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兩岸關係興毀繫於一身_风闻

　　李登輝七月三十一日傍晚七時二十四分病逝，耆齡九十七歲。大陸新華社反應較快，於八時二十分發出電訊，標題為《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病亡》，內文連標點符號只有三十五個字：「據台北榮民總醫院消息，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三十日在台北病亡，終年九十七歲。」

　　新華社以「病亡」一詞來報導李登輝的去世，而不是通常採用的「病逝」，似是帶有鄙視李登輝的意況。但相對於當年蔣介石病逝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是以「蔣介石死了」作標題，算是已經較為厚道。不過，「病亡」一詞，還是對李登輝戕害兩岸關係及台灣地區政治生態，作出蓋棺定論的評價，並非是一個正面人物。

　　隨後，中新社也於八時三十九分以標題和內容都「照抄一遍」的方式發出電訊。不過，中新社在十一時十四分，卻以《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離世》的方式發出電訊，似乎是對此前電訊的「火氣」作了「適當矯正」。

　　實際上，一九七八年中新社復社時，廖承誌曾經對中新社有一個著名的講話，大意是，經過十年「文革」，海外華僑華人對我們國家有許多誤解，因而中新社電任務，就是以海外華僑華人能夠接受的文風，報導祖國的錦繡河山，不必照抄照搬新華社的文稿，可以適當柔軟一些。因此，此後長期以來，除了是中央有關會議及重大政治活動的報導，是採用「通稿」，與新華社「同步」之外，其餘稿件都較為「中新社化」。

　　可能是基於此背景，中新社昨晚有關李登輝病逝的第二篇報導稿，除了是採用比「病亡」較為溫和的「離世」之外，在內文中，雖然對李登輝在台灣地區政治事務上進行的「寧靜革命」及「黑金政治」避而不談，但卻以主要篇幅，對其在兩岸關係領域的興毀進行了概括性的總結：在李登輝主政之初，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朝著務實方向發展。一九九一年二月，「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的《國統綱領》，強調「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的共識，即「九二共識」；此後，兩岸兩會在此基礎上展開事務性協商，舉行「汪辜會談」。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李登輝奉行分裂路線，導致兩岸關係惡化。他一九九五年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問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以及一九九九年拋出「兩國論」，台海局勢空前緊張。二零零零年後，李登輝主導成立「台聯黨」，繼續鼓吹「台獨」。

　　李登輝還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台灣曾經的殖民統治，甚至聲稱「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廣受兩岸各方抨擊。

　　中新社昨晚第二篇報導稿對李登輝在兩岸關係領域的興革及摧毀，作了較為中立公正的評價。實際上，以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為界限，在此之前，李登輝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還是有正面表現及貢獻的；但在此後，就是扮演了「剎車板」的角色，阻擋兩岸關係發展，甚至滑向「台獨」不歸路，成為「台獨教父」。

　　當然，李登輝早期的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是有其政治動機的，就是在蔣經國逝世後，雖然他按照「憲法」規定，自然遞補繼位「總統」，當年跟隨蔣介石撤退到台灣的老國民黨人沒有意見，但對是否也讓李登輝接任國民黨主席，老國民黨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希望由宋美齡承擔此重任。因而當年發生「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歧，以至爆發「二月政爭」。李登輝雖然在宋楚瑜「臨門一腳」襄助下，奪下黨權，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並不穩固。李登輝為了營造「蔣經國接班人」的形象，爭取「非主流派」以外的老國民黨人的認同及支持，以鞏固自己在國民黨內的權利地位，就接續蔣經國逝世前尚未來得及完成兩岸關係開放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李登輝當時的順應潮流，推動兩岸開放，成立「國統會」，制訂《國統綱領》及《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制定《兩岸關係條例》，成立陸委會和海基會，派出蘇志誠和鄭淑敏作密使，在香港、澳門、珠海、北京等地與楊尚昆、曾慶紅、汪道涵、楊斯德、許鳴真等人秘密會面，推動實現「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雖然確實是推動了兩岸關係發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李登輝只不過是將之當作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的「工具」。一旦達成目標，就將會當作是「秋後扇」，棄之不惜了。

　　實際上，李登輝在藉助民進黨的力量，陸續扳倒郝柏村等老國民黨人，並通過多次「修憲」而完成「寧靜革命」，獲得「民主之父」的美稱，鞏固了黨內外的權力之後，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暴露了其「台獨」真面目了。

　　在實務上，李登輝籍著「千島湖事件」，痛罵對岸為「土匪政權」，並由僑委會下令停止大陸旅遊團，這是惡化兩岸關係的第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他又推出「戒急用忍」及「南向政策」，要遏止台商到大陸投資的浪潮。

　　在理論上，李登輝透過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專訪，及到其母校美國康奈爾大學進行《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系統性地拋出「台獨理論」。

　　「兩國論」更是關鍵性的重大轉折。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北京，李登輝派出「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隨團作「監軍」。江澤民在釣魚台國賓館接見訪問團一行，提出進行兩岸政治對話，就一個中國內涵進行討論的訴求。蔡英文將此情況匯報給李登輝，並分析翌年十月海協會長汪道涵回訪台灣，在與李登輝會面時，必將會當面向李登輝提出此訴求，並予以具體化。因而建議李登輝必須提前作好回應準備。李登輝接納了蔡英文的建議，並授權蔡英文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蔡英文領命後，經過幾個月的研究，提出「特殊兩國論」的報告。

　　本來按照原來計劃，是準備在汪道涵回訪台灣時，以此理論當面向汪道涵實施「突然襲擊」的。但李登輝接到報告後愛不釋手，正好此時「德國之聲」亞洲部主任克納伯提出向他進行專訪的請求，而李登輝急不可待，尤其是結合到「二戰」結束後，德國分裂成東德與西德兩個國家，並在一九七二年簽署「基礎條約」，規範互不隸屬的「特殊國與國關係」，隨後互設代表處並一起加入聯合國，就「借風駛帆」地，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克納伯專訪時提前爆出「兩國論」，完全摧毀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

　　後來，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物色陸委會主委人選時，李登輝向陳水扁推薦了蔡英文，認為她可以守住「兩國論」底線，抵擋「九二共識」。陳水扁接納了李登輝的建議，蔡英文從此由幕後走向台前，後來還當選民進黨主席和「總統」，「九二共識」蕩然無存，兩岸關係走向隔絕的不歸路。

　　李登輝還曾出版《台灣的主張》一書，其中一個重要主張是「七塊論」，要將一個中國架構下的領土分割為中原、台灣、港澳、新彊、西藏、內蒙、滿洲等七個「國家。因此，所謂「港獨」、「藏獨」、「疆獨」以至「蒙獨」的思潮，多少也有著李登輝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