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惨痛代价，很多人不知道_风闻

　　作者 | 特约撰稿人 吴阳煜

　　1948年6月28日，在二战后美英法占领区所合并的西柏林市上空，掠过一架又一架满载生活物资的美军运输机。这些西柏林儿童口中的“糖果轰炸机”，将土地上数以百万计德国民众所需的食物、药品、煤炭空投下来，撒向这片完全位于苏联控制之东德境内的飞地。

　　从18世纪初就拥有首都身份的柏林，二战结束后由美英法和苏联划分为东、西两块接管。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对德国疆界进行了重新划分，德国实际陷入被同盟国军事瓜分的状态。但为了凸显两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沦为战利品的二战战败国德国，注定成为矛盾集中的首要爆发点，乃至于在日后演变成美苏权力对比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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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单向吸收东德

　　自1948年2月美苏爆发严重分歧以来，处于苏联层层封锁下的西柏林沦为飞地，在政治意义上变成冷战开启时最前沿的阵地。

　　首都尚且如此四分五裂，整个德国更是从此被割裂为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两个敌对国家。毋庸置疑，美苏雅尔塔体系地缘政治对峙的中心在欧洲，而最为核心的对峙焦点就在德国。

　　回顾这段几乎贯穿冷战岁月的德国割裂时期，在战后首个互相接触加遏制的阶段，美国率先在德国问题上实施分裂政策，推动美、英、法三个德占区进行合并，还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实行币制改革，切断与“苏联在德军事占领区”的经济联系。

　　权力范围被步步逼近蚕食，自然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在发起指控英美法分解德国的“告德国民众书”抗议后，1948年6月，除保留从西德往柏林的三条空中通道外，危机感愈发明显的苏联，全面切断了德国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和运输，由此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柏林封锁），将肃杀严峻的冷战氛围推向首次高潮。

　　1948年6月，苏联切断了柏林的水陆交通并中断了对西柏林的一切供应，美英则出动大批飞机，向西柏林250万居民日夜不停空运粮食和日用物资，并对苏占区实施反封锁

　　在实施地理意义的隔绝分裂之后，1945年5月，在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推动下，西德议会委员会通过并正式对外公布了德国基本法《波恩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此成立，并于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国际层面正式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成员。

　　作为回应，1949年10月，苏联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苏占区的基础上成立。1955年5月初夏，民主德国和苏联、捷克斯诺伐克等共八国，一起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华沙公约”（全称《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从此，一个抗衡北约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军事集团“华约”诞生了，一个丧失主权的国家德意志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分裂过后的东西德，从彼此戒备的状态下，互相敌视于绵延100多公里的水泥、铁丝网墙体两侧，发展到最终放下提防，真正翻越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柏林墙，这固然是无数渴望祖国统一、呼唤自由的德国民众最朴实的心愿体现，但背后也反映出苏美两极权力对比的此消彼长。

　　1961年10月27日，美苏两国在柏林查理检查站隔街对峙，双方坦克都装填了实弹，随时准备开火

　　步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投入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争的缘故，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苏联实力衰减，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在1987年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还被日本超过，使得自身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不保。

　　受国力严重减退影响，1985年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行全面收缩战略，对东、西德走向统一的立场从反对转为赞成，最终促成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吸收统一。

　　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同样发生了默认西德对东德吸收统一的态度转变。1989年年底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上，老布什总统还曾表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但在得到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的保证之后，老布什政府开始积极出台政策，推动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

　　直到1990年8月，东德人民议院通过决议要求东德并入西德，两德终于在同年10月合并为一。绵延40多年的分裂状态结束，但东、西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延宕至今待解，成为影响全德团结的结构性隐患。

　　1989年11月9日，东德边境宣布开放后，东德和西德民众爬上柏林墙欢呼庆祝

　　柏林墙倒塌已经超过30年，但根据德国政府公布的《德国统一年度报告》，超过一半（57%）的前东德居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二等公民，仅有38%的前东德居民认为两德统一是成功的，该比例在40岁以下的前东德青壮年中更低——仅为20%。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看来，站在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民主德国与苏联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失败：“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民意基础来看，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单向政治吸收，难以避免。”

2

迫使美军撤出南越

　　此前在亚洲大陆上，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使得中南半岛的局势更为血腥惨烈。早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建立“越南共和国”，与北方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形成对峙，从而造成越南分裂。

　　整场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共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弹，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战场投弹量的总和，最高估计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

　　在对越问题前期实施支持分裂的政策时，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尚处于权力均衡的局面。意识到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要冲的战略重要性，在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后，1961年美国开始派出军事顾问开展“代理人”战争，到了1965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加固越南的分裂态势。

　　1966年1月1日，越南战争期间，越南西贡以西约20英里的Bao Trai，妇女和儿童蜷伏在肮脏的水沟中，躲避战斗中的密集火力

　　而就在20世纪60年代末，深陷原始热带丛林和东北亚寒冬的美国被拖入战争泥潭，出现改变对越政策的迹象。至1976年9月，亚太地区美军人数下降至18.8万人，仅占其海外驻军总数的34.5%。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5100多亿美元。除了高昂的财政支出，美国又遭到第二次美元危机的打击，这使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第一极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衰落。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段时期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水平快速提升。公开资料显示，1962年到1972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而美国只增加了1倍，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近乎持平。

　　也就是在国家实力消长的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至于曾经的军事盟友南越阮文绍政权，则在美军逐渐撤离后，沦陷在北越如潮的攻势中。

　　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的坦克碾过西贡总统府大门，宣告南越政权垮台

　　1975年4月30日，美军最后一批直升机飞离西贡，仅仅5个小时后，北越的坦克就轰鸣着撞进南越总统府。西贡市由此被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战争终结于此。

　　“二战后的美苏全球权力平衡有多个支点，在中南半岛是南越和北越。”田飞龙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与中南半岛的持续扩张政策，打破了战略平衡，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透支了美国的战略力量与道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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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治理秩序

　　在东德并入西德和北越攻克南越之外，中东地区，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施以大量援手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倒向资本主义阵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纠缠纷争不休，直至1990年5月，南北也门的分裂局势在苏联收回援助后方寻得和平统一的转机；而在远东，围绕斜贯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的三年热战，遗留下来的分裂问题至今仍是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最大隐患。

　　两极权力结构形成之后，和过往历史时期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明显。美苏的外交政策，覆盖了越南、德国、也门从冲突对峙（不限于军事领域）到一体化的全过程。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没有分裂，但内战多年，而埃塞俄比亚，后来分出了厄立特里亚。

　　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正式合并为一个统国家。图为2012年5月22日，在也门首都萨那，士兵参加阅兵仪式以庆祝也门南北统一22周年

　　不过，美苏关系缓和时期，双方也会约束各自阵营部分国家的挑衅冲动。这给我们当今维持和平及国际合作，带来哪些启示？

　　田飞龙表示，世界的持续和平与发展，应建立在多边主义的治理哲学与制度基础之上；冷战满足了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的诉求，巩固了各自的霸权基础和收益空间，但对其他各国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却是偏向消极的。

　　“美苏旧式冷战总体上是破坏性的，是以冷战前沿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局部热战、长期分裂、民族反目、自决权受压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美苏两极尖锐博弈，会对大国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造成严重干预，对民族自决准则和国家主权形成强烈挑战。两极权力对比一旦出现失衡苗头，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博弈前线的代理国对抗态势的走向。意图在全面对抗局面展开后的斗争中“站队”得利，获利也只是暂时的。

　　1989年10月6日，东德成立40周年庆典上，戈尔巴乔夫（左）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右）用苏联领导人惯用的方式问好

　　相对于主动或被动“站队”到西方或东方阵营，不结盟运动是一种松散的团队形式。它成立于1961年，绝大部分成员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历史时刻，它发挥了舆论裁判一锤定音的作用。中国在冷战后期最终摆脱苏东阵营，奉行不结盟政策，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回到当下，田飞龙认为，如果中美进一步陷入高风险的紧张状态，不仅对中美两国不利，也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各国。“第三方力量是庞大和具有建设性的，为了自身利益及国际和平，不能简单追随美国的新冷战立场，不能刻意加入哪一方来制造新冷战的森严壁垒，从而破坏全球化与全球和平发展的既有格局。”

　　“第三方力量，应当注意遵守和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理解和支持中国为避免‘新冷战’及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所做的相关努力，与中国一道反击美国的冷战鹰派的战略挑衅和冒险行为。”田飞龙强调，“机会主义地追随冷战，与自身及人类长远利益背道而驰”。

　　“今天谁要再重启‘新冷战’，就是要重复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悲剧故事。为此，各国应予以警惕和抵制，反对单边主义、冷战主义与霸权主义。”田飞龙表示，“中国的正当抗争，第三方的理性自守，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的共同维护与更新，是反击新冷战威胁的国际政治理性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