生毫无意义，有的团队则认为，功利性放生也可以引导众生循序渐进，取得善果，好过不放生。

“方便救护”方面，有的团队只赞成“随缘放生”，强调个人行为；有的团队认为其他事可以随缘，唯独生死不能随缘，反而专门推广大型集体放生；也有团队走折中之道，只做小团队放生，反对大型集体放生。

其实吧，不论是“出自本心”还是“方便为之”，聚焦到一个点上，这些宗教团体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推动放生的同时阻止放生成为一种产业。

要知道，据国际人道协会统计，全世界每年放生数十亿动物，台湾这个小岛就占了2亿，这已经足以形成一个不断重复“捕捉——放生——捕捉”的庞大产业链。

在这条产业链中，“放生者”、“猎人”、“繁殖者”以及“花鸟市场”形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稳定闭环，只有被放生的动物沦为无谓却又必要的消耗品。

有的鸟类甚至会因为“放生仪式过于漫长”这种滑稽的原因死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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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聊聊有关“放生理念”的进步吧。

台湾弘光科技大学通识学院副教授陈家伦曾做过一篇专门研究放生问题的论文，题目是《台湾佛教的放生与不放生：宗教信念、动物风险与生态风险的考量》。其中提到，“媒体对放生议题的报导几乎都是负面的观点，偏重于放生的弊病。”

这很好理解，就像这篇文章，也必须把那些愚蠢到令人发笑的放生傻事放在前头，才能让你一路读到这里。

但在赚取目光的同时，陈家伦认为，“媒体也忽略了有些放生团队的种种改进和努力，这是放生活动并未因媒体报道和各界反对而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如“台大晨曦社”，为了保证放生动物的生存，除了请教相关专家对鱼类族群提供相关知识，选择适当的放生物种、地点和季节，还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标准化放生方式与过程。例如制作活鱼袋、监测和控制袋中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等，提供放生鱼类的生存环境。

如“福智佛教基金会”，为了避免因放生破坏生态环境，每两、三个月才举行一次活动，仅做小规模的蚯蚓（本土种）放生，放生地点设在信徒经营的有机农场，每次参与人数约二、三十人。

再如“灵鹫山”，作为台湾最著名的佛教团体之一，自从被指责“冗长的法会仪式造成放生动物大量死亡”之后，就改成了“先放生，后放放生录像”的制度。在这之后，他们甚至还从斯里兰卡学来了“从屠宰场购买健康母牛赠与农民耕种”的放生妙招。

这些进步自然都是极好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佛教脱口秀节目《两个和尚锵锵锵》中印能法师和延参法师的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