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罗威谈英国的移民问题_风闻

　　对造访英国的外国人来说，最让他们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英国人口极富多样性。众所周知，伦敦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但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甚至雷丁或贝德福德这样较小的城市亦是如此。英国并非只有白人，也有黑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甚至还有华人。英格兰几乎每座城镇都有一家中餐馆。大多数城镇也有印度便利店、意大利咖啡厅、波兰或土耳其超市，并且最重要的是，还有经营这些商店的少数族裔。多元文化不是伦敦的独有现象。它随处可见。

　　所以英国政府上个月公布关于种族平等的调查报告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报告的结果令人沮丧。根据该报告，非洲和亚洲背景的人在英国学校里更有可能遇到困难。这些族裔的失业率较高，犯罪率也较高。英国各大报纸满是心急如焚的报告，列举了国内这些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包括我在内的英国人不得不向自己提出棘手的问题：对那些外貌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有没有阻挠他们得到平等的机遇？我们所在的难道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吗？

　　我们也许可以从往昔学到一些有价值的教训。在英国，多元文化不是新现象，而是已经发展和演化了数百年。在英国的早期历史中，古罗马人、撒克逊人、维京人、诺曼法兰西人都入侵过不列颠。每一次入侵都把新一波人口带到英国，他们在这里定居，英国成为他们的家园。这些外来者抵达的证据保存在我们的语言里。英语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混合体，包含拉丁语、德语、古诺尔斯语和法语来源的词汇。对外国人来说英语之所以难学的原因之一是，英语里有很多不同的词的意思都差不多。比如源自古英语的road（路）一词，如今往往和street（来自拉丁语）、lane（来自荷兰语）或avenue（来自法语）混用。

　　在过去将近一千年里，英国本土没有遭到入侵。恰恰相反，英国人开始向海外扩张征服。从16世纪开始，英国士兵和冒险家开始袭掠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他们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奴隶和仆人，这些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在英国安家。但英国历史的这个阶段不完全是暴力冲突或剥削的历史。也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为了爱情、友谊、贸易或者单纯是为了新体验而来到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奥路索加（David Olusoga）最近写了一部获奖的历史著作，表明至晚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就有黑人，他们有的是奴隶，但也有普通公民。例如利物浦拥有全英最古老的黑人社区，可以上溯至18世纪30年代。这些移民来到英国时有的是获释的奴隶，有的是海员和商人。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英国。

　　英国是个岛国，历史上欧洲其他地区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常常逃往英国避难。17世纪末，成千上万新教徒逃离比利时和法国，到英国定居，主要是在坎特伯雷市周边和伦敦东区。19世纪有好几批犹太人为躲避俄国的虐犹运动而来到英国；20世纪，又有很多犹太人为逃避希特勒而来到英国。从1880年到1920年约有14万犹太人移民到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有10万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数字。

　　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也逃往英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有大量法国人来到英国，逃避本国的政治乱局。19和20世纪有成群结队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来到英国，因为英国的政治气候比较宽容。这些人当中就有卡尔·马克思。他最后长眠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欧洲的形形色色反纳粹人士逃往英国。其中很多人在战后留在英国，在英国社会留下了印迹。例如，伦敦西部今天有一所波兰大学、一家波兰文化中心、一家波兰研究所和大量波兰俱乐部和教堂。这些机构都是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约20万抵抗希特勒的波兰军人及其家属在战后定居于伦敦。

　　但是到英国的移民潮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量还是帝国主义与贸易的结合。在18和19世纪，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也最强大的国家。随着英国的军事和商业力量增长，英国也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伦敦是当时全世界最忙碌的港口，布里斯托尔和哈尔港紧随其后。

　　这些地方成为大批移民的家园，他们不仅来自欧洲，也来自加勒比海、非洲和印度，当然也有中国。英国是全欧洲最古老华人社区的所在地，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纪。英国的华人社区也是全欧洲最大的之一。这些早期华人移民有的是来自上海和天津等中国港口城市的水手和商人，但更多是来自香港和全世界更广阔地区的流散华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很多人一样，这些华人来到英国谋求生计和财富，后来留了下来。和其他群体一样，英国华人也倾向于组成紧密的社区，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英国人对他们的偏见。所以英国很多城市有“唐人街”。最有名的一个唐人街位于伦敦的苏活区，但纽卡斯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也有唐人街。

　　要想理解英国人口为什么变得如此多元化，就必须理解大英帝国的历史。英国的民族多样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引进”人口，也是因为我们“输出”人口。这乍看起来有点违反常识。每年有成千上万移民来到英国，但也有成千上万英国人离开。事实上，离开的人多于进入的人。这很重要，因为就是这样英国文化和英语才传播到全世界。这在后来的岁月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自己的家族也参与了这种人口流动。我的高祖父于19世纪50年代以殖民地官员的身份去了印度。他的儿子返回英国读书，但长大成人之后也要到海外殖民地去工作。这成为我们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我父母那一代。我母亲于1939年出生于印度，从小印地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在帝国的每个角落都有无数的英国家庭遵照类似的传统来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传统。在长达六年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政治宣传之后，英国再也不能为自己剥削位于亚非的庞大海外帝国给出合理的辩护。并且这个帝国在经济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在1945年，英国处于破产边缘，再也养不起在海外的庞大行政机关。于是各个殖民地一个接着一个获得了独立。在海外殖民地生活了许多代的英国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不得不“回家”。

　　很快，就有大量曾经是大英帝国臣民的殖民地人民紧接着来到英国。在20世纪40，50和60年代，南亚、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很多人潮水般涌向英国，寻找工作与机遇。他们知道，英国的各大城市在二战中受到严重破坏，需要重建。英国的就业机会很充足。

　　他们选择来英国，因为这很容易。作为前大英帝国的公民，他们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工作许可。他们自动有权获得英国护照。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一样，这些人已经会说英语，并且熟悉英国文化。他们毕竟在帝国境内生活了很多年，很懂英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超过30万加勒比海地区移民在英国定居，还有约45万印巴人和超过17万非洲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安家落户，发展得比较顺利。出生于牙买加的诗人露易丝·本奈特（Louise Bennett）愉快地说这是“反向殖民”。

　　我必须说，英国社会并不是完完全全地欢迎这些移民。很多英国白人不愿意接受他们曾经支持的殖民帝国造成的后果，尤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家乡城镇会发生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发出警示，外国人大量涌入会给英国造成社会骚乱，并预言将会“血流成河”。很快出现了一些种族主义政党，其中最有名的是“国民阵线”，它要求把全部近期移民遣送回其来源国。尽管如此，移民还是留了下来，渐渐地得到了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接受。鲍威尔预言的“血流成河”并没有发生。最后胜利的是英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

　　不同民族融入英国社会的过程并不完美。如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所示，即便今天，不同社群之间仍然存在紧张气氛。但在那些早就习惯于看到其他文化和种族的人的地方，特别是港口和大城市，少数族裔融入社会的进程最成功。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伦敦，它在漫长的历史里已经见证过许多波移民。今天，伦敦有至少五十个人口达到或超过一万的外来社群。差不多五个伦敦人中就有一个有亚洲背景，另一个则是黑人或混血儿。2013年，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自豪地宣布，伦敦是法国的“第六大城市”，因为在伦敦的法国人比波尔多还要多。伦敦有超过三百种语言，所以它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文化多元的城市。

　　我每天都能见证这一切。我居住的街道曾经是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住满了普通的英国白人，他们在当地的家具厂和糕饼厂上班。今天，这里更像是联合国。我有很多土耳其和希腊邻居，也有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邻居。我家隔壁是一户来自南美的学生；他们家隔壁是一户孟加拉人；再往旁边是一家索马里人。路对面住着一家菲律宾人和一户西印度移民的后代。这条街上的少数英国人之一常和我开玩笑，说他和我是这里仅有的两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

　　但我们仍然是一个社区。每年夏天，我们封闭街道，把车挪走，举办一个社区派对。每户人家都装饰门前的树和路灯柱，然后我们把桌椅搬到路上，做各种美食给大家分享。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可以兴高采烈地吃到来自几乎全世界每个地区的饭菜，而不需要离开自家前门五十米远。这就是2012年奥运会期间我们向全世界展示的伦敦的面貌，但对绝大多数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伦敦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希望对移民遇到的困难轻描淡写。英国历史上有很多宗教和种族不宽容的时期。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很严重。英国历史学家详细探讨过英国人（哪怕是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对外来者的偏见。例如，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伦敦传》里用了整整一章描写历史上伦敦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乃至暴力。在战争或经济萧条时期，英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会更显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犹太难民被英国政府拘禁，因为政府担心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德国间谍。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英国人对外国工人的怨恨大幅增长，这是八年后脱欧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过去三百年里，英国整体的气氛，特别是伦敦的气氛，更多时候是宽容、接受，甚至欢迎。英国是个岛国，对自己的边界很少有真正的焦虑。英国是个富国，一般来讲都自信有能力吸收外来者。

　　统计数字不言自明。今天，生活在英国的人当中有八分之一出生于英国境外。如果我们再算上他们的子女和孙辈，那么这个群体在英国总人口当中占的比例就更大了，也许达到四分之一，或甚至更高。（具体的比例无法量化，因为英国人都没有想到去清点父母出生于外国的人的数量。我们觉得这一点不重要。）英国大学里将近20%的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外国留学生当中超过20%来自中国。这种宽容与开放的气氛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几百年里慢慢建立起来的。

　　英国有很多问题（哪个国家没有问题？），但至少英国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关于种族平等的政府调查报告也许向英国人揭示了一些让他们尴尬的真相，但也表明了英国人在未来推进平等的决心。即便最热忱的“脱欧派”也有这种决心。在脱欧运动期间，他们不仅要求加强我们与欧洲大陆的边境管控，也说到要向世界其他地方放松边境管控。他们说，英国的大门会永远敞开。

　　真正的种族和谐需要时间才能实现。但与此同时，尽管近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仍然满怀希望。

　　作者简介：

　　基思·罗威（Keith Lowe）为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荣获海赛尔-提尔特曼奖（Hessell-Tiltman Prize）和意大利全国凯拉斯科文学节（Italian National Prize Cherasco Storia），被翻译为16种语言。他的新书《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我们》（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