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对星宝具_风闻

起语：

任何一个健康却可以持续以稳态发展的社会，其国家/民族整体与个体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合理的均衡关系。

首先，两者之间的演化思路必须具有大方向上的一致性，用组织架构的思路来理解，就是个体发展的小目标必须是内嵌在整体发展的大目标之中的。

其次，这个国家的阶级必须具有物理与精神两个层面的流通性。

即底层民众可以通过一种制度向上层发展，而上层精英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普遍的，对于下层民众的责任心与公义心。

而阶级流通性是演化思路的一个副产物。即在拥有相对合理的，可以将个体利益内嵌在整体利益的社会机制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所谓的阶级流动性。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严重脱节，则必然会产生阶级固化的现象。

关于整体与个体的演化逻辑问题，在之前《美式自由的逻辑缺陷》一文中，我已经做过诠释，在此不再赘述。今天，我们重点从阶级分化问题上来说说演化逻辑达到均衡的必要性。

之前在阅读文扬老师的《天下中华》时，我意识到西方宗教文化对于其政治思想的影响。而沿着文老师的思路细细思索后，结合我提出的整体与个体演化的逻辑关系，大致有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之所以难以维持长时间（历史时间跨度），大范围（从本国到全球）的治理稳态，归根结底在于其整体演化思路与个体演化思路未达成有效的均衡。

1.西方对于整体演化思路的文化基因

具体地说，西方对于国家/族群/政治体层面的演化基因，是源于宗教情结所转变而来的一神教的思想。强调具象化的符号认同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即便新教改革过程中，对于符号，偶像崇拜有所批判。但从结果来看，不过是从一种符号横跳到了另一种符号，始终未有跳出其固有逻辑的怪圈。

西方一神教式的思想符号，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层：

1） 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全面倾覆到十字军东征，到近代因为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战争。这是其第一层，即以宗教神权为符号。

2）从一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像德国纳粹这般以种族为符号进行“圣战”的，这是其第二层，即以种族血缘维系的国家主义为符号。

3）美苏争霸开始，以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为区分而进行的冷战，以及自新自由主义开始，以普世价值针对东亚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而展开的文化战，这两者同属于第三层，即以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为符号。

这种一神教的情结，可以说是维持其国家整体不崩塌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号召人民，组织人民，那需要的是类似于这种一神教式的口号。同时，这样的口号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的色彩，能够激化他们内心深处基于宗教传统而沉淀下来的圣战情结。

就像911之后，美国通过举国宣传恐怖主义的罪恶性，激发本国民众对于中东国家的敌意，将伊斯兰社会置于光的对立面，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伊斯兰被挂上了反人类的标签（不过这似乎也是新仇旧恨了）；同时就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样，蓬佩奥，班农之流，通过复辟麦卡锡主义，以社会体制差异为点，将我国置于其对立面，进而渲染出新冷战的氛围。

可以说，离开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西方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强大的凝聚力。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其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而后产生的白左/圣母的思潮，实际上是一种缺乏实证性的“西式大一统思想”，更多是对于这种过于宗教形式的歧视的一种反噬。

同时因为二元对立的底蕴太强，进而导致白左所推崇的博爱精神变得毫无底线，进而也导致出普遍的反智现状。

2. 西方对于个体演化思路的文化基因

西方对于个体演化的文化基因，是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放的人文主义。这是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内核。其中以突出世俗化，享乐主义为主。

相较于基督教在中世纪对于“灭人欲”的极端操作，罗马希腊可谓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光辉篇章，这也是为何后来的文艺复兴会以复辟这两个时期的文化为重心。

人文主义的复兴可以说是打开了西方近代化的大门。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具有那么一点进步意义的思潮，却在今天与资本逐利的特性结合，逐渐演化为消费主义，将个人自由物化。

根本意义上来说，希腊罗马式的人文主义是基于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其对于人文主义的保护具有阶级局限性。

具体表现为公民，社会精英有极大的自由，然而奴隶却没有。

这将其个人主义彻底与社会整体剥离开来，天然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缺乏道德包袱。

即便罗马进行过类似于马略改革这样打通下层民众上升渠道的尝试，但其范围仍然局限于公民，并且遭受了来自元老院精英们的强烈阻力（凯撒的死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所以我对于刺客信条起源里将凯撒作为暴君形象拿来背刺这点，着实不太理解，也许就是虚无得过头了吧）。

因为不改革的不彻底，所以自由就被有选择地给定义了。特别放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源自罗马希腊的人文主义不仅没有成为驱动社会和谐的人本思想，反而成为分裂社会阶层的让有权有势之人合理放纵的万恶之源。

对于这种现象而言，我们通常将其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而美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女作家安-兰德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具现。

而小李子的名作《华尔街之狼》里面所描述的金融精英们不问人间疾苦，纸醉金迷的生活，甚至以用金融手段去收割美利坚韭菜们可怜的钱袋子的行为则是完美地展现了这种只活在自己阶层内的，心无天下的西方社会精英的形象。

在这里，自由成了万恶之源，用那句经典的歌词来对这些美利坚的精英们说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给你们自由过了火。

3. 矛盾之所在

正如前面所说，对于西方社会演化的底层逻辑而言，存在着如上所述的两条规律：

第一条，一神教思想于整体的稳态：

一神教所演化出的类似于“普世价值”，“打压异教徒”的传教思维成为其凝聚人心，维持国家整体性稳态的工具。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思维都是其演化的产物。

第二条，希腊罗马式的人文主义服务其个体价值：

希腊罗马开放的人文主义则成是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内核。其中以突出享乐主义的点在今天与资本的特性结合，演化为消费主义，将个人自由物化。

而就这两条逻辑本身而言，他们是相互平行的，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交集，甚至有着天然的“互殴性”，很难形成自上而下的能够有效平衡整体与个体的文化，故此难以形成长期的稳态。

当我们看清楚西方文化演化的这两条线后，就基本可以理解为何像美国这样具有全球化体量的国家却只能通过零和的方式（比如殖民，战争，冷战，结盟政治）去整合全世界。

一方面是其内部矛盾无法通过有效的文化被自我消化掉，故此只能通过外部因素来转移内部矛盾。

另一方面则是其文化在自身国家架构内都无法完成整体与个体，强者与弱者，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有效整合，那放到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又怎么可能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形态多种多样的蓝星给整合好呢？

4. 中西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明，其实可以看到宗教/神权在其演化过程中，很明显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对于西方来说，宗教的影响是深入其骨髓，在其文明演化过程中，前期作为主菜，后期作为骨骼。

而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宗教的作用更多是调味剂，虽然影响着人的思维，但并未反噬其社会发展的朴实需求。

正如观友diewisch在给我的回复中提道的，中国以氏族血缘作为凝聚人的指导思想，带有类似于一神教思想色彩的时期是商朝。而后，周公旦汲取商朝灭亡的教训，开创性地以礼乐制度重新划分一个国土之内的组织架构体系。后通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历史进程的强化，直到秦朝的大一统塑造，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固化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科举制度的完善，则是从另一个层面为思想提供了可以实践的平台。

一个合理的大一统的思想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结果便是：这个社会的人文需求是可以预见的，人文主义的发展是稳定的。

如何理解？当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自身的职责，建立了可以打通上下阶级流通的组织架构，并且从内部废除了像“奴隶制”这样会产生大量的身份不可变的贱民的机制后，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此，中华的文化中就形成了一个名为“天下”的概念。

君者，是天下之主，但也必须为天下谋大计。这用现代管理学的观念来看，是一种明确的职能关系。首先明确了君王的职责范围---整个天下，其次也明确了君王应该做的事情---造福于天下。这种思想透过科举制度下沉到民间，最后也无形之中成为了普天之民评判统治阶层的一杆尺子。

有这把尺子，就说明优劣可以量化，这样基于这种职能的完成度，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评价一位君王的价值（谥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算是在行使这种评价的职责）。而因为有这把尺子，所以这个天下到底怎么样才叫好，该怎么做才叫好，这在人心之间是有所普遍共识的。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演变过程中，主要是当下王朝的中央权力机构丧失对于国家的管理能力后，被新的王朝所替代，却很少发生以种族文化为基础的，灭种式的宗教战争。

在这种可以用尺子去明确量化政府职责的社会体制下，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显得非常清晰。那便是让天下万民过上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的安稳日子。同时寒门子弟也拥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实现阶级身份跨越的机会。

在这个基础上，整体/国家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相对合理的平衡与统一。统治者不需要额外通过宗教狂热，煽动种族仇恨来制造其文明向外扩展的契机。往往只要把天下大事管好，万民自然归心。而万民归心的时候，文化本身也自然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其文化内核本身也具备了更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普世性。

反观西方，由于宗教因素，特别是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思想禁锢，将其人文主义发展极度地压抑。一方面人需要侍奉虚无缥缈的神，但神不会给你现实世界中的回馈，只给你许诺一个死后的极乐世界。这种透支未来的许诺方式，像极了当代金融业的本质（我甚至一度怀疑西方现代金融有一部分的思想就是源于宗教）。

这种预支未来，实际上就是将统治阶层（在当时是教会）的职能职责给模糊化了。就好比你去了一家企业，发现企业的工资结构很模糊，当你询问老板时，老板却告诉你好好干，等公司上市之后，我给你分红。至于什么时候上市，他不知道。这种虚无缥缈的许诺对于个体而言是没有实质上的安全感的。

因为职能职责的不清晰，因此对于人文关怀的定义也就不清晰。固在中世纪之后，当神权开始衰落的时候，西方的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之中报复性地发展起来。近代的社会变革，社会革命大多居于西方，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还之前因为宗教禁锢所欠下的发展债。

简而言之，两种演化的差异，可以由下面两张渣手绘的图来粗略地表现：

西方整体/个体演化思路，渣手绘

东方整体/个体演化思路，渣手绘+1

5. 中华文明的对星宝具-天下情怀

如果说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整体与个体的演化思路因为一神教与古希腊罗马式的自由主义而形成两条平行的，鲜有交集的线。那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却因为独有的“天下情怀”的政治理念，而将整体与个体的演化思路相互统一。

5.1 天下情怀，是对老百姓的宽慰

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当统治阶层对于天下万民的职责是明确的，且务实的时候，居于国土之中的民也会自然获得一种安全感。

固即便天下是王的天下，子民是王的子民，只要这个王能心怀天下，处处为民着想，使其民安居乐业，老百姓自然是没有去造反的理由。

当有这样一个底层逻辑作为支点后，国民才算得上真正地被教化了，愿意居于自身的位置，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因此，可以说天下情怀是最深刻的人文主义，也是对老百姓莫大的心里宽慰。

而实际的历史经验里，只要天下一统，形成治世便能为神州大地的老百姓带来切实的安全感，故而不必去寻求“末日审判”带来的最终宽慰，也难以形成西方文化中特有的“原罪”与“末世情结”。

5.2 天下情怀，是对精英阶层的指导与约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最崇高的追求。

甚至像杜少陵在自身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

从某种意义上，天下情怀赋予了中国的社会精英一个明确的职能职责，那便是对全天下的百姓负责。在精英阶层本身的社会优越感之外，他们的荣耀感须与这种心怀天下，为天下做出贡献的程度相挂钩。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帝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最高统治者需要通过对天下负责才能维持住自己的统治根基，因此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他也需要能够主动对天下负责的人。

这是无限责任制的内在逻辑所催生的，它通过科举制度（更早是举孝廉，但这种方式显然不易标准化），举国地往知识分子阶层灌输。不论其转化效率是否百分之百，但至少在整体效果上来看，是将“读书人应当心怀天下”的观念植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

这点，与西方精英所推崇的，实现个人价值，实现自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天下情怀约束了士大夫阶层可能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一方面，老百姓渴望清官，好官，另一方面，过于腐败的官员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最终不会有太好的下场。这背后，其实正是这种名为天下情怀的文化底蕴在起作用。

5.3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中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天下情怀最实际，也最辩证的解读了。它明确地定义了两个社会阶层各自的职能职责，将社会底层人民与社会精英固有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可以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春秋时期社会主义的萌芽。这句话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可以说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今天，也是如此。

5.4 天下情怀的普世价值

当有了这样一套世俗化，实事求是的文化思想后，那我们汉文化千年来对于周边游牧民族不断的整合和吸纳的内在逻辑，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像文杨老师提到的广土巨族，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文化可以很务实地将政府与个体整合在一起，因此即便不通过残酷的宗教战争，殖民统治，我们也能与外来民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成一个有机体。

反观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西式民族融合”里，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融合二字，更多的是殖民化教育，殖民化统治。去其本土文化的根，将其原住民培养成一根根鲜活的香蕉与山竹。这点，我们感受太深。

凝练地说，**天下情怀的优势在于对于差异性的整合。**而光看这一个结论，我们就应该恍然大悟：全球化就是一个整合差异性的过程，然而西方的思想不具备这种能力和包容力，自然最终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衰落。

因此，可以这么说，天下情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整合蓝星的对星宝具。而西方的那套，不过是披着人类融合的外衣，行的是一神教的铲除异教徒的实。

6. 天下情怀的现实意义

任何思想如果不能指导现实，那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思想本来就是对于现实的反思与总结的凝练。

同样，为何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要提天下情怀？那自然是因为它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

**洞悉中国的历史，就能明白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当有一个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又能做出一定建树的精英士大夫团体存在时，这个社会就必然正向发展；反之，如果精英阶层沉溺在自己的小确幸与诗与远方中，不问人间疾苦，那社会必然逆行至崩溃。

这种规律，是政府无限责任制的必然；也是天下情怀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中打下的思想钢印。

然而因为近代历史的特殊，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在某些地方的矫枉过正，配合西方殖民化的全球整合战略。那种源自于古罗马/古希腊式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情结悄然地潜入了我们的文化中。虽然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强大的反向整合性。但是我们这次遇到的对手却因为率先完成了全球化的绝大部分进程，从而对我们形成了话语权上的压倒性的优势。

而最近二十年，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思想的进入，这种带有一定阶级性的个人主义逐渐侵蚀了我们一部分社会精英，破坏了其本身应该具备的天下情怀，导致炫富奢靡之风弥漫，不食肉糜之感抬升，激化了整个社会上下阶层的矛盾。

虽然历朝历代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败，但这次的腐化却是系统性的，上升到了方法论与思想的层面。即无关天下的个人主义，在西方工业文明取得的成就光环下，被包装成了一种看似合理的，甚至超越了华夏文明的更为高级形式的指导思想。

这感觉，就像是上帝授予了你东征劫掠他国的杀人执照/license to kill，在道德上摆脱了固有文化对其的强大束缚后，这种腐化往往是更加奔放，更加没有罪恶感的。

这种性质的腐化往往与文化殖民相伴，是以断其文化之根为目的。力图最终塑造出一群无根的，丧失了天下情怀的，心中只有小确幸与诗和远方的，不问人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的社会精英。

《三十而已》中，那些争先恐后以爱马仕为自己阶级符号的“贵妇人”，还有没事就晒一晒几千万豪车的中国特色富二代。这些现象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叫做“个人自由”，但用东方的天下情怀来看，却是彻底的堕落与腐化。

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清楚在中华文明的框架内，所谓贵族的贵，贵在何方。

他们误将消费主义创造出的符号作为贵的象征。这点，与中华大地浸润千年的天下情怀所相悖，也最终激化了所谓的阶级矛盾，衍生出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富心理。

在我看来，当今国之疾，不在于草根，而在于精英；不在于体制，而在于思想。而疾之实质，在于天下情怀之稀薄，在于个人主义之繁盛。

定体论之所以谬误，就在于它把本来存在于社会精英思想中的问题与责任，强行扔给国家体制来背负。正所谓无道本是禽兽事，却笑庙堂圣贤痴！

所谓的软实力不足，恰恰是对于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提炼做得不够，而天下情怀作为一种能够联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的大智慧，显然是我们首当其冲需要去深挖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要归于稳态，需要我们的社会精英多多汲取自身文化的特点，深入思考，解构西方文明，进而领悟到更为高级的人生真谛。

勿再被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双重包装下物化的“尊贵”所蒙蔽了双眼，反而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寻找天下情怀中所蕴含的更符合中华五千年文明演化而沉淀下来的“尊贵”。做一个真正的有文化有修养的“士”，而不是所谓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准的“爱马士”和“劳力士”。

结语：

可以说，天下情怀是我中华民族最为强大的对星宝具，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审视，思考，不应被西方的话术给带到阴沟里去。

 格物致知以寻道，明辨善恶以求真。何为道，天下中华之道，何为真，天下大同之真。

这本质上，就是修身的过程，而完成修身，才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正如林毅夫先生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提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这亦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我们应当构建属于中华文明独特的话语体系。

中华儿女，切不可辜负了这个大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