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妈祖与“一带一路”_风闻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0-07-31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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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是财富的源泉,振兴“海上丝路”是时代的伟大构想;“妈祖”是中国人民送给世界人民“海上丝路”的“平安符”。
一、缘 起
提起“一带一路”,就不得不说烟台港,因为这里不仅是海上丝路以及沿海经济带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始发站。很早以前,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有南北两条航线,南部航线从浙、闽、沪、粤等地的港口出发,南下到印尼、马来和菲律宾等南洋诸国以至更远的地方,即南海航线;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则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等地的港口出发,远航到高丽(今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即东海(或北部)航线,这南北两条航线对繁荣经济、促进中外贸易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惠及子孙万代。

烟台港
据《芝罘区志》,远在汉代时期,芝罘海口就是中国同日本、朝鲜及东亚诸国交往的重要海上通道之一。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日本小野妹子率领的遣唐使船队在烟台登陆。自唐代以来,芝罘海口就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北宋时期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经由境内出使朝鲜,见时常有朝鲜船只遭遇风暴刮至芝罘境内海岸,命地方当局予以慰问、赠粮遣返。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烟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政府官员以及传教士、商家纷至沓来、外事活动日益频繁。
上述史料都无可争辩地表明,烟台的芝罘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和起点之一。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在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但是芝罘的海上丝路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兴于唐宋,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其历史要远远早于长安(今洛阳)和敦煌的陆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天下商人出粤浙,天下丝绸属苏杭。中国丝绸又以闽浙为代表,因此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远航的船队都绝对少不了南方船帮的身影。这些南方“大军”或直接运送中国特产到朝鲜和日本,或先运到胶东半岛做周转,经年累月把大量的南方特产和习俗带到了北方。
早在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蚕织技术,就是从山东半岛渤海湾走水路抵达朝鲜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赴朝避难,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朝鲜半岛由环流可直达日本。传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尊祀徐福为“蚕神”。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获取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此时的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
宋代和元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明代是中国商品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其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难以计量。
有关历代南方各地对日、朝贸易的史实记录,很多都是与烟台港息息相关的,因为直航日朝往往距离过远,航海技术还不发达,很多船只遇到风浪便会驶入芝罘湾避风,日久天长,芝罘就成了很多南方客商的第二故乡。很多敏锐的南方人看到了巨大商机,他们不惜拖家带口,在烟台安营扎寨闯天下。于是就出现了“广东街”和“福建会馆” “潮州会馆”和后期的“广东旅烟同乡会”“四明会所”等等。早在烟台开埠之前,来烟台创业的南方客商人数并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能量和历史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南方的竹器、纸张、南果、南杂货和绫罗绸缎以及丰富多样的饮食,更重要的是还给烟台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妈祖”信仰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演 变
烟台码头的兴建是从市区的“西河”入海口(今“西南河”)开始起步的,码头的选址与南方船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期的西河入海口就像一个巨大的喇叭口,又像一头巨鲸的尾鳍,舒展地横卧在芝罘大地上,这里曾经孕育了烟台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融合了无限风光与历史传奇。
早期的烟台并无码头,海滩是风平浪静的自然海湾形态。相传元末(有说明末)某日黄昏,一艘福建渔船,靠在西河口的海滩上,从船上踉踉跄跄地跳下几个渔民,他们奔跑到沙滩上,面向南方的天空,跪倒便拜。他们是在跪谢妈祖女神,因为不久前他们途径成山头时,突遇惊涛骇浪,危急之中,众人向妈祖祈求保佑,结果海神显灵,指引船只来到了风平浪静的芝罘海湾,他们躲过劫难,死里逃生。为了答谢妈祖危难之际的救命之恩,这些船民搭建了“妈祖庙”,塑造了妈祖像,这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西河东岸三间草屋建大庙的来历,很多史料均有记述。至此,“妈祖”正式在芝罘“登陆”扎根,经过几百年的文化融合,妈祖便与北方的海神娘娘合二为一,创造了南北文化大交融的佳话。许多年之后,烟台人在“妈祖”登陆之处兴建了烟台港,妈祖在指点迷津的同时,也保佑烟台的渔民。

妈祖像
据《烟台房地产志》(讨论稿):烟台的贸易早在唐宋时期已是萌芽状态,成为通往日本、朝鲜的丝绸通商口岸;至元代,南北船运畅通,烟台海湾遂成为重要的停泊地;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南北通商,往来船舶频繁,渔业达到最发达时期,此后船舶日益增多,当时的西河北口海滩,因具有天然的避风条件而成为停泊帆船、渔船的集中点。《烟台海关史概要》记述:明初,芝罘湾已成为海上交通和捕捞渔船的重要停泊避风港,年有“舟师数万”;期间,广州、福建、宁波、锦州等外地商船往来频繁、贸易兴隆。
这些记述,完整而清晰地再现了烟台开埠之前原始状态的西河入海口的情形,再次表明这里确为烟台港的发祥地,也完全表明这里就是东方海上丝路的始发站之一。
烟台港从早期的自然港湾,再到人工形态的码头和作业港,今天已发展成为极具规模的北方现代大港,其间经历了若干年的演变和扩建。
众所周知,烟台开埠是和《中英天津条约》密不可分的。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代表在天津签订。条约及另附《专条》的主要内容有:(1)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3)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并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4)英商船可在长江通商各口往来。由此可见,烟台开埠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慑下,与营口、潮州、南京等沿海城市同步对外开埠的,同属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口岸。但是也正是被迫开埠,烟台和其他兄弟城市一样,才赶上了现代港口建设和经济繁荣的早班车;从此烟台西风渐进,西式建筑和教堂以及大批的洋货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烟台开埠是以大名鼎鼎的东海关成立为起点的。东海关为晚清中国北方第一大关,统管北到东北和渤海湾、南到东海等广袤区域的通关贸易事宜,东海关在烟台的设立,把烟台彻底推向了历史的前沿阵地,城市知名度迅速提升,世界影响力如日中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烟台开埠后,对外贸易势不可挡,南北货物交流日趋频繁,看到了更大商机的南方客商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在烟台闯天下,而是迅速扩大经营领地和产业规模。于是一批批南方人举家迁往烟台,在谋生计的同时,也进一步全面带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融和发展。
三、大 潮
海内外商贸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大显身手,犹如滚滚洪流,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股“闯烟大潮”。
据《芝罘区志》记载,在明末年间,烟台人口约为2500人;烟台在清末开埠后,船舶往来,商贾云集,人口日益增加。至清光绪七年(1881年),人口增加到约29000人(其中外侨250人),迁入的人口大多从事渔业、工商业经营,因各业迅速发达起来,吸引着国内外经营者大量涌入,人口不断增加;至民国初年,人口增加到62806人(其中外侨1289人)。1931年后,灾荒和军阀混战,农村大批人口逃来避难,至1936年人口猛增到18万人,达到建国前的人口峰值。因为开埠早,烟台成为山东省内最早的开放城市,拥有省内最早的现代化港口,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这无疑是催生短期内人口剧增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外来人口中,南方客商及其家眷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从近代修建的遍布于烟台大街小巷的粤、闽、浙、赣等南方省市的异乡会馆和会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印记和脉络。这些南方商界精英的到来,虽然主要从事南货北运和对外贸易,但是对于中外、南北经济文化的促进和交流的巨大作用和强大惯性却是难以估量的,至今还在影响着他们的后代子孙。
如今,源之于烟台西河入海口的烟台港,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大港;当年从福建不远万里而来的“妈祖”,也早已入乡随俗,在胶东和辽东沿海“繁育子孙”,在大连、青岛、烟台,甚至在南韩、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妈祖”手擎航海明灯的身影,祖国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一直在散发着勃勃生机。
东海“海上丝路”是烟台的,也是世界的;“妈祖”是福建的,也是烟台的,更是世界的;继承和传承这些宝贵的经济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掘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对于打造新时代的世界经济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深刻而长久的重大意义,其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亦不可低估。
“海上丝路”是财富的源泉,振兴“海上丝路”是时代的伟大构想;“妈祖”是中国人民送给世界人民“海上丝路”的“平安符”;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则是中国人民送给“海上丝路”的“定心丸”,有了这颗“定心丸”和这道“平安符”,新时代的未来“海上丝路”,必将如日中天,宏伟蓝图的实现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