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解剖学系列之四_风闻

边芹：“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

解剖学系列之四

（“世界下层社会”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大片看去既“独立”又“主权”的国家却无一不丢失（全部或部分）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这是“世界上层社会”与其暗中圈划的“下层社会”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

每到圣诞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法国邮政属下的“圣诞老人收件处”便开始收到大量儿童来信，这个听起来很像慈善组织的机构实际用于儿童心理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起，就为儿童心理研究人员提供第一手素材。

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传媒话语正以惊人的速度统一，来信也越来越国际化，今年机构工作人员在回答法媒采访（炒作圣诞老人是国际传媒“军团”的“必传递信息”）时说，他们现在收到大量中国儿童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她用了法文“vague”（浪、浪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儿童给他们写信之多。

Vague这个词还带点出其不意、突然降临、高潮、扑来等旁意，形容来势汹猛。中国这个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如此众数的圣诞老人小信徒？居然还把他们天真童稚的心愿一直写到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把一个虚拟的概念当成寄托愿望的所在！这让我更深地体察传媒话语的统一已达何种程度，以及它始终不变的方向。

这个偶然观察到的“小事”却并不小，它从相当深的层面勾画了世界大势。

我常想，1840年以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人们会举出一系列历史事件，桩桩都是重大的，都不同程度错开了历史轨道，有些还是不可逆转的。

那套话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一百多年来不管什么人被翻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叙述的剧情千变万化，思维的线索却一陈不变，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大致也就是两个剧本：被人欺负版和咎由自取版。估计很少人想到那个最决定性的坠落是什么？想不到是因为中国人始终未看清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对手。

这些问题都是一环套一环的，不知道过去的真实，也就看不清今天的现实，更摸不准未来的命运。

十九世纪以后，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此话怎讲？我们在此不是说的地理概念，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并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不同的世界，因为并没有统一的观念，更没有一群人认定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工业化领先的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用武力统一了观念，实际统一了世界，从此这个各自为阵、有着不同文明中心的世界按一种秩序和标准被划分了等级。

中国人的坠落就是从这个“统一世界”开始的，这就像大革命后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中国人这一跌可是史无前例的，他落入了“世界下层社会”。事实上在关于“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划分中，中国人已感到这一坠落，但只局限于军、政、经层面，更深的层面中国人没有看见，也没法看懂。这使得他始终抱有幻想：有一天自己阔了……却不知“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并不是一把银子可以跨越的。

中国人没法看懂缘于他并未真解“统一”的含义，在明的、充满血腥且尚未见最后分晓的霸权战争之下，有看不见的、从未公开宣布、但已经无所不在、实际已然被接受的“世界等级”及等级之下的软征服。

真正的、全面的“统一”来自这里！我称之“无形的等级”。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等级”？又是何种“统一”呢？为什么它实际已经存在，却并未激起多数人亡国的哀伤呢？这就进入了关键问题：谁是这个“统一世界”的主人？我们还是自家的主人吗？

这是个很抽象的问题，因为“主人”这个概念并不是看得清摸得准的。何况要看清谁是“统一世界”的主人，先得认清“统一世界”的存在及以何种方式存在，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早已跟随其后，却并不知其存在。

要测试“统一世界”是否存在，我们要问自己一系列问题：你这个国家最引以自豪的荣誉来自哪里（科技、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能名利双收、在民间集体意识里居最高地位的荣誉——测试起来比较容易，比如是一个“金鸡奖”还是一个“金棕榈奖”更使其得主一跟头翻到同行之上）？你上层建筑有头有脸的人物由谁来挑选（他们最初浮出水面的推助力之起动点在哪里）？你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所传播的外部信息及对本国信息的制作是否事实上已受制于一个外部力量（一般是以受制于一种精神力量为表相）？

问题不需要多，只就这几个问题的清醒认识足以测试是否存在着那个“统一世界”及谁是其主人。不这么倒着推，极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及走到了哪一步。

“世界下层社会”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大片看去既“独立”又“主权”的国家却无一不丢失（全部或部分）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这是“世界上层社会”与其暗中圈划的“下层社会”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

落入“世界下层社会”，有一命或迟或早是逃不掉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基本上为绝大多数人所不察，即其上层建筑与本文明缓慢地、但不可逆转地剥离，这种剥离是以“图新”为表相的，让人在短暂的一生看不清它之不变的方向和一去不复返。

而丢失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就是那只看不见的、但轻柔而执着的剥离血管和筋络的手。剥离的过程抽丝剥茧，有时看起来节奏很快，有时又会出现反复，但方向始终如一。

回国数月，我每走过报亭，便见那几张“集团”宠儿的面孔被大幅张悬着，有法国设计师、日本现代艺术家、美国导演……全是被“集团”特意挑选用来征服各国小资、劫获审美权、统一观念的“国际”名人，张挂的也不是一个报亭，而是几乎我所经的每个报亭。

我在此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张悬“国际”名人的大照，而是自家整个上层建筑形同虚设，不但不是防火墙（西方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职能），连筛子的过滤功能也荡然无存，甚至为外部征服力量敲锣打鼓、铺路架桥自己都不知在做什么。

以我并不全面的观察，我走过的所有报亭（而我走过了京城不少地方），只见一家挂了一张习仲勋的封面像，其余全挂了这些中国普通百姓根本不知什么来头的“世界上层社会”文化领军人的封面像。

只从这一个细节便大致可以体察审美权和道义权的易手悄无声息但执着而神速，体察我们还剩多少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没有这玩艺奢谈建构一国之核心价值观形同画饼充饥），而这绝对不是正常文化交流范畴能解释的事，因为在我呆过的“世界上层社会”并无反向对等的类似现象。

我不知报亭主受了什么命、收了谁的钱来做这件他们自己恐怕丝毫意识不到缘由和目的的事，我甚至怀疑国内唯这些“集团”审美标兵马首是瞻的时尚“精英”们在路过报亭时是否意识到满街这些面孔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不是不可以观赏“宠儿”的作品，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欣赏”到“国际”宠儿们的“杰作”，中国的小资早已被纳入国际“杰作流水线”的供食渠道，要逃都难。

问题的本质是这些人只是世界各国文化艺术之谷山一粟，却在话语虚构平台上被放大如此以便诱导不知“统一世界”存在及其使命的天真国人；是大街小巷如此集中地悬挂他们的画像，让明白人看得惊心，因为这可以测度“集团”伸进中国心脏的手之深度和广度。

与“世界上层社会”的分界线，不偏不倚就从这里划开，看起来不疼不痒的，对少数个体来说还充溢着喜庆（有钱、有地位，有奖赏，有名声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其存在，或有一堆阻止自己去看铜板另一面的概念，诸如“开放”、“接轨”之类。

我注意到，“开放”这个词是个专门在“世界下层社会”流行的概念，我在“世界上层社会”某个都城旅居多年，从未听其上层建筑挂在嘴边。

就在昨天，我途经亮马桥，沿着康平斯基酒店向东走，瞥见路边停了一溜黄色的中型面包车，一大排鲜艳的鹅黄色，十分扎眼。凑近一看，是加拿大国际学校校车。加拿大这个地理的大国、人口的小国，这个在近代抢了一块广袤土地、除了宗教没有创造什么古代文明的“新创民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连续历史的文化古国，不让其侨民子弟进中国人的学校，不惜重金自办学校！

我其实早已知道这些西方国家不管其外交人员及经营各种事物的侨民走到哪里，自己的学校就办到哪里，但在中国土地上亲眼目睹这些耀眼的、旁若无人的校车，还是对已有准备的心理造成冲击，因为对照太强烈了——有多少中国人花巨款让子女去接受对方的教育（这里不是指大学毕业留学深造某个人家领先的科技专业）！“世界上层社会”与“世界下层社会”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居法时，经常看到法国传媒报道海外侨民时拍到这类“国中国”学校，全部由法国国家教育经费出资兴建、授课人员亦由国家统一派出，无论是到文化发达的国家，还是荒蛮的土地，法国人的足迹散落到哪里，自家学校就办到哪里。他们谈起这些学校时，就像学校建在一个早已圈好的、与所在国隔离的世界，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个世界。

这些法国学校在前殖民地还继续肩负着教育已获“独立”的当地统治阶层的子弟，子弟们与被其父辈统治的众生的分界线从这些“国中国”学校就一刀划开了。我还知道，犹太人在法国也为其子弟办了好几百所用希伯莱语授课的学校（“统一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人家不办教外国人的“孔子学院”（你要学我的文化你自己出钱！），也不搞“汉语桥”，全部的金、力只用在确保子弟接受自家的教育。

什么东西要靠别人的珍爱才能感受其价值，那是自己从心里已经不爱了。

记得几年前偶然落到中央电视台法语台的一个节目，那个系列报道旨在表现中外并无文明隔阂，报道对象都是结缘的中外夫妻。有一对居住上海的中年夫妇，男为中国人，女为法国人，二人育有二女，节目制作者在表现夫妻二人虽然来自不同文化但珠联璧合之外，特意强调他们的子女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看得出中国丈夫颇有点捷足先登的得意，要不是这段婚姻，小孩可没有这份“便利”。

从记者的拍摄方式及电视台最后制作拎出这个细节看，人人觉得理所当然。参与报道的所有人——除了法国女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选择了一个比法国男人忠诚听话的中国男人，但生出的孩子必须保有法国意识），其余（中国人）都处于一种莫名其由的“微醉”状态，无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意识。

新近听到一个统计，赴法的中国留学生已占留法外国学生人数排名的第二位，排名第一的马格里布（北非诸国）和第三名塞内加尔都是法国前非洲殖民地，其上层建筑从语言到思想都是前宗主国搭建的，至今上层文化精英多由前宗主国培养，属文化未断奶的关系极其特殊的国家。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插到了这个并不荣耀的行列，在我们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六十多年后。

亮马桥路边的一瞥，更让我深思那条通往“上层”与“下层”的分界线，及意识不到自己在哪一边的中国人——只要有点钱（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体制的受益者们）就让小孩放弃自家教育，尤其坐拥天下的统治阶层子弟。

在这个“统一”的世界，界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真实存在而非名存实亡，并不只靠它的军队是否武器先进、它的国库里是否有钱、它的边界是否被军事侵占，还要靠自我意识和集体优越感。由于这个“统一世界”并没有明确宣告而是方向从未改变地暗中进行，后面这两条看不见的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上层”与“下层”恰恰分在这里。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

谈门槛，先得解剖一个词“同类”。这是与西方（不是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幕后操纵世界的集团）打交道必须明白的一个关键词，作他们的朋友或作他们的死敌都得是“同类”。透视到这个词在世界统治集团语境里的含义，也是在我旅居西方多年以后，是由发现了一个事实开始的。事实无所谓合理性，它甚至可能十分荒诞，但它对我却像暗夜里的一支烛火，点亮了中西对视那条始终浑沌不清的晦暗隧道。

这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事实便是：在中西交手逾百年的近现代史上，西方对中国大多数时间是蔑视加轻视，有时他们会故意夸大中国的能力，目的却并不是真的表示尊重，而是别有用心。

我自己旅居西国这二十年也不幸地处于这多数状态下，而这二十年却是我们开放、接轨、一切向西看且的的确确富起来的年头。从阅读归档的十九世纪的报纸，到几十年如一日身临其境观察当今传媒的话语，我发现西方真正对中国肃然起敬的年头很短，也绝对不是所谓“盛世”的今天，而是不少人至今都在抱怨的毛泽东时代。

尽管从八十年代起，西方整个上层建筑为配合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意图，齐唰唰地开始了全面声讨毛时代的大宣传，但你只要穿过这层看去滴水不漏的新的舆论幕布，就能发现从1840年以后一直带着满满的优越感俯视中国人的傲慢西人，就是在那段时间，忽然动摇了蔑视的一百种理由，因为他们发觉面对他们的是“同类”。

读到这里很多人恐怕如堕雾中，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只在如今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接轨”之后才略有点“同类”的本钱，怎么可能获平视待遇的是那个与西方抗争的年代呢？说老实话，我自己琢磨透也是颇费周折。然而不透悟这一点，是看不见“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究竟在哪里的，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落到“世界下层社会”，更不知为什么。

为什么毛时代一穷二白反受待见？我在拙著《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前言中谈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时写过：“自我意识的强弱是他们划分社会阶层甚至人种等级的内在阶梯，从不明说的。

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突变，让自我意识弱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令他们刮目相看？那就是信仰灌输成功，弥补了人群自我意识的参差不齐，让人焕发出一种只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被强化的民族才有的精神状态，比如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等（这才是西方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标准）。”

与西方打交道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只平视“同类”，哪怕是在军事上被他们打败过的“同类”；“同类”与“非同类”的待遇有一条并不明示但难以逾越的界线，哪怕被他们暂时拉为盟友的“非同类”也在这暗界之外（中国人不止一次被临时拉为“盟友”）。

我们一直被诱导着以为“同类”的标准是民主、自由、个人主义，上述那些“集团”文艺宠儿们做的活儿，就是让我们对这一误导深信不疑——看看这些声名有如神助的文化人，有跟自己养女结婚的导演、有用身体实现“反抗”（反抗谁又投向谁）的日本现代女艺术家、有用怪异的建筑物颠覆人类文明最本源的审美（建筑审美）的国际设计大师，他们的名声飞洋过海、踏平文明的边界在一个多么畅通无阻的“国际”话语流水线上传递。

要接轨也要看准道岔，别接上相反的方向。

西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是由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这些所谓专制社会特有的精神和组织状态界定的。要验证这一点不难，看看美、英、法等国三天两头打仗的动员力就一目了然了：小小法国，在经济极不景气、负债累累、人民被要求勒紧裤带的情况下，2011年到2013年出兵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差一点点打了叙利亚，场场都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染指别国内政。想想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近现代，可不就是毛时代在短暂的历史间隙达到了同等水平的精神和组织状态。

眼睛穿不透事物外表或思维被先入为主的人可能听了这一对比很不以为然，因为表面看的确难有相通之处，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谈精神集体主义和社会集团主义迴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时，也分析过差异的根源。

就像我们在欧洲古典绘画上看到的：裸男裸女却一步不越《圣经》的框架，这种内层高度收紧的精神和组织状态，却有跨度甚大的外层，表面不见一句标语口号和公开的群众运动，统治集团的精密控制多数情形下是不露痕迹的，才不会傻乎乎地大街小巷贴满标语。此外层不光是内层的本能反弹，而且刻意导演的戏份很足。

这一点不深入西方文明的灵魂，是吃不透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跨度小的我们既不懂“温柔的独裁”，又不擅“细节的专制”，遂与差一点到手的真传擦肩而过，否则两百年那样的“收紧”，这个没有精神集体主义的民族也许就被驯化出来了，仰慕西方的“精英”们也就再不用自叹弗如了。

真相比什么都残酷，尤其当它与我们想像的正相反。也许自由自在惯了、在自己的国家也只愿作客人的我们也只能看得懂外层，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驰。

（以下为我从边芹的思想中的领悟，非边芹女士原文）

  在各所大学的学堂中充斥的理想朴素经济学理论中，对待货币理论依旧是滞后和懒惰的。货币贬值对出口确实有一定程度帮助，但也是一种在理想情况下理论层面的帮助，生活小商品并不会因为贬值出口量增加多少，反而单位出口利润会降低，降低产业升级积极性和人民币计价的中国社会总财富量，降低外资购股门槛，阻碍其他国家对人民币增持信心，迎合美元剥削。而美国表面上希望人民币升值，但那是希望人民币长久维持低币值的战术。发达国家可以没有高科技，没有高新产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和美国属于同一阵营和傀儡，依附于美元的高汇率。从常识看美国平均GDP是中国人的6倍，这居然被中国人所合理的接受，这种差距是科技发达无法解释的。换一种说法日本如果不接受广场协议日本人今天的发达国家人均是不可能的日本也就不可能大量进口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来约1.3亿人的中高生活水平。

   还有一点在中国有很多媒体包括央媒在计算经济数据时自动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这无形中巩固了美元的地位而被他们剥削的我们的上层建筑却不自知或者轻视，或者图所谓习惯与方便的淡漠。以前的移民者不过一种汇率悬殊，小资价值观，审美趋向异变优越感的选择。直到背叛成了产业。

  我们是没有机会成为美国真正朋友的，他们的霸权体系无法容纳十几亿人口的高生活水平，那些小国的投名状就是成为美国傀儡，奖励就是高汇率，。他们的底层可以到剩下的世界依靠高汇率在所在国吃香喝辣反而以为是自己体制好，科技发达。而剩下的世界在今天是不自知的。这也是今天背叛者这么多，反击不对点不到位不深刻，小资盛行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短期内的小幅度升降都是战术问题，共同服务于人民币长期升值。这样才能打破美国的世界资源分配霸权，稳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那么，鼓吹人民币汇率贬值促进出口缓解制造业压力拯救小微企业、依靠出口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种种言论，不是犯了重次轻要的学术错误，就是根本没认识到汇率对国家总体财富的定价本质的战略错误。

      在这一方面边芹不同于金灿荣和张维为等一众学者。她的悲观来源于看到了更为核心和残酷的现实。她从勒巴泰的种族无道德现实主义中汲取营养，再通过自己多年抽丝剥茧般的深度细究，总结出了“集团”的意识形态为表皮，种族主义为核心，大资本主义来团结国家内部的顶层精英。而金和张等一众学者好不容易突破了西方设置的外层烟雾，通常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传统文化积极因素来寻找答案，这确实也是事实。不过却没有深刻认识到种族联合分利主义才是集团行动的总纲领。而边芹深入研究了其中的奥秘。她发现如果中国一直以模糊的态度对待集团甚至拒绝相信集团存在的话，十几亿人民将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中丧生最后的逃生机会，中国面对的不是老虎，而是有着许多老虎的驯兽师，他们既是其国家内部的剥削阶级也是为本民族公民赢得世界上等人待遇的民族英雄，这一点相信每一位享受过中国和东南亚、日本韩国的白人优势都不会否认。要知道一点：资本家们在经历了早期的朴素竞争阶段早已不适用“人为财死”了，时代筛选后的垄断资本家族们通过涉足政坛，拓展经营范围  ，家族通婚，互购股权，互相捆绑的手段早已联合一起，而世界知名的各大上市公司无一不有其股权。

    所谓的发达国家有多少是科技，军事，或者资源有优势，还不是依附于美国这个盎格鲁撒克逊集体（金发碧眼为第一优越性状）与犹太势力加上少部分黑人精英和敌对势力背叛者的大联合势力（其中黑人精英反华积极性远远低于国人艳羡的金发碧眼精英，通过舆论权与金融霸权误导被剥削国相信其本国货币汇率低的有理由，巩固本集团窃取世界资源（前期直接收购资源，后期以做空货币收购股权为主），鼓吹出口贸易中贬值手段，使其掉进掉入国家整体财富维持低价区间，通过对手的开放市场收购重要资产服务与世界征服，加上培养其内部背叛者牵制，在文化领域培养小资消费价值观，弱化敌人精神防御力，最终形成自己民族或集体集体优越感不断增加对手国或民族自渎的循环，一般情况下没有强大的忠于自己民族或国家的组织的领导和正确的认识是无法在这种文明消亡泥潭中脱身的，从这一点看毛主席就是以赶鸭子上架以意识形态勉强把无属性意识无界意识的旧中国人团结。这才是那个集体不断诬蔑主席的真正原因，这才是民族的伟人。如果说战士是战场上造就的，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被迫拿起武器的人。在今天，我们的敌人已经联合，其表面上或有分歧但都是内部冲突，此时的八国联军已经不仅仅是纯经济或政治的联合而是民族与资本家的双重联合。那种联合砸过来就像灾难一样，每一个“剩下的世界”都无法幸免，我尚不清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不是唯一的办法。

     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简单说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一瓶面霜或一块手表、一只手袋的定价权，也决定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中国造”的商品虽然质量同等但价格却远低于价值，这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的厉害，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数年时间，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劫”！所以各国的“城墙”是阻挡“话语战争”、令看不见的手设法扩大“打劫”范围的工具。内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都无知无觉。单讲阻截中国的话语，难以服人，下面说说日本。如果说对中国是全封锁，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对科技、工业是放，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这个“话语平台”背后是巨大财富，除了西方盟国间，轻易是不让别国分享的，因为这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不断让百姓接受某国技术水平高的信息，就是潜移默化的洗脑，让其认同某国产品贵得有理。产品档次的提升，质优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话语平台”。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实！话语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闸门，此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而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话语已成为现代战争劫财篡权的武器。即使对日本这个盟友，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也是不给的。如东京电影节几十年被封锁（足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法国人不知道有此电影节，即便业内参赛或得奖，也只字不报。不能在民众心里树立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统治中心！驯养猎犬的要诀即杜绝其吃他食的可能。没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得到与其西方同行一样的对待，几位受宠的导演都是西方捧出来为捣毁本国电影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可见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仅仅是身负艺术使命。从上述实例看，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两者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

   应该承认，边芹的文章往往有点超前。当时除了少数目光锐利的读者理解并意识到边芹所解剖的这场文化“软冷战”的重要性外，大多数人并没有读懂边芹。但随着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精神殖民步伐的加快和加强，我们终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原来边芹所揭露的一切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正是缘于此，边芹的作品开始畅销，在文化畅销书榜上一直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