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但中国更拯救了马克思主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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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上，目前国人普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却不知中国也拯救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根本上说，不是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而是中国拯救了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如果不明白中国也拯救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究竟怎么拯救中国的。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怎么拯救的中国，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社会、中国文化。

总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相互拯救关系，尤其是理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拯救，才能真正看懂中国，看懂今日之中国。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拯救，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经济体制上，马克思主义让中国拥有一个以国企为主导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同时又通过市场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和个人的经济性，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

一方面，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能保障国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让发展起来的工业系统和经济系统和积累起来的资本，在根本上服从国家和政府指令，最终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服务。避免出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资本和经济系统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他们的工业、经济和资本不是为人民利益服从，而是仅仅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导致压迫和盘剥人民。

如果国家和政府不直接掌控资本，掌控企业，如果国家所掌控的企业和资本规模不足够大，不能对整个经济系统、资本系统起主导作用，那么经济和资本在整体上就会脱离国家和政府的控制，而凌驾于人民之上，背离人民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在保障国企主导的同时，又放开了市场，不仅国企的运营是高度市场化的，而且也允许私人、私有企业参与市场，与国企一样，都是平等的市场参与者。私人、私人企业的参与，为市场提供了不同的激励方式，为市场和经济系统带来活力和动力。

这样就做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和平衡，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又不失公平，在维护公平的同时，又保证了效率。放眼世界，独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全球最好，没有之一。

在政治体制上，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设计看，既然整个国家的资产、资本都是共有的，只有一家，当然也只能由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来管理。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一定只允许一个党派存在，就是共产党，然后由其组成政府，对整个国家的所集中起来的资产、资本进行管理。因此，中国在政治体制上采用了一党制。

在欧美看来，多党制一定优于一党制，多党制是民主，一党制一定是专制。其理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一定分化成很多集团，每一个集团都必须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这样只有多党制才能将全体人民的利益反映出来。如果只有一个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将仅仅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并且压制其他集团的利益，形成专制。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不同，不代表任何集团的利益，自身也没有特殊利益，而是代表全体的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中国共产党是超越任何特殊的集团利益的，而只代表整体的人民的利益，这意味着共产党具备一种超越性，超越利益集团，甚至超越利益本身。

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民，当成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思维和做法是欧美无法想象的，是匪夷所思的。他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政党，居然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居然不是利益化的，而全心全意以别人的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

于是，西方人不相信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统一成一个利益，更不相信存在一种政党，自己没有利益，而是专门代表人民的利益。基于这种认知，他们不仅认为只有多党制最好，只有多党制才能保障自己利益，而且他们也不相信自身集团之外的任何人，他们不相信政府，说什么“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他们将政府和政府官员都当成贼，其制度设计模式也是“防贼式”，想尽一切办法肢解和分拆政府，让其无法独立决策，而只能陷入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诿和扯皮。

这种防贼式政府，就是多党制的民主政府。人民不相信政府，甚至敌视政府，不允许政府有独立的决策权，其实质就是无政府。有局部集团利益而无整体人民利益，有政党而无政府，有资本集团而无政府，这是西方之现状。

而中国恰恰相反，不仅存在整体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而且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凌驾于任何的局部的集团利益之上，共产党只代表、只维护整体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而不允许任何的集团利益干预、破坏人民利益、国家利益。

同时人民相信政府，尊重政府，尊重政府官员，政府也拥有独立的决策权。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和良好的分工和角色定位。

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以国企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一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快速崛起，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发展了经济，但却没有沉迷、沉溺于经济，没有陷入唯经济主义、资本主义，而是对经济和资本实现了有效的控制，让其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

但是，中国独特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和一党制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的政治模式，绝非仅仅靠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可以实现的。

道理很简单，苏联也是实行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原理上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中国更正宗，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俄国所引入，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中国也一直以苏联为师，为老大哥。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个苏联老大哥却毅然决然地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苏联随之解体，此后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一夜私有化，昔日的苏联共产党也沦为毫无存在感的边缘小党。

苏联为何突然解体，马克思主义为何在苏联遭遇彻底失败，关于这些问题，只有与中国相比较才能真正看清楚。从根本上说，苏联的失败与美国无关，而是缺乏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重要元素。毫无疑问，中国具备而苏联缺乏的因素，显然不可能来自苏联，也不会来自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来自中国自身。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失败，在中国成功，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中拥有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所不曾拥有的独特因素，这些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得以形成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迸发出巨大的威力。

二

中国有三大元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无：其一是原生态的市场经济，其二是根深蒂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其三是义利之辩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本文余下的部分主要就是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先说第一个中国因素：原生态的市场经济。

美国攻击苏联的最有效武器就是市场经济，他们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才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经济模式，公有制经济将导致无效和腐败，苏联缺乏市场经济，因此苏联必然崩溃。冷战时期，尤其是里根之后，美国认为自己的市场是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

事实上，从整个人类史来看，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其起源地在中国。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自然形成的，是野生的、原生态的。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行业社会，有行业而无阶级。而在现代之前，西方世界则都是有阶级而无行业，因此也就缺乏自由交易，没有市场经济。

现代之前，西方是一个农奴社会，国家的土地为极少数封建领主所私有，广大的农民依附在土地之上，也相当程度上为领主所私有，而没有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的权力和能力，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和精神。也就是说，作为农奴阶级的农民，并非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生活和经营被严格规定和限制，没有自由交易的权力和能力，因此西方也无市场经济。

近代西方，从理念上系统提出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概念的是英国的亚当·斯密（1723—1790），此人被现代欧美称之为“经济学创始人”，其“名著”就是《国富论》。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原创，而是来自法国的魁奈。18世纪欧洲普遍崇拜中国，以中国为发展榜样。魁奈、伏尔泰等当时法国名流都是中国崇拜者。

魁奈（1694-1774）甚至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的专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对中国中国的社会和制度非常羡慕和赞赏，其中就包括对经济不加干涉的“自然”制度。为描述这种经济模式，他还发明了一个新词“自由放任”，然后发展所谓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这就是“市场经济”概念的雏形。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进一步将“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系统化，对当时西欧存在的种种限制做了系统性的批判。

现代的研究认为，魁奈的“自由放任”一词直接翻译自《老子》的“无为”，这个结论对了一半。说“自由放任”翻译自“无为”是对的，但是把“无为”说成是老子的、道家的则是错的。“无为而治”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宪政”原则，另一个是“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无为而治”、“不与民争业”，都是对政府行为的限制，也是对政府的角色进行定位，让政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古老的宪政原则和明晰的官民定位，对当下之中国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依然在当下之中国发挥着基石作用。

中国的历史与西方恰恰相反，从经济模式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行业式社会、分工协作式社会，而西方则是没有自由交易的阶级社会。中国从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阶级。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社会一说仅仅适用于西方，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教材也将此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头上，是赤裸裸的指鹿为马。

纵观整部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期对人民的经济行为存在大规模的限制，一个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另一个则是新中国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也是共产主义实践时期。但是两者都很短，仅仅持续十多年，都随着创始人的逝世而立马被废除。此外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再无对人民的经济行为有太严重的干预，更不存在什么西方意义上的阶级。

因此，要真正研究市场经济，要探寻市场经济的真精神，就应该研究中国历史，到中国历史中去找，而非研究充斥臆断的肤浅的经济学。

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内在的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的精神，而非外在的市场制度，更非什么数学模型化的价格机制。一切外在的市场制度，不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主体在进行经营和交易所自然形成的效果。西方经济学恰恰关注外在的市场制度，而忽略最为重要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忽略内在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说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市场经济，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史以来的中国人都是具备独立自主经营精神的独立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是中国经济的一般状态。历史上最重要的产业是农业，中国的农业有史以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独立经营的，独立自由地生产，独立自主地交易。

三

历史上的中国，土地分散地为众多农民所拥有，是常态、正态，从未出现过土地为少数统治者所私有的现象，而这恰恰是西方古代阶级社会之常态。

为避免政府和政府官员控制土地，自政府在出现时的尧舜时期，中国就制定了一个宪政原则：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即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全部来自俸禄，而不允许在经营任何产业。如果用现代的权力思维，就意味着，官员们是被剥夺了产业经营的权力，这些权力只属于人民。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民才是真正的“有产阶级”。

三代的中国就高度重视土地的均分，维护农民的独立自主经营，搞出了井田制。春秋之后，随着“礼崩乐坏”，三代制度崩溃，井田制被废除，于是土地兼并开始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西汉之后。

但是，土地兼并是地方豪强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并非政府本身对土地的合法地私人占有。恰恰相反，土地兼并恰恰是不合法的，不仅遭到基层的农民的反对，而且也被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所反对。

皇帝反对土地兼并，打击豪强，与中国一贯的政治理念与核心制度有关。由于“不与民争利”的理念与制度，皇帝以及官员的合法收入只能来自税收，而不能来自直接的产业经营，不能通过直接拥有土地而获得经营性收入。而一旦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而被豪强兼并，其税基就被被破坏，因为豪强们总是设法避税。

皇帝不去直接拥有土地，还有一个原因是基层的农民的反对、反抗，由于中国农民自然、天然地拥有独立自主生产和生活的精神，而拥有土地则是独立自主农业生产的基本前提，一旦土地兼并严重，而且连皇帝也无能为力时，失地农民太多，就会出现农民起义，豪强皇帝一起反。

西汉以来，周期性的土地兼并是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均分土地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诉求，唐末黄巢起义就打出“均平”的大旗；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曾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他们提出“均贫富”的口号；起义成功后的朱元璋对侵吞土地的豪强和官员展开了血腥镇压，直接杀掉一批人，包括自己的“功臣”，将其土地分给农民；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主张绝对平均分配土地。

即便辛亥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依然把均分土地作为重要纲领，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而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口号则简单明了“打土豪，分田地”。建国之后不久，为推进共产主义实践，中国搞了“人民公社”，将土地集中起来共同耕作。坚持了不到20年，改革开放后，又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分田到户。

保障农民平均地拥有土地，就是保障独立自主的经营方式，就是在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这是中国农民天然拥有的精神，同时农民也天然地拥有不惜生命去捍卫这种独立精神的精神。

从作为市场内在精神支撑的独立自主精神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人口最大多数的最基层，而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础则在人口极少的上层。

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将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将国有经济融入市场经济之中，并引入私营经济与之共存，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因素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是固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经营和交易的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可以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清晰看出这一点。

四

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起点。这一点往往被现代的人们忽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乃至私营企业也是从农村开始的。

无疑邓小平在对改革开放贡献是伟大的，将其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有失准确，也会带来很大误导。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不是“顶层设计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真正动力恰恰来自社会最基层，来自农村、农民。

现在教材，以及舆论媒体，会想当然地认为，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欧，最发达的地方是美国，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从西方引入，从资本主义引入，这简直是乾坤颠倒。西欧的市场经济是现代才有的新生事物，而且是受中国影响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相比，欧美的市场经济是倒是伪劣品。

历史以来，中国的农民的经营方式都是以家庭，甚至个人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是自由经营和自由交易的，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尽管是出于善意，为加速共产主义进程，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将农村土地仅仅集中耕作，后来称之为人民公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人民公社化是对农民的独立自主经营干预最严重的一次。

因此，人民公社开始不久，便遭遇了农民的反对。也正是如此，政府也放松了要求，譬如准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在有限范围内恢复自由市场。对自留地，农民的经营完全独立，其产品也可到市场自由交易。但是，自留地毕竟比例太少，要求分田到户的呼声和行为依然屡有发生。

毛主席错误地认为人们对人民公社的反对是阶级斗争，其发对者都是走资派，为反对和改造走资派，坚决推行人民公社，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公社也是失去存在的动力。

安徽凤阳小岗村，为实现包产到户，其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签订了一张协议书，18位村民按了18个红手印。村干部决定将本村的集体土地分包到每个家庭，如果上级怪罪，村干部承担一切后果，如果被杀头，村民承诺将其子女抚养成人。

小岗村的要求废除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的行为，在全国并非第一次，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事件的发生。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正确地研判了形势，充分尊重了民意，于是顺其自然地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农村的市场，允许农民独立自己地生产和交易。

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对历史的回归。当然从平均分配土地的角度而言，这是三代以来做的最彻底的。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堪比三代时期的井田制。2006年免除农业税之后，甚至比井田制还好，因为井田制还是要交十分之一的税，以公田的收入代替。

中国所存在的这种内生的、基层化的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精神，为西方所无，不仅苏联没有，欧美也没有。这是苏联无法在苏联共产主义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根源，最终这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这也是美国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其经济竞争力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根源。

同时，如果说苏联经济与市场经济无法兼容，那么美国经济就是无法与国有经济兼容，因此，美国的经济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无法对其控制和约束，让其服从服务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中国面前存在双重劣势。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部分，由于基层民众缺乏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精神，美国整体的市场竞争力远远落后于中国。另一方面，缺乏独立的国有经济，政府无法、无力去对经济整体进行规划和控制，只能任由资本肆意横行。

苏联崩溃了，美国离崩溃还远吗？

五

下面说一下苏联所无，中国独有的第二大要素：根深蒂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没有自身特殊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属性。这种独特性，不仅苏联没有，美国更无。那么这种独特性来自哪里？不可能来自苏联，更不可能来自美国，总之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自身，来自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自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是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历史悠久且不曾中断的文明，更为独特的是，中国保留了大量、系统性的史籍和经典，不仅有四书五经，还有二十五史。大家愈发感到，中国独特的文明历史中，中国所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中，一定包含着对整个人类有普遍适用的伟大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是什么，尚不为人所知，尚待去发现和阐释。

政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对整个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与现代政治有着本质不同。现代政治，或者说现代人对政治的理解和定义，都是西方式的、西学式的。这是近现代欧美人，基于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所做出的。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两段话对当今世界依然适用，揭露了中国政治模式的本质，以及中国政治模式与西方（夷狄）的本质不同。

“诸夏”就是中国；“夷狄”就是中国之外的区域，西方欧美国家就是现代的夷狄；“君”就是国君，更广泛地，也指以国君为中心的政府和制度。“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说，中国之外的夷狄，即便有政府以及相关的制度，还不如中国之没有政府，没有相关的制度。

从历史看，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石，在心性、义理，在道德，这是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历史也更悠久，而政府、制度，只是外在的东西，出现时间也较晚。

政府，以及相关的制度，正式出现是在尧舜时期，也是五帝时期的末期，整个的漫长的三皇五帝时期，则是没有政府的，当然也就没有基于政府的制度，但是却依然存在良好的秩序，甚至更为良好。

既然没有政府，尧舜之前，中国社会的良好秩序如何实现，这是弄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弄懂中国当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答案是靠契约，而契约的基石又则是内在的诚信，内在的义理、道德。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是对久远渺茫的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当然是最早的最原始的契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人类也如此。这不仅意味着契约起源于中国，而且意味着中国的上古时代是一个“契约而治”的契约时代、契约社会。“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

三皇五帝时代的政治，没有政府，但依然拥有良好的秩序，此时用来治理社会的工具是契约。尧舜之后，政府开始在中国正式出现。但是，在春秋之前的三代时期，政府以及相关制度本身则是契约化的，同时也包含着多神教的宗教因素，但以契约为主导，即所谓的“礼乐”制度。

春秋之后，中国发生了“礼崩乐坏”，其实质就是三代礼乐制度的崩溃。直至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的制度范式才得以形成，可以称之为儒法范式：儒体法用范式。儒家思想的实质就是礼乐和契约制度背后的义理因素、心性因素，当然也是道德因素。直至辛亥之后。目前正处于新的范式的形成时期，尽管雏形已现，但仍未最终成型。

这样以来，整个中国历史就存在三大制度范式，和正在孵化、孕育的第四大制度范式。已经存在的三大范式是：第一，三皇时代的契约范式；第二，三代时的礼乐范式；第三，西汉汉武帝后到晚清，儒法范式。目前正处于第四范式的孵化之中。

同时还存在三大中间期：三皇和三代之间的五帝时代，是从契约范式到礼乐范式过渡的中间期，也是第一中间期；从春秋到汉武帝，是第二中间期，也是从礼乐范式到儒法范式过渡的中间期；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则是第三中间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制度范式正在成型，但是并未最终成型。

尽管整部中国历史在制度范式历经了三次巨大变化，从三皇时期的契约制度到三代时期的礼乐制度，再到汉武之后的儒法制度，辛亥后儒法制度也崩溃了，但是，透过表层的制度变化，但是支撑这些制度范式的深层因素，却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心性、义理，也是道德。

六

关于心性、义理与政治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儒家经典里多有论述，典型的如《礼记大学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心性的修养，是通过学习义理而实现，后四条则是心性和义理在秩序上作用、效果和呈现。

这意味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有剧烈的制度范式的变化，但是并无文明范式的变化，2500年前的孔子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实际上将历史、社会分为两个层面：“所损益”层面和“虽百世可知”层面。“所损益”的，就是表面的制度层面的变化，“虽百世可知”的，则是支撑制度的内在的心性、义理因素，也是道德因素。制度因素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损益，但是心性-义理因素却不会随时代变化，因此“虽百世可知”，永远可知。

真正支撑社会秩序的，是内在的心性-义理因素，而非外在的制度因素。外在的制度好学，容易复制，但是内在的心性-义理因素不好学，不容易复制。

蛮夷可以很容易复制外在的制度，包括建立政府，选出政府首脑，这就是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但是蛮夷却很难学到政府以及相关制度背后的心性-义理因素，所以，导致夷狄的制度空有其表。

而中国即便制度出现变革和缺位，但是却具备内在的、深层心性-义理因素，依然会存在良好的秩序。即便在混乱之中，也有存在努力建设新制度的努力，哪怕非常艰苦，哪怕很多人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从这里边也可以看出，文明的决定因素，不在外在的制度因素，而在内在的心性-义理因素。是否出现和存在独立的心性因素，独立的义理因素，就是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以此为标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中国之外无文明，而只有蛮夷。

现代的世界依然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欧美西方，包括曾经的苏联，都是空有制度，而缺乏内在的心性-义理因素，缺乏内在的道德因素，因此这些制度一定会走形和失效。苏联因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效而解体，美国也因民主制度的失效而已经陷入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之中，濒临解体。

因此，中国的政治与蛮夷的政治、西方的政治有着本质不同，中国政治，重在内在的心性、义理，是心性政治、义理政治，即孔孟所说的“仁政”，或者仁义政治。而西方政治的核心则在外在的制度，包括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治，以及美国西方的民主政治。

七

仁义政治有三大核心特征。

第一，仁义政治的基础是共识和民心，是共识政治、民心政治。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因此，义理就是人心所一致同意的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最大化，是所有时间所有人类的共识。从地理空间上，包括天下所有区域所有的人；从时间空间上，包括所有时期所有的人。不仅需要当下活着的人的同意，而且需要历史上死去的人的同意，即义理是涵盖历史的。

因此，中国传统的义理与当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有着本质不同，当下的民意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太狭隘了。空间上仅仅指一个国家的民意，甚至一个利益集团内的民意；在时间上仅仅是一个特殊时刻的民意，是不包括历史的。

以义理的共识为参照标准，民主政治的所谓的民意，实为私见，民主政治实为“私见政治”。同时，原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是不是共识，而是私见。其基础都是是利益集团的当下利益诉求，其存在方式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

也正因为仁义政治的共识程度是最大化的，也就意味着，其适应范围是天下的，即世界的、全球的，是天下政治、全球政治。同时，其可持续性也是永恒的，穿越历史，并无限延续。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传统政治以义理、仁义为核心，但是，义理、仁义并非独立的实用之物，而仅仅是所有人的人心的思考和判断之结果。

义理、仁义也可以称之为道。因此，义理是根植于人心的，由人心所发出。因此义理就是人心、民心。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

因此，仁义政治基石也是民心，是民心政治。而民主政治则是外在的、机械的“程序政治”。

八

第二，仁义政治是专业政治。

与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不同的是，仁义政治还是一种专业政治，而且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专业政治。

政治在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自尧舜以来就是如此。而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至今都为实现政治的行业化、专业化，而是一种业务政治、兼业政治，民主政治也是如此。

政治行业化、专业化的关键，就是绝对性切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一旦进入政治行业，就不允许再直接从事任何的经济产业。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所讲的“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

古代经典常用的社会分工状态是：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士”，就是政治业，政治行业。

孟子对政治的行业化和专业化做了至为精到论述。他认为，政治业，象工业、农业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的行业，为社会提供仁义，社会则以税收做交换。

《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里的国，其实就是指治理国家的机构，即政府。这句话就是基于行业分工的，意思是说，政治不以经济为利，而是以仁义为利，即政府的专业职能不是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提供仁义，让社会变成和维持仁义社会。

中国传统的 “义利之辩”，不仅是学术讨论，而且还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模式，而且还有制度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分工模式就是分成两大行业部类：义行业和利行业。政府所从事的是“义行业”，人民所从事的是“利行业”。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这些话也是基于行业分工的背景。孟子将全体人民分成两个行业群体：士和民，其实就是“义行业”和“利行业”。这里“民”特指“士、农、工、商”中“士”后面的“农、工、商”，主体是农。

通过“不与民争业”，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政治业的从事经济生产的权力的被剥夺，这个权力仅仅属于民，属于农工商。官员的收入只能来自税收，即俸禄。而官员则又是向民选拔，开始是举荐，后来形成高度标准化的考试，即科举制。无论举荐，还是科举考试，其标准都是道德水平，义理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

其实在三皇时期结绳而治的契约时代，仁义政治已经初具雏形，尧舜之后，政府形成，只是契约时代仁义政治雏形的专业化、职业化。

作为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和书契的契约机制与现代的契约机制有着本质不同。现代的契约基本保障在在作为法律制度，而支撑法律的则是暴力。这样法律就成为凌驾于契约双方之上的第三方，拥有绝对权威。但在结绳和书契的契约机制中，契约的基石则是契约双方的直接信任。在契约双方之外，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威的第三方。

既然，不存在凌驾于契约双方之上的超越性权威，契约双方是对等的，那么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就唯有基于契约双方的共识。双方都基于诚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最终达成的结论就是共识。

契约关系就是二人关系，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小单元，整个社会关系就是由众多二人关系所构成，只有每一个二人关系是和谐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良好秩序。因此，二人关系，就成为中国文明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基于这种二人关系，后来就构造出一个汉字“仁”。

“仁”就是二人关系，其历史实践场景就是契约关系。将二人关系，进行分类，就出现了“五伦”，就是五类重要的二人关系：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再后来，从五伦中检出三种最重要的，就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

这就是“仁政”的契约背景。

但是，二人之间也可能出现分歧，从而单靠二人的协商，无法达成共识，从而无法签订契约，或无法执行契约。此时就需要一个中介，来提供帮助。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评理”。能够为纠纷、分歧撒谎方提供评理服务的人，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大人”，他们没有任何的正式权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性权力，他们仅仅是凭借自己的义理、道德水平，自己的名望，作为第三方对双方进行义理开导，帮助其进行沟通，然后消除分歧，达成共识。

甲骨文“大”，其字源就是德高望重的，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同时，甲骨文总体上就是契约文字，其基本字形结构都是直接来自契约符号，包括书契符号、结绳符号和大人符号。在甲骨文字形中保留了契约机制。这一点我此前已多次指出。

契约时代的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他们提供评理服务，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不收费用，他们也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家。尧舜时期，政府的出现，实质就是大人的职业化。进入政府做官的都是大人，因此“大人”也成为对官员的尊称，直至晚清。

在契约时代，政治业作为一个行业的行业定位和行业属性已经基本成型，就是大人群体和大人业。最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无为而治，另一个是只关注义，而不关注利。

契约的真正主体是契约双方，作为契约中介，其目的只是帮助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因此，大人不应该去干预、插手，双方的经济事务本身，那完全是契约双方的事。

无为而治的实质是，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契约双方的最大化尊重，作为中间人，作为第三方不能越俎代庖，不干涉，不参与契约双方的实际的经济事务。如果双方能够自行化解矛盾，自行达成共识，那是最好的。

无为并非绝对的无为，而是说大人有明确的定位，当分歧发生，契约双方邀请大人来评理和化解时，大人需要尽力帮助，但是，其行为将仅限于提供义理服务，通过义理讲解，教育教化，让两人心悦诚服地消除分歧，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大人和契约双方之间就形成明确定位和分工。契约双方是经济行为主体，是相关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利益相关方，双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和争夺，属于“利行业”。但是，大人是不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没有利益瓜葛，因此大人是超越经济的，超越利益的，而只关注其中的义理和公平、公正，属于“义行业”。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出现“义行业”和“利行业”的分工模式，在遥远的三皇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雏形，因为那时的大人不是完全职业化的，有专业而无职业。到尧舜时期政府成型之后，才出现大人的职业化，进入政府，脱离经济事务，通过基于税收的俸禄，而职业地、专业地从事大人的工作，即义理工作。

当大人开始组成一个职业集团，成为政府时，为确保其职业性，即确保其全心全意地将工作放在义理上，只关注义，而不关注利，他们自我做了一个限定：“不与民争业”。就是禁止大人再从事任何的经济生产和经营工作，其收入必须完全来自俸禄，切断大人、政府与经济的直接联系。确保政府是一个“义政府”、“义理政府”，也是“仁义政府”。

这样，“无为而治”和“不与民争业（利）”就成为对中国传统中对政府、政治的两大最核心的原则，也是对政府的两大限制，用现在的话就是两大“宪政”原则。同时也实现和保障了政府、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既然政治、政府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一个“义行业”、“义理行业”、“仁义行业”，在对其进行限制、限定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同时也赋予其独立决策的权力。因为政治行业是义理行业、仁义行业，因此这个行业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被人们尊重。“学而优则仕”，社会最优秀的，最被人尊重的人也都会被选拔进入这个行业。在“义”、“义理”、“仁义”这个专业领域之内，官员、政府被赋予了绝对独立的决策权。

整个人类历史中，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实现政治的专业化，他们的社会没有实现义利之区分，也没有独立的义理概念，当然也没有独立的义行业，义理行业，仁义行业，即没有真正的独立的政治，包括西方现代文明。

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都属于西方文明的范畴，也都不是专业化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他们既没有中国自古以来的最大化共识的概念，也没有义理的概念，他们的社会不存在一个超越经济和利益的，能够为人们提供义理服务，为社会提供公平和正义的群体。

他们压根否定义理的独立存在，否定道德的独立存在，也否定有道之人的存在。他们想当然地、肤浅地认为，人都是追逐经济利益，而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都是“经济人”“利益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样以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利益争夺的世界。但是面对利益争夺，又有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既然人都是利益人，社会就是利益争夺的社会，既然利益争夺是“自然的”，那么就应该顺应之，充分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争夺的权力，即财产权、产权。然后，基于经济利益，人们之间拉帮结派，形成不同利益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叫“民主政治”。

另一种态度注意到，在利益争夺的过程中，资产最少的那部分人老是会吃亏，遭受不公的待遇，因此主张彻底消除这种利益争夺，实现财产共有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民主政治，表面似乎相反，但其基本的、深层理念是一致的，都是认为人间只有经济，只有利益，而再无其他，他们都看不到超越经济的义理的存在，都是有利而无义。其政府都是基于利益的，基于利益争夺的。

九

第三，仁义政治具备无限的超越性和适应性，超越现实经济，适应于任何时代，任何经济形态。

从历史事实看，仁义政治在中国的存在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从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三皇时代，一直到当下。当前中国的政治模式，从体上、根本上、骨干上说，依然是中国所固有的仁义政治。

仁义政治之所以能够具备无限的适应性，能够适用于任何的经济形态，任何的时代，根本原因具备无限超越性，对现实世界中经济行为的超越性。仁义政治不参与经济事务，而仅仅对经济活动进行超越性的评价、评判，让经济合乎义理，合乎公平和正义。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形态如何变化，人类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则是永恒的。仁义政治只关注永恒性的东西。

仁义政治具备无限适用性，不是抽象存在，而是一个对历史场景、现实条件的具体的判断和选择过程。即其适用性的本质，是其判断和选择能力，“仁义政治”又是“心性政治”，心性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这一点在下面再详细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是中国传统“仁义政治”的应有之义。如今中国共产党能够具备此种属性，显然是对仁义政治的继承，而不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

反过来说也正确，共产党所具备的没有自身利益，而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属性，也证明中国固有的仁义政治依然完好存在。

十

下面说一下中国独有，苏联和西方所无的第三大要素：义利之辩的思维模式。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贯穿历史的仁义政治，并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发展出当下的人民政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中国文明在文明之处就出现了独立的义理概念，独立的心性概念。

义理和心性是一体两面，是同一个东西。到宋明时期，将其概括为“心即理”、“性即理”。对于这一点，现代人真的很难很难理解了，因为现代中国所盛行的学术是西式学术，其基础是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以西方学术观察中国，不亚于坐井观天。受西式学术训练的现代人，包括现代中国人，犹如井中之蛙，中国文化则是天空。井中之蛙会把井口当成天空，而否定真正的天空的存在。

独立的心性、义理都是中国文化所独有，为西方文化所无，但是，现代人却把西方现代学术视作人类文明最先进，受现代学术熏染的人们，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就拼命否定独立的心性和义理的存在。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是说心是思考的器官。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中国先人就意识到人的本质活动在思考认知，并基于思考认知活动，抽象出心和理的概念，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代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是，“心（性）”、“理（义）”都不仅是抽象概念，而是是人类文明中最抽象的概念，没有之一，比现代科学中的抽象还要抽象，因为它们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而思考活动在现代人看来本来就是抽象的。而科学的抽象则是针对具体事物的抽象，譬如数学，但是数学在心、理面前则是具象的，心、理比数学更抽象，可以说是抽象的抽象。

中国先人认为思考活动是人的最本质活动，并基于思考活动抽象出心和理的概念，心就是发出一切思考活动的功能性器官，理则是这个功能器官的基本属性。思考认知功能包括判断和选择，理实质就是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和原则。将理说成心的基本属性，也就是意味着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是内在的，也是人生而有之的，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培养。这就是孟子说的“良知良能”，被后来的王阳明进一步发挥成“致良知”。

由此就有了“心物之辩”、“义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几个辩题。

心就是思考功能本身，物则是思考的结果；义就是理，也是思考本身，利则是思考之用，也是物；道就是理、义，也是心，是高度灵活的，而器则是强调一定思考形成结果，就固定了、不变了；体是心，用是物。

这四个辩题实则说的也是同一回事，都是对心、物进行区分、辨识。

既然中国先人认为人的本质活动在思考，人的本质则在心性、义理，认为人就是心性人、义理人。人生的价值，社会的意义，就在于维护每一个人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遵循和顺应心性和义理，让心性独立而自由的发挥。这就是《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

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存在独立的心性和义理概念的文明，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明实现了心性突破、义理突破，而且在文明之初。以中国历史为参照系，唯有实现心性突破和义理突破的文明才是真正的问题，唯有以心性和义理为核心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显然，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包括现代西方文明。

心性、义理就是思考功能本身，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实质就是思考独立和思考自由。中国文化、儒家的核心就是研究思考本身，研究如何真正独立而自由地去思考，破除一切思考的独立和自由进行制约的一切障碍。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思考主体，真正实现心性自由，思考自由的人，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就是成德之人，就是大人、君子。他们可以为纠纷双方进行评理，充当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政府出现之后，政府官员实则就是大人的职业化，政府就是成为一个社会的大脑，是社会中最会思考的人职业团体。

正式区分了思考本身和思考之作用和结果，即区分的心、物，中国文明也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且是绝对超越，也让以此为原则的中国文明具备无限的适应性。

一切现实都是物，而人的本质，政府的本质则在心性和义理。同时一切现实，作为外物，也不过是心的思考对象，是政府的思考对象。外物是死的，心和政府则是活的。

这是中国文明永远持续的秘密所在。

十一

最后做一下总结。

说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这没有问题，因为世界工业化、经济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正确的工业化模式、经济化模式，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支撑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硬实力上成功崛起的同时，又避免让中国出现唯经济化，唯工业化，让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保持着资本和经济系统的总体控制，让其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对比苏联可以清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联失败，在中国成功，而是在于，中国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独有的新元素，这种新元素不仅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苏联也没有。这些新元素包括：中国本有的原始市场经济；没有自身特殊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心物之辩、义利之辩的思维方式等。

毫无疑问，没有中国的存在，不为马克思主义注入西方所无的中国因素，马克思主义将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在世界消失。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拯救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明的核心在内在而抽象的心性和义理，也在思考本身，因此中国文明是心性文明、义理文明，也是思考型文明，这种特质使得中国文明具备对现实世界的绝对超越性和无限适应性，使得中国文明可以超越时代、超越任何经济形态和制度形态，可以适应任何时代、任何经济形态和制度形态，而永恒存在。

经济形态可以从伏羲时代的渔猎采集，到后来的农业时代，然后再到工业时代，中国文明都可以很好地适应。从三皇五帝时代的契约范式，到三代时期的礼乐范式，再到汉武帝之后的儒法范式，任由制度范式如何变化，中国文明都可以良好适应。

因此，从根本上说，从心性和义理上说，只要中国这块土地存在，只要中国人一息尚存，中国就不能会灭亡。一个时代可以结束，一种制度范式可以消失，一个特殊的政府更可以消亡，但这绝非什么亡国。因此，甲午之后，突然兴起的“亡国灭种”恐惧，是杞人忧天的，也是肤浅的过度的恐惧。

甲午之后，对中国而言，不是什么亡国灭种、救亡图存，而是如何抗击外来入侵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老问题，甚至周期性发生。中国不会灭亡，也不需要任何的外来的拯救，而只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

甲午之后所出现的“亡国灭种”的过度恐惧，让中国出现幻觉性的错误判断，在日本的影响下，而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因此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而全盘引入西方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

新文化运动时期实际上引入两两套西方文化，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和西方边缘的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代表资本主义，共产党代表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代表所引入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失败。但是，共产党成功法宝并非固守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国实际为中心和本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为其注入中国因素。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的成功，并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成功，而是中国固有的中国因素的成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因素的关系，是体用关系，内因外因关系：中国因素是体，马克思主义是用；中国因素是内因，马克思主义是外因。

从心性和义理的层面看，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得了同一个病：却是仁义和道德。这个病也是昔日中国秦朝在统一中国后，短短十几年就崩溃的根源所在。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所有大帝国最终都走向崩溃的原因所在。

美国一度将苏联的崩溃功劳据为己有，认为是美国的战略举措摧毁了苏联，殊不知，自己与苏联是病友，目前已病入膏肓，出现苏联式的崩溃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