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妈祖与“一带一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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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路”是财富的源泉，振兴“海上丝路”是时代的伟大构想；“妈祖”是中国人民送给世界人民“海上丝路”的“平安符”。

　　一、缘 起

　　提起“一带一路”，就不得不说烟台港，因为这里不仅是海上丝路以及沿海经济带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始发站。很早以前，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有南北两条航线，南部航线从浙、闽、沪、粤等地的港口出发，南下到印尼、马来和菲律宾等南洋诸国以至更远的地方，即南海航线；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则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等地的港口出发，远航到高丽（今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即东海（或北部）航线，这南北两条航线对繁荣经济、促进中外贸易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惠及子孙万代。

　　烟台港

　　据《芝罘区志》，远在汉代时期，芝罘海口就是中国同日本、朝鲜及东亚诸国交往的重要海上通道之一。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日本小野妹子率领的遣唐使船队在烟台登陆。自唐代以来，芝罘海口就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北宋时期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经由境内出使朝鲜，见时常有朝鲜船只遭遇风暴刮至芝罘境内海岸，命地方当局予以慰问、赠粮遣返。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烟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政府官员以及传教士、商家纷至沓来、外事活动日益频繁。

　　上述史料都无可争辩地表明，烟台的芝罘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和起点之一。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在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但是芝罘的海上丝路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兴于唐宋，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其历史要远远早于长安（今洛阳）和敦煌的陆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天下商人出粤浙，天下丝绸属苏杭。中国丝绸又以闽浙为代表，因此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远航的船队都绝对少不了南方船帮的身影。这些南方“大军”或直接运送中国特产到朝鲜和日本，或先运到胶东半岛做周转，经年累月把大量的南方特产和习俗带到了北方。

　　早在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蚕织技术，就是从山东半岛渤海湾走水路抵达朝鲜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赴朝避难，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朝鲜半岛由环流可直达日本。传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尊祀徐福为“蚕神”。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获取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此时的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

　　宋代和元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明代是中国商品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其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难以计量。

　　有关历代南方各地对日、朝贸易的史实记录，很多都是与烟台港息息相关的，因为直航日朝往往距离过远，航海技术还不发达，很多船只遇到风浪便会驶入芝罘湾避风，日久天长，芝罘就成了很多南方客商的第二故乡。很多敏锐的南方人看到了巨大商机，他们不惜拖家带口，在烟台安营扎寨闯天下。于是就出现了“广东街”和“福建会馆” “潮州会馆”和后期的“广东旅烟同乡会”“四明会所”等等。早在烟台开埠之前，来烟台创业的南方客商人数并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能量和历史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南方的竹器、纸张、南果、南杂货和绫罗绸缎以及丰富多样的饮食，更重要的是还给烟台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妈祖”信仰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演 变

　　烟台码头的兴建是从市区的“西河”入海口（今“西南河”）开始起步的，码头的选址与南方船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期的西河入海口就像一个巨大的喇叭口，又像一头巨鲸的尾鳍，舒展地横卧在芝罘大地上，这里曾经孕育了烟台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融合了无限风光与历史传奇。

　　早期的烟台并无码头，海滩是风平浪静的自然海湾形态。相传元末（有说明末）某日黄昏，一艘福建渔船，靠在西河口的海滩上，从船上踉踉跄跄地跳下几个渔民，他们奔跑到沙滩上，面向南方的天空，跪倒便拜。他们是在跪谢妈祖女神，因为不久前他们途径成山头时，突遇惊涛骇浪，危急之中，众人向妈祖祈求保佑，结果海神显灵，指引船只来到了风平浪静的芝罘海湾，他们躲过劫难，死里逃生。为了答谢妈祖危难之际的救命之恩，这些船民搭建了“妈祖庙”，塑造了妈祖像，这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西河东岸三间草屋建大庙的来历，很多史料均有记述。至此，“妈祖”正式在芝罘“登陆”扎根，经过几百年的文化融合，妈祖便与北方的海神娘娘合二为一，创造了南北文化大交融的佳话。许多年之后，烟台人在“妈祖”登陆之处兴建了烟台港，妈祖在指点迷津的同时，也保佑烟台的渔民。

　　妈祖像

　　据《烟台房地产志》（讨论稿）：烟台的贸易早在唐宋时期已是萌芽状态，成为通往日本、朝鲜的丝绸通商口岸；至元代，南北船运畅通，烟台海湾遂成为重要的停泊地；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南北通商，往来船舶频繁，渔业达到最发达时期，此后船舶日益增多，当时的西河北口海滩，因具有天然的避风条件而成为停泊帆船、渔船的集中点。《烟台海关史概要》记述：明初，芝罘湾已成为海上交通和捕捞渔船的重要停泊避风港，年有“舟师数万”；期间，广州、福建、宁波、锦州等外地商船往来频繁、贸易兴隆。

　　这些记述，完整而清晰地再现了烟台开埠之前原始状态的西河入海口的情形，再次表明这里确为烟台港的发祥地，也完全表明这里就是东方海上丝路的始发站之一。

　　烟台港从早期的自然港湾，再到人工形态的码头和作业港，今天已发展成为极具规模的北方现代大港，其间经历了若干年的演变和扩建。

　　众所周知，烟台开埠是和《中英天津条约》密不可分的。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代表在天津签订。条约及另附《专条》的主要内容有：（1)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3)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并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4)英商船可在长江通商各口往来。由此可见，烟台开埠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慑下，与营口、潮州、南京等沿海城市同步对外开埠的，同属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口岸。但是也正是被迫开埠，烟台和其他兄弟城市一样，才赶上了现代港口建设和经济繁荣的早班车；从此烟台西风渐进，西式建筑和教堂以及大批的洋货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烟台开埠是以大名鼎鼎的东海关成立为起点的。东海关为晚清中国北方第一大关，统管北到东北和渤海湾、南到东海等广袤区域的通关贸易事宜，东海关在烟台的设立，把烟台彻底推向了历史的前沿阵地，城市知名度迅速提升，世界影响力如日中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烟台开埠后，对外贸易势不可挡，南北货物交流日趋频繁，看到了更大商机的南方客商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在烟台闯天下，而是迅速扩大经营领地和产业规模。于是一批批南方人举家迁往烟台，在谋生计的同时，也进一步全面带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融和发展。

　　三、大 潮

　　海内外商贸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大显身手，犹如滚滚洪流，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股“闯烟大潮”。

　　据《芝罘区志》记载，在明末年间，烟台人口约为2500人；烟台在清末开埠后，船舶往来，商贾云集，人口日益增加。至清光绪七年（1881年），人口增加到约29000人（其中外侨250人），迁入的人口大多从事渔业、工商业经营，因各业迅速发达起来，吸引着国内外经营者大量涌入，人口不断增加；至民国初年，人口增加到62806人（其中外侨1289人）。1931年后，灾荒和军阀混战，农村大批人口逃来避难，至1936年人口猛增到18万人，达到建国前的人口峰值。因为开埠早，烟台成为山东省内最早的开放城市，拥有省内最早的现代化港口，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这无疑是催生短期内人口剧增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外来人口中，南方客商及其家眷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从近代修建的遍布于烟台大街小巷的粤、闽、浙、赣等南方省市的异乡会馆和会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印记和脉络。这些南方商界精英的到来，虽然主要从事南货北运和对外贸易，但是对于中外、南北经济文化的促进和交流的巨大作用和强大惯性却是难以估量的，至今还在影响着他们的后代子孙。

　　如今，源之于烟台西河入海口的烟台港，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大港；当年从福建不远万里而来的“妈祖”，也早已入乡随俗，在胶东和辽东沿海“繁育子孙”，在大连、青岛、烟台，甚至在南韩、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妈祖”手擎航海明灯的身影，祖国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一直在散发着勃勃生机。

　　东海“海上丝路”是烟台的，也是世界的；“妈祖”是福建的，也是烟台的，更是世界的；继承和传承这些宝贵的经济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掘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对于打造新时代的世界经济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深刻而长久的重大意义，其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亦不可低估。

　　“海上丝路”是财富的源泉，振兴“海上丝路”是时代的伟大构想；“妈祖”是中国人民送给世界人民“海上丝路”的“平安符”；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则是中国人民送给“海上丝路”的“定心丸”，有了这颗“定心丸”和这道“平安符”，新时代的未来“海上丝路”，必将如日中天，宏伟蓝图的实现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