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外媒报道”？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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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 alt=“500” />8月10日，何伟（Peter Hessler）在《纽约客》发表了长文《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

在国内，何伟以“中国三部曲”  （《江城》《寻路中国》《奇石》）  而闻名。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有人      将其    翻译成中文    发表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喜欢文章里何伟对于中国社会一向细腻入微的观察，认可一位外国作家放下偏见，试图呈现更立体的中国的努力。更有人将何伟比作“中美关系的粉刷匠”。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何伟的“春秋笔法”，玩弄文字游戏，看似客观，却把自己实际的想法藏在细节里“暗搓搓黑中国”。

这两种意见都有很多人支持，还有人打趣说，何伟就是一位“天选之子”，好多人坚信他一定会写这篇报道，甚至似乎整个中文界都在为之等待。

为什么这么多人期待何伟的报道？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写作视角，引发了如此割裂的评论？

在当下瞬息万变、摇摇欲坠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视角呢？

01.  

平凡普通的生活，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何伟本名 Peter Hessler ，1996-1998年，这个27岁的美国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当英语教师。

两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江城》（River Town）一书。后来，何伟成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陆续写作了《寻路中国》《奇石》等书。

何伟（Peter Hessler）与妻子张彤禾（Leslie Chang）及双胞胎女儿，图：Michael Anti

2010年，何伟前往埃及开罗，进行中东主题的观察写作。2019年8月，他举家搬迁回成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

引发争议的其实并不是何伟写的第一篇新冠疫情的文章，2020年3月23日，《纽约客》就刊登了他所作的“成都日记疫情”《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

熟悉何伟的读者可能知道，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手法并不陌生，甚至他二十年来都是这样，比如《寻路中国》一开头：

这样做是违法的——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

后来，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都是很日常普通的细节，但在何伟生动细致的描绘下，却能看到这个我们习以为常却又常常忽视的复杂的中国：实践中暧昧的法条、实用至上的准则，低机械率的农业，农民的辛勤劳作以及他们狡黠的小小智慧。

他的优点已经被说得太多太多：并非出于猎奇、恰到好处的的观察视角，温和包容的心态，再加上一点点幽默感。

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描写疫情的文章里，何伟也通过亲身经历的细节，来观察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状况。

在3月发表的“隔离日记”里，他观察邻居的快递包裹和外卖的包装，发现大都是家具、清洁工具和家庭办公设备，而饮食也都很健康，大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在隔离第44天时，甚至有一家人买了电动洗脚盆——“人们归于自我，只能将精力花在剩下不多的空间上。”

在第二篇引发广泛讨论的《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里，何伟通过学生们的采访和报道，从个体、学校、社区再到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更细致深入地观察。

比如，当地商户受到隔离影响，开始走街串巷做起了牛奶团购生意，销量不降反升；呼吸机的销量翻了10倍；烟酒与口罩和消毒液搭售的生意经；居委会强大的动员能力……

我们不难从这些细节中，归纳出何伟笔下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相信科学和注重教育，中国人的坚韧、生存智慧，以及社会协作。

图：unsplash

当然，何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发现有居民染病后，很快他的姓名、照片、行程等所有隐私的细节便迅速被到处公布了，就像布鲁姆一样  （这是《尤利西斯》的主角，小说就是记载布鲁姆一天内的行踪流水账，这里何伟用来比喻这种事无巨细的隐私披露问题）  ，文章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文化冲突带来的思考细节。

这种写作风格，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就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普利策奖得主，也不乏《纽约客》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

何伟的写作受麦克菲的影响很深，他说，“几乎所有真正的美国非虚构作家都会告诉你，他们读过麦克菲的作品而且从中受益。”

麦克菲会进行极为详尽、几乎不留死角的前期调研；与几乎来自任何行业和背景的人都能深入打交道；独特“地方性”的呈现；又常常融合大量地理学、科技、艺术史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

但麦克菲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个词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之为“事实性写作”，它指的是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和搜集信息。何伟认为，这正是非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所在。

在《江城》后记里，何伟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给人们讲述鲜活的故事，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看上去平凡普通，其实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可能是那些宏观的内容所无法涉及的。”

02.  

真正的故事，  

应该从土里而非从天上长出来

在何伟来中国之前，美国很少有能够描写真实中国细节的作品。

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写中国的文章，在我们看来往往“像是在看中国的X光片，似乎骨头都在对的地方，但是没有鲜活的血肉。能看出来西方记者做了很多努力，重要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少了身临其境的亲密感。”

1998年，在志愿者工作快结束时，何伟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当时美国描写中国的重点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何伟怀疑，谁会关心一个中国内地默默无闻的小城？怎么会有人想了解他的学生，那些贫困的四川农家子弟？

图：《三峡好人》

但麦克菲坚定地对他说，“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在老师的鼓励和影响下，何伟写作了处女作《江城》。《江城》出版后，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开始去讨论在美国刻板印象之外的中国。

何伟认为，过去写中国新闻的问题，就在于美国记者“像是在写纽约一样写中国”。

如果报道纽约新闻，其实不需要写太多日常生活，因为读报纸的美国人就在过那样的生活，得挑极端的、糟糕而需要变革的事物来报导。

当美国记者这一套搬到中国，也挑选最极端的新闻话题写作时，美国读者并不理解的上下文和背景材料，却往往是缺失的。

在何伟看来，**这种传统新闻写作，缺乏社会学的方法论，往往过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没有脚注、不解释报导是怎么开始的。**这其实会让很多美国读者迷惑，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何伟的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童年时父亲就经常带着何伟去观察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并让何伟思考，这些人身上都能看到什么？比如，ta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ta可能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父亲还带着何伟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不管是工人还是金融精英，都与他们交谈。

比起传统新闻记者，何伟做的更像是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他在一个地方往往一住就是几年，零距离、长时间、跟踪式、反复多次地融入采访对象生活。

更准确地说，他是走入了的周围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真真成为了他们的朋友。比如熟悉的面馆老板，春节时会邀请何伟到家里来一起过年；邻居小孩家生怪病时，何伟到处查资料，询问认识美国医生，还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病。

现代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的柯文（Paul A. Cohen），曾经专门赞扬过何伟文字中这种的共情：“何伟观察，叙述，解释，尽管有时他也因个别中国人的行为而烦恼，但是他几乎从未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性的评判。相反，他骨子里的仁慈，让他始终能够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

图：《三峡好人》 

小小的两人渔船、在乌江两岸来回摆渡的挤满了乘客的渡船、从乌江上游一路北来满载着煤炭和砂石的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往三峡的白色大客轮。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

——《江城》

因此，何伟的文章里，除了详细事实的细节，他很乐于去描写人，尤其是那些普通人身上不经意的温情。

比如，在《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他女儿在中国念书，班上有位男同学提到了一些反美的话。后来，她的老师用一种很中国人的方式，给全班讲述了一个关于重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并在故事结尾，自然地提到“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在华裔媒体人查建英眼中，优秀驻华记者，就应该是像何伟这样的，有过硬的中文能力，足迹遍布大城小镇，跟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恼火世界观的中国人都接触，才是真正地扎根在中国。

“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该从土地里而非天上长出来。”

这种兼具自家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双重身份，既能非常了解当地的背景，让人感到一种亲近感；而作为一个外来者，保有一定距离，又能够尽量客观，观察到那些像氧气一样的，我们呼吸在其中却又难以觉察的细节。

03.  

什么能打破偏见的同温层？

最好的答案是阅读和写作  

有评论指出，何伟的描写视角并不罕见，是一个稍微“善良”些的人就能拥有的共情视角。

确实从生理的角度上看，人的大脑里拥有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模仿、同情和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

但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指出，共情并不一定就能走向和平、理解包容，甚至往往会走向互相排斥和复仇。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结论？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提到，因为人们会将“自己人”纳入进自己的圈子里，也就是移情圈。移情则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

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警告，这种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可能非常短暂。甚至移情像是开关一样。会关上甚至走向反面。

人们能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其实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梦想”。何伟的这种共情视角，也并非人人都有。

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间隔遥远的人们建立了从未有关的紧密联系，但回声式效应（Echo chamber），却使得彼此更近疏远、只愿接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声音。许多个体把自己关到了小小的同温层里，却不愿意对外扩张。

由于算法和社交网络的细分等等原因，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们几乎可以一整天只阅读那些认可自己观点的文字内容，只听同意自己的声音。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江城》在中美两国都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但20年后的现在，情况却截然相反。

《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在中国收到一些批评声，在美国却更加遇冷。目前在《纽约客》的官方推特上，只收到了232个喜欢，12条评论，零星几个评论里，有人大骂“这本杂志已经完全沦为了中国政党的宣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描写的是现在，而《江城》描述的是过去，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像是重看过去的老照片，陌生而又熟悉，可能有点羞耻，却又带着新鲜、好奇和怀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看来，已经像是怀旧的黑白照片。

更难以忽视的，则是背后折射出的中美两国，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愈来愈深的隔阂。

何伟说，他最失望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导，是“过于政治化”的那些，没有太多针对社会、人们如何互动的描写——这也是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外媒报道”。

何伟呼吁，不应只选政治这一点来报导，而应展示整个轨迹。何伟坚持这样的写作20年，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美国读者，甚至还影响了之后的许多美国媒体人，他们不再僵化地只用一种西方的维度看问题，而是深入观察到了中国社会的细节。

比如何伟的继任者、下一任《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也同样希望“让美国人注意到我所描写的中国，美国人很容易就会只把关注点放在政府的行为上。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每天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是美国人能理解的，是会产生同理心的，因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即使在《纽约客》内部，不认可这种观点的记者也很多。但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表示，《纽约客》的文化是作者最大，他尊重不同作者带来的多元化。也有正是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人，才能平衡别的声音。

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能拓宽了移情的圈子？史蒂芬·平克指出，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把视野放大到人类的历史上，比如17-18世纪的英国，识字率和阅读率的提升，大幅影响了当时“人道主义革命”和“文明的进程”。

因为阅读是一种能让人转换视角的行为。当某人的思想进入了你的头脑，你就是站在他的立场观察世界。你不仅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你还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了一把 ta 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认为，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偏见，其实恰恰需要多派些记者来中国。

有些外国报导确实存在着偏见，这并不能简单抨击为是“出于故意”，因为这些记者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认知体系，很难跳脱出来。

而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英文版《江城》封面 

​以何伟为例，在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另一个正面例子则是《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他像何伟一样，喜欢了上中国的生活，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尽量客观去呈现这个国家的多面性、复杂性。

张彦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我想看到的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更多的中国神话起源地，更多著名艺术家或作家的家宅，在不同的城市结交更多的朋友。”

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张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后来，国内许多主流媒体选择性地翻译了文章的部分段落，并配发标题《<纽约时报>这次为中国说了句公道话》。

张彦说，这篇评论注定会被双方误解和利用，但他仍然觉得应该写下这些内容。做错的事情值得批评和警惕，但做对的另一些事情则值得尊重和学习。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3月中旬，中美互相驱逐了对方的记者，张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签证被取消，被迫回到美国。

张彦非常遗憾。如果记者无法长期在中国生活和调查，是无法提供准确、丰满，尽可能减少偏见的报道的。而关于中国最好的新闻作品，几乎都出自长期驻华的记者之手。

缺乏媒体机构的支持，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很难有资源进行长期调查及深度报道的项目，这意味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以往那些极端、失去上下文，往往也很极端的日常新闻上。

而回到国外的记者，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做着离地的报道。他们感受不到这片土地的脉搏，无法和这里的人民面对面交谈，认知中国的框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更难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报导质量势必下降。

外国读者了解到的中国，也会更单薄、更脸谱化，很可能带有更多的偏见。而偏见，往往正是误判与对立冲突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