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长：我的“大胆”与“鲁莽” | 造就Talk·叶叔华_风闻

　　作为从“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叶叔华身上糅杂着豪气与天真，今年已经93岁的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长。

　　叶叔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

　　“保持稳定的算法是我弄出来的，观测质量的提高是团结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她带领着团队,在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独立时系统的研发。

　　“明明可以看着新老技术的比较在那里，你不前进，就要受淘汰。”——她开展天文观测与空间探测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完成了上海天文台的转型发展。

　　“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中国来主持的国际上的合作……我们很冒冒失失去干这件事，总算办成了。”——她推动了许多大型天文项目的发展，更促进了中国天文观测的国际合作。

　　在几十年的生涯里，她凭着自己对科学的热情和执着推动了许多事。

　　她说这是她的“大胆”与“鲁莽”，但这也是她敢想敢做的时代回响。

　　以下为叶叔华自述：

　　开启中国独立的世界时工作

　　上海天文台原先是做时间工作的，是东亚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服务台。

　　最早，上海天文台是法国传教士办的，当时是参加了全世界统一的国际时间局合作，所以最后结果都是靠国际时间局。

　　那么为什么离开呢？因为后来国际科学联合组织接纳了中国台湾省，中国当然不能忍受。中国所有协会一起退出了国际科联，天文学会也在其中。退出以后，不能再参加国际时间局的合作，要有自己做的世界时。

　　当时我们只有上海和紫金山2个天文台，苏联系统是17个天文台合作，国际上30几个天文台合作，还是相差很远。最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系统，要长期保持稳定，东摇西摆、忽高忽低不能成为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使这个系统能保持稳定。当时没有基础，也没有人真正做过，就是我们自己想一些计算方面的办法，也确实做到了，后来也一直沿用下来。

　　我们是在1959年开始正式出版。开始的时候质量比较差，只有上海、紫金山2个天文台，力量很单薄，后来武汉也参加了，再后来北京、西安都参加了。这样观测条件、设备都有很大的改进。

　　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慢慢我成了主管。主管要做什么事情？要团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要向国际最高水平看齐。

　　这个任务还是很鼓舞大家的，因为每年我们都看国际上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的结果怎么样。我会鼓励所有工作人员，哪怕有一丁点的改进我们都欢迎。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每年都有所进展。到了后来，我们就好像有了胆，一步一步能够保持稳定。保持稳定的算法是我弄出来的，观测质量的提高是团结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而且大家都以此为荣，就觉得为国家的需要服务，大家都很高兴地做。

　　一直到了1963年，我觉得已经比苏联系统好了。到1965年，经过几年看下来都靠得住以后，我们才向科学院申报。当时由科学院出面，组织科委下面的一个国家级的鉴定会。鉴定下来都同意，我们确实是好了，跟苏联系统相比，我们比它还靠得住一些。

　　这个时候才由科技部发通告说，国家系统建立了以后，各方面就用国家的标准了。

　　但是因为时间不断流动，标准不是不变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持它。后来确实很长时间一直都保持不变，我们的观测水平国际上也是看得见的。

　　所以到后来我有机会到法国去开会，也到前苏联去，也遇到前苏联的同行，彼此没见过面，但是都认可彼此的工作，大家还是像老朋友一样。

　　我提出在中国构建一个大三角形，

　　全世界都没有人提

　　70年代，国家要在陕西新建一个更大的时间工作台，完全可以代替上海。

　　上海的不足在于什么呢？在东边的边缘，一个是从战备上来说不够安全，另外在东边发布时间讯号，哪怕你再怎么好，也不能保证全国都能收到，比如西边的边疆也很重要，但没有真正精确的地图去测量。

　　因为这两个不足，后来会议决定，应该在中国中部建一个新的授时台。这样一来的话，上海天文台的地位马上不足道也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找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1981年初，上海的时间服务全部停掉，由陕西台负责。但是在1970年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原来的工作已经不能作为主要的了，发展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就因为空间发展了以后引出来的新技术。

　　当时的空间竞赛，主要是美国和苏联竞赛谁先到月球。有了空间竞赛以后，对时间的要求很高，而且提供时间的方法也出来了，比如用激光测卫星的距离，用它反推时间，这样精确度比我们原先用的高若干倍。

　　你要不动的话，你就躺在那里不动。明明可以看着新老技术的比较在那里，你不前进，就要受淘汰。

　　所以天文台发展了用激光测人造卫星的工作。

　　在各种新技术里，我还看到有一个射电的、无线电方面的技术，就是甚长基线干涉（注：利用电磁波干涉原理，在多个测站上同步接收射电源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测站间时间延迟干涉处理，以测定测站间相对位置以及从测站到射电源的方向的技术和方法）。

　　叶叔华接受造就采访

　　这个技术很高，原来是用来做天体物理研究的，但是同样可以用在天体测量上面，用途很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它拿下来。

　　1967年底，美国跟加拿大都在发展射电上面的甚长基线干涉。

　　干涉技术刚刚开始，天文界都不相信，测地界更不相信，因为它费用很高。

　　**望远镜以前用的仪器设备都是很小的设备，口径只有10厘米，哪怕很新的东西，口径也是10厘米。而现在要做射电，做甚长基线的话，口径起码有25米。**25米跟10厘米，你想想看，这差距多大。

　　但是你想想看，假定你不抓到一个很靠得住、很有发展前途的东西，这个台的工作转移到陕西去以后怎么活？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除了激光测人造卫星之外，还要做甚长基线，因为甚长基线不但对时间的观察有用，特别是对天体物理的研究是全新的技术方法。

　　当时我一心要决定要有机会，非做甚长基线不可，这样这个台才有可能转型发展。

　　我就提出要做甚长基线，而且一做就做三个站，上海、乌鲁木齐跟昆明，在中国构建一个大三角形，全世界都没有人提。当然很花钱，技术上要求很高，因此提出以后也不是很容易。

　　我一直去说服主管的人，一天到晚跟着他说，跟着他都累得他在宾馆里，躺在床上动不了。后来他以为干涉仪大概不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他说，“行啊，行啊，你就做干涉仪吧。”他不知道这干涉仪有这么大。

　　当时要新建三个站，全世界都没有人。我们朝新的方向走了，否则这个天文台以后就没有办法存在。幸好，天文界也没有其他项目提出，正好有一笔很大的经费在那里，因此我就大胆地拿出来用在这个项目上了。

　　结果天文界的经费都被我用了。开始大家都无所谓，没有人提出其他东西，后来大家都觉醒了——你上海干，我北京就不干，我这地方就不干——不肯。那就先把你卡住，不能用这么多钱。但是这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批了，不但钱用得很多，技术上差距也很大，我们拼命在那里想这个三角形。

　　其实光是把上海做出来就花了很多钱，花了一半钱都不止，要做三个根本就不行。所以当时只能做上海跟乌鲁木齐，昆明就没办法。

　　因为这件事，我挨了很多同行的骂，大家都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的经费都拿去了。虽然是大家共用，但是主要的用途还是你。所以当初真的是千辛万苦，后面几年国家也很困难，几乎都没有钱，所以当时维持这个工作，使它不要断气都很难。

　　最后还遇到一个好机会，国家探月计划定了。

　　探月计划里面，最没有把握的事情就是卫星飞出去以后，需要它中间可以改变轨道。我们要求它到月球附近以后，变成一个环绕月球的轨道，所以对轨道的判断很重要。要改成另外一个轨道的话，要怎么改、什么时候改，这很关键，但当时还没有很精确的测量。

　　我就和上海台的同志一起跑到这个计划里去说，我们能够承担。

　　实际上我也没有很大把握，但是觉得应该可以，就承担了这个任务。中间还做了试验，也和国际上其他航天局合作，也跟踪它们的东西，看看差距有多少，经过这样一些动作后比较有些把握了。

　　VLBI（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确实帮助了空间探测，所以**“嫦娥一号”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在其中起着保障作用。**

　　后来“嫦娥一号”成功了以后庆功。在这个场合里，我对领导说，“我们这个技术是有用的，但是设备都太老。上海是主管，这个天线是最老的一个，都已经过了服务的年限了。”就这样促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上海的一个65米天线的合作项目。

　　后来65米的项目建起来了。**以后不光是探月，就是到火星、木星、太阳系边缘去，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能够给国家航天上出些力，也是很光荣的，而且这65米的项目不但帮助了空间探测，在天文上也做了很多观测。

　　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天马望远镜），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学者发起的国际项目

　　我不做台长以后，还干了些别的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和地学界各个部门一起合作，抢了一个攀登项目，为期十年。

　　当时国家科技部搞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我听见以后赶快去查到底有什么条件。他说，“你太晚了，我都内定了，十个项目都内定了。”

　　我也不管他，说，“这个要求、章程拿来看一看”。拿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们完全对嘛，为什么不行？

　　所以我们就和其他几个测绘部门，国家测绘局、国家地震局、总参测绘局，一起商量打进去，抢一个题目下来。最后果然抢到了一个第五号——十个项目里面，我们拿到了第五个项目。这样子能够用这新技术，真正看看地壳是否有水平运动。

　　做这些事情，其中还有一个奇遇。

　　当时日本的新天皇到上海访问，大家都没话说，那不很冷清吗？我斗胆上去给天皇说，：“现在你是坐飞机从东京到这里，我跟日本合作，我们研究地壳运动，现在就测出来上海跟东京两个地方，每年要接近大概七八厘米。”那是真的观测结果，“若干年以后，大概我们就可以不用坐飞机就可以握手了。”

　　这句话讲得很巧妙，既欢迎，又说了我们的工作，还不失体统。

　　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你要研究地壳运动，地震、海啸等各方面灾害，不光是你一个国家的事情，还是一个区域的事情。而在东亚这个地区，只有我们组织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大项目把地学部门跟我们团结起来，其他国家都没有组织，如果能够组织起一个大项目的话，应该说对国家还是很响亮的。

　　当时还没有我们自己出来挑头做项目的，我就去跟澳大利亚、日本的同行说，“你看，我们观察了很多，最后的结果都是由美国人去处理，他去发表文章，我们就处理。”“怎么可以这样，应该我们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结果就鼓动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

　　有了这个底气以后，我就敢去发动这些事情。

　　正巧，我刚从天文台台长下来，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就到北京开一个高级官员会议，叫“空间技术的和平利用”。

　　这个题目非常好，我们正好是空间技术的和平利用，用空间技术来测量地壳变化或者地壳运动引起的地震等等，不是挺好吗？

　　当时开会前有个学术会议，报名费很贵。我已经不是台长，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所以就一个人跑去开这个会。开会同时我写了一个提案，提出在亚太地区把空间技术用在灾害研究上，叫APSG（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用VLBI来主导做研究。

　　APSG（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计划，图片来源：网络

　　这就作为国家提案放在会议上。作为国家提案我就觉得很安心，我也没有经验国际会议到底怎么弄，就很安心在那听会。

　　一直到后面会议要结束了，请了一个巴基斯坦的学者来当主席，一个个议案在那通过，我就坐在那里，听到一条条都通过——一通过就敲一下板，当一下就通过——我看整个结论里头没有一条是我的，急死了！

　　赶快就把所有结论的提案统统翻一遍，果然给我找到一条跟我是完全合适的。马上举手要求发言，讲得很长。我说，你这个会宗旨是什么，我这个提案是什么，跟你这条完全符合，要求把我的议案拿到这条里面。

　　我讲了很长，主席听了以后说，“你这个提案很好，但是太长，这个就很麻烦，我帮你另列一条。”另列一条当然更好了，所以我就非常高兴。

　　结果就变成这个会议的第25条议案，这样很好了。

　　但是到最后散会的时候，当时乔冠华管这个会，他就跟我说，“你这样还不行，作为国际上的动作的话，你必须要有国际上大的学术部门支持。”

　　结果一查，第二年有一个国际地球物理大会在美国开。那就好极了，赶快赶这个会！

　　正好要去开会前夕，我的老伴骑车跌一跤，摔到股骨颈，要做大手术。但实际上开刀后大概第三天、第四天，我就得到美国去了，否则赶不上这个会。老伴也很同情我，他知道我不去的话，我就要死掉了，所以说你就去吧。后来总算顺利地进行。

　　但顺利进行还不行，我自己报告了以后，外国专家一个个起来问：你准备怎么办，你怎么样……就很怀疑：你们中国人能够挑头办这事情吗？

　　我就只能尽我的力量来辩护。没有人帮我，我就一个一个去给他们辩护。

　　办好以后，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还有四个人主动留下来，帮我起草一个东西，送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的结论。后来这就作为大会议案的一条，而且支持这个，叫我继续推进，我就好办了。

　　你看我够大胆了吧，够鲁莽了。

　　当时我心里还是为国家想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中国来主持的国际上的合作。哪怕我们看到一些很老的科学家，他们都没有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冒冒失失去干这个事，总算办成了。这是我的冒险之一。

　　我还想做成的三件事

　　其中一件比较容易成功的，是上海天文馆，现在是上海科技馆的一部分。这个天文馆确实是世界级的，等开馆你们去看看，不同凡响。希望以后它的展出内容，符合我们所期望的。

　　我希望它把最新的天文研究结果呈现出来，比如上海参与了一次黑洞照片合作，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

　　除此之外我还推动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SKA（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这个口径100米的世界最大的望远镜，是一个全世界合作、中国参与的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头，上海能够贡献什么、占什么份额？

　　SKA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图片来源：网络

　　现在有两个观察基地——一个在南非，一个在澳大利亚——这是不能争的，因为必定要求在南半球，不可能在中国。那么我们能争什么？

　　因为它的数据比之前所有现存的东西都大得多，所以它要求全球参加以后，大概建五到六个科学数据站。中国这么大，岂能没有一个站？应该有。

　　这是低频射电的全世界的合作，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科学的结果。并不说你搞个站就行，这个站每天拿到的数据，比全世界现在物联网的数据还倍数的多，所以对于这个数字计算、存储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国家有安排，有个年轻的武向平院士当这个头，上海也申请两位项目的主管，所以希望上海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出力。

　　这事情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有点谱了。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同样想做的，也是刚刚在筹备当中。

　　现在VLBI是很高分辨率的东西，但空间中的还没有。空间里俄罗斯搞了一个，日本搞了一个，属于单个飞船跟地面联系的。我们是想做两个30米的望远镜放到空中。

　　俄罗斯跟日本的飞船，它的望远镜都不到10米，而我们的则要求两个30米的，这个规模要比它要大。而且它可以单独在空间运作，也可以跟地面上合作，比方跟FAST跟SKA都可以做连测，这样就希望对解决一些现在很多有争论的天文上的问题，能够给出一些新的探索的结果。

　　鼓励女性参与科研

　　我讲一个我遇到的事情。

　　我们都参加国际天文协会——我曾经是它的副主席，是中国第一个副主席——有一年，欧洲的女科学家在会上抱怨，说她们遇到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要求在国际天文协会里面能够有专门的会议来呼吁这方面的问题。

　　结果她讲了以后，南美洲的一些女天文学家都笑了，说他们没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女人跟男人一样，都在外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要谈这个事情的话，比如说平等，首先你在工作机会、工作上就要想办法做到。现在来说改善了很多，但是不能说全部都做到了。

　　应该考虑到，既支持一般的、现在还在贫困、有各种生活问题的我们的女同胞，同样也应该支持确实是能够出头露面的女性。这样的女性越来越多的话，自然问题就解决了。

　　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实际的行动才行。另外，我确实看到好多地方，都有女工程师做了很多贡献，也有好几位女科学家很不错，但是总的比例没有达到我们理想。

　　我想这世界会变的，因为知识大家都能获取，能力大家都能够增强，到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总有办法会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总会想出一个好办法出来。

　　叶叔华接受造就采访

　　没有一个天文台能够看到整个天空，没有一个观测者能够持续地观测天体的变化活动。

　　叶先生所观测的宇宙，如此浩瀚而漫长，而她以她的执着和热情，在其中找到了她一生的追求与价值；更以她的“鲁莽”与“大胆”，书写了属于她一生的浪漫。

　　感谢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对本次大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