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小说里的这笔红火生意，终于把崇祯坑上吊了_风闻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古代灿若星辰的文学作品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这其中，《金瓶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作为明朝嘉靖年间一部空前火热，且作者至今成谜的畅销书，《金瓶梅》留给后世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西门庆真风流外加真有钱啊。

说来西门庆“风流”这事，或许还占三分道理，但若说西门庆“有钱”，则不免让人觉得与事实相悖。毕竟西门庆不过就是个十八县城市小老板，他怎么就这么“豪”呢？

一、致富秘籍

根据《金瓶梅》中的描写来看，西门庆赚钱的秘密，无非就是两个字——放债。

比如商人李三、黄四找西门庆借钱做香蜡生意，西门庆就喊出了“每月五分行利”的天价，远远超过了《大明律》中“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

不过，西门庆那里的收费虽高，商人李三、黄四却依然选择找西门庆借钱，只因西门庆有着一个其他放贷人少有的优势——衙门中人的身份。

对于商人们来说，找谁借钱都是借，还不如找西门庆呢，说不定将来还能借着西门庆的官势得些好处。

于是，书中的李三、黄四就找西门庆借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的高利贷，仅仅两个月后，便还了西门庆本金一千两，利息一百五十两，外加四个三十两重的金镯子，抵银一百五十两。

按明朝的规定，明初时期一两金子可抵四两白银，后来白银供给增加，金银比渐渐达到一比六甚至一比七，可书中的李三、黄四却按照一比五将金镯子折现给了西门庆，难怪西门庆会兴奋不已，以致引发了后续金镯子失窃的风波。

不过，对于土豪的不要不要的西门庆来说，这样的暴力买卖不过是餐前甜点，相比于李三之流的普通客户，西门庆早已将主菜锁定在了以各级官员为目标的“官吏债”上面。

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西门庆不仅自己“放官吏债，结识人”，还拉着弟兄吴典恩联合经营，一起“与官吏保债”，共奔富裕路。

那么，西门庆的这笔“发财买卖”真的这么赚钱呢，这会不会是“身份成谜”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信口胡说呢？

二、暴利生意

其实，翻开明代的通俗小说，会发现“官吏债”桥段比比皆是。比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就提到“有张多宝者，领大商人郭七郎之本十万两来京都”，而后在京都“专一放官吏债”。

无独有偶，同时代小说《贪欣误》中，也记载了一个苏州人张福放官吏债的故事，而且故事主角老张同志靠着放官吏债“富名广布”，一跃而成为京中大佬与各府权贵的座上宾，简直就是行走的成功学教科书。

都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放在凌濛初们这帮跟着凑热闹的作者身上，就是频频亮相“大明好故事”的“官吏债”并非出于作者的想象，而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盛行的一个普遍社会现象。

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明末北京城里的一个奇特景观：京债。

京债形成之初，主要是各地来京的士人或者官员，因赴考、赴选，在京候选，生活、赴任而借债，而经营京债的人，也并非西门庆这样的“小镇青年”，而是有权有势的贵族阶层。

放贷人的身份虽然高贵，但倘若京债只是单纯的你借我还，这也不算个大事儿。毕竟明朝官员“基本工资”比较低，赶上选官赴任这种大事儿，手头紧也是常事儿。

可惜，位高权重的放贷人，带着京债进入了腐败之风盛行的明末官场，而这也意味着京债想要在官场腐败的大染缸里独善其身，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就有了明神宗与魏忠贤等人，打着京债的旗号疯狂贪财，弄得朝堂上下纷纷“官以财进，政以贿成”。

魏忠贤甚至还公然卖官鬻爵，将每日贿赂他一万两银子的周应秋提拔为吏部尚书，气得那些正直的官员，只能在背后吐槽新任尚书大人该改个名叫“周日万”。

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大小官员不管是日常交际，还是赴任上岗，通通都要砸钱。若是没钱，就只能先去借京债，然后再想方设法来还钱，还不起便通过贪污来“赚钱”。

“京债”就这么成为了权贵们的敛财工具，以致于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查抄众官府邸时，一下子拷掠到了七千万两白银，真不知这其中，究竟有多少“西门庆”们的功劳。

颇为讽刺的是，北京城破前夕，崇祯曾亲自上阵动员百官捐款，可百官无不哭穷，最后崇祯忙活了半天，收入还不如叫花子。

明朝官员们之所以明知大明江山危在旦夕，却依然不肯出钱相助的原因，主要还是崇祯年间腐败的风气太盛了，官场中处处需要用钱，人人需要打点，借的京债永远还不完，大小官员们早已人人自顾不暇了。

比如曾有个知县出价24两银子，想请翰林胡守恒写篇文章，谁料胡守恒还不知道这事呢，东厂倒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紧接着，东厂中人便大张旗鼓地去找胡守恒索贿，胡守恒虽然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还是打点了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以求花钱消灾。

胡守恒的遭遇并非孤例，一些花钱买官的士人，也曾感受过官场令人窒息的腐败风气。比如崇祯年间各种官职都被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其中任职兵部要1000两，任职礼部要2000两，部郎外转道员，许多地方的起步价更是高达5000两。

有个士人想要讨价还价，只出3000两银子，结果好好的官职当场就飞了，最后仅获得了一个知府的空缺。

卖官鬻爵如此大行其道，明朝的官员们自然贪腐成风，而大明朝的吏治，也就在红火的“京债”生意里急剧恶化，直到在腐烂中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也在扔下一句“诸臣误我”后含恨上吊。

其实，“误”了崇祯帝的，除了满朝昏聩文武，同样还有“京债”。从这个意义来说，京债真是一笔“阎王债”，其警世的意义，千百年后，依然让人叹息与沉思。

参考资料：苗棣《崇祯亡国史》、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侯会《食货< 金瓶梅>》 、梅朝荣《读<金瓶梅>品明代社会》、刘秋根、杨贞《明清“京债”经营者的社会构成——兼论帐局及放帐铺》、刘秋根、柴英昆《明清的钱铺、钱庄与银号——以白话小说记载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