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日本是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吗？_风闻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连遭败绩。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晚发表了美、中、英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发表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个，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告实际上是美国一手操办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英国领导人会商。而美国起草这份公告的目的，仍然还是着眼于美国利益。短期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军队在进攻日本本土时的损失，长期的目标是争取日本在战后能够最大限度地服从美国的的战略目标。至于罗斯福生前信誓旦旦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象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很快就成为了昨日黄花。因此，按美国政府的看法，对日本的处理有别于对德国的处理，简单地说，德国的投降是真正的无条件投降，而日本的投降实质上是有条件投降，其条件就是“不包含变更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终战诏书》，只是宣布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为了“人类文明”而“终战”，没有“投降”“战败”之类的字样。

  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是两位美国国务院的“日本通”官员。最早是国务院特别助理杜曼。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美国人，直到13岁才回到美国，后来担任过国务院的日本课课长。提出最终稿的是曾经长期担任过美国驻日本的大使格鲁，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卿。

  当时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不废除天皇制，日本就无法消除军国主义，日本就谈不上民主化。但格鲁和杜曼认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国利益。因为，第一，如果美国明言要废除天皇制，日本就会继续顽抗，美军势必付出更大的牺牲;第二，还要放眼战后的大格局，如果美国要废除天皇制，就不免会与日本真正交恶，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据《昭和天皇“独白录”》记载，当裕仁天皇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皇族的时候，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即天皇制----引者注)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

  在杜曼和格鲁，特别是格鲁的努力下，排除了反对派的意见，这个为美国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书，最终成为了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最可肯定的是仍然坚持了《开罗宣言》的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原则，但留下的最大遗患是实际上为日本保留天皇制留出了余地，使得日本的错误历史观有了很大的市场，以致于发展到了今天成为了日本的主市场。

  《波茨坦公告》传到日本后，并没有引起日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主战派的强硬以及日本民众一直还受到“一亿玉碎”的激励，加上日方摸不清盟国的真实意图等原因造成的。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举行记者会，记者问：“对于三国联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铃木回答说：“我相信三国联合公告仅仅是《开罗宣言》的重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价值，没有什么要求助，仅仅是完全忽略它，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战。”

  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是引来了美国的在8月6日对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苏联8月8日的对日宣战彻底消除了日本企图通过苏联调停的幻想。

  在日本忽略期间，有些日本驻外官员却全面理解了美国的心机。当时日本与反法西斯盟国的外交联络，是通过日本驻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机构进行的。日本驻瑞士的公使加濑俊一，在详细比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亚宣言》(对德国投降要求)后，发现对日和对德的态度有“显著不同”，其中主要有：没有触及天皇及政体、承认日本的主权、在使用无条件投降的字句时只限于日本军队等。他认为，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扩张，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没有打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招牌，事实上是要放宽条件，早日和日本言归于好，所以美国争取了主动权，发出了三国公告。加濑俊一将这些意见于8月1日用电报报告了东京的外相东乡，还标以“十万火急”。这封电报也转给了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佐藤研究后完全同意，也于8月5日发电告诉了东乡外相。佐藤的电报到达的第二天，广岛遭受到了原子弹爆炸。8月9日，长崎也遭遇到了广岛同样的打击。

  日本为何去何从举行了的御前会议，并于8月10日凌晨由天皇作出“圣断”，采用“只把保持政体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东乡案(甲案)”。8月10日上午7点半，华盛顿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上午9点，美方由杜鲁门总统主持，开会审议对日本的《答复》。美方的立场是“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要置于联合国军(即盟军---引者注)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8月11日，美国将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报给了苏联。

  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指出：“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

  日本对美国那些“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是感恩的，特别是对格鲁和杜曼。1960年5月17日，日本赠给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勋章。稍后，在9月29日，日本赠给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这是为了纪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国的皇太子夫妇特意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