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与管家：深圳凭什么成功？_风闻

作者：张纬杰

编辑：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知乎上曾有一个百万浏览的热门问题：“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喜欢去深圳工作？”高赞回答主要涵盖了4个共同点：包容、创新、开放、机会多。有人把这四点统称为“深圳精神”，其实，深圳精神的本质就是管家意识，或者说服务意识——服务好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企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他们自然会茁壮成长。

无独有偶，去年7月，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在深圳开启了他称之为“学习未来”的旅程。这是时隔25年后，大岛理森第二次访问深圳。“挑战、创新、勇气”是他眼中今日深圳的关键词，他坦言，这次访华除了去北京外，特别选了西安和深圳。

去西安，是为了了解历史，来深圳，是为了感受未来。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深圳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研究所，科技资源几乎为零。如今，深圳不仅在4G和5G技术、基因测序、超材料、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石墨烯太赫兹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位于全球前列，更诞生了华为、大疆、腾讯这样的世界级公司。深圳在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居中国第一、智慧城市发展指数中国第一。

那么，如此巨大的转变究竟是怎样实现的？答案首先是不局限于眼前利益的提前布局。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深圳与香港的人力成本差异，许多港商将工厂办到了深圳，这带来了深圳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繁荣。1987年，深圳出口贸易额已位居全国第三，1992年跃居第一。不过，虽然“三来一补”为深圳早期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高能耗、高污染的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

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而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只要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也都坚决迁走。

与此同时，1995年7月，深圳正式提出“科技兴市”战略，明确把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作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这一布局比其他城市早了将近10年。正是由于抢占了先机，使深圳及时把握了上世纪90年代美日发达国家电子产业转移的趋势，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逐渐建立起高科技产业基础，华强北就是当时的代表性产物。

提前布局，只是深圳科技产业崛起的第一个原因，如果说这个原因体现了深圳的“极客精神”的话，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深圳政府的“管家意识”。

这种致力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极客精神”与讲究服务的“管家意识”与深圳特区刚成立时的特点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小渔村，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深圳要发展，只能面向未来，做死磕高新科技产业的“极客”；也因此唯有当好“管家”，做好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    

“极客精神”与“管家意识”，这是深圳之所以成功的两个关键词。在建市之初，这两个关键词就已经在深圳市政府的血液中流淌。

1979年的一天，交通部通信室的29岁小伙武克钢接到任务：去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考察微波通信站事宜。刚下车，技术出身的武克钢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除了来来往往的人群和黄土地上的大型机械，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完全没有与通信技术有关的设备。

当时，深圳几乎只有磁石式手摇电话。要打长途，首先得接通总机，告知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以及对方的城市、电话号码和姓名，登记后再等总机回拨。好不容易打通后，为了追信号还得一会站桌上一会蹲地上，一个电话要打三四次才能把话说完。

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到深圳打拼，想家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困难，这成为了南下深圳的创业者们的切肤之痛。

改开初期的深圳，为了打电话排长队是家常便饭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蛇口也缺通信。为了让来深圳的千万劳动者在异乡也能听到家的声音，就必须建设微波通信站，铺设专线电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邮电通信是国家专管专控统一安排的行业，从没有一个地方单独申请铺电话的先例。

为此，袁庚还曾穿着一件铁灰色西服，配一条紫罗兰条纹领带，拎着印有“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字样纸袋奔赴北京洽谈，在众多蓝色中山装和干部公文皮包的干部间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经过袁庚们的不懈努力，在一年时间里，从“可以自办通信，但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到“可以使用进口设备，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最后到“可以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但不能让外商管理”，蛇口终于得到肯定的答复。

为了尽快通电话，武克钢与小组成员向香港大东公司进口了一台600门的交换机，花了好几百万美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进设备的同时，通信站的基建也一刻没停下。房子钢架结构刚搭好，马上就把设备拿去装上。不到一年就基本完工，微波通信站成为了“五通一平’里开工最晚的，却是完工最早的。

20世纪80年代的蛇口微波通信站

1981年8月13日，武克钢一大早就来到了袁庚的办公室，给袁老配备了一部红色的电话机，让袁老拨出来自蛇口的第一个电话。随着嘀嘀几声按键声，一通来自蛇口的电话拨到了香港，袁老大声地冲着话筒喊：“通了吗？声音好不好啊？”得到肯定答复后，袁老开心地大笑。

这个微波通信站的电话交换机可供600个用户使用，满足了整个蛇口工业区的通信需要。两年后，微波站又换了台2000门电话交换机。之后，深圳特区也随着蛇口的路，引进了一台10000门电话交换机。

深圳带头第一个吃螃蟹后，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95年年底，全国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8510万门，数字微波线路超过7万公里，卫星通信地球站21座，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通信网络之一，电话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不远千里去外地打拼的劳动者们，每当想家时，都能从电话里感受到家的温暖。

20世纪80年代，蛇口微波通信站工作人员

当年的蛇口微波通信站只能提供微波通话，而如今业务范围已扩展到Wi-Fi、云计算、云储存等互联网领域。虽然通信技术与用户体验在过去4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变的是大胆开拓、敢为人先以及服务好市民需求的精神内核。不过，在高新技术领域，仅凭一腔热血和闯劲是不行的。90年代起，全球IT革命风起云涌，面对激烈的技术竞争，深圳又该如何迎头赶上呢？

1985年7月，54岁的马福元被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挖角南下，摆在他面前的，是深圳178家电子企业多头领导、多方审批、互相打架的管理混乱问题。这位年过五旬的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此次南下深圳无异于“二次创业”，出发之前，马福元已经做好了不成功就在深圳开一家“马福元饺子馆”的思想准备。

由于深圳面积小、资源少、工业基础弱，发展重工业肯定不现实，而轻工业又面临港台的激烈竞争，所以80年代初深圳市政府就提出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深圳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到1985年，深圳的电子企业已达178家，占深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问题严重。

1986年，马福元以“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原则打消了一些电子企业对“大鱼吃小鱼”的顾虑，整合成立了赛格集团，寓意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整合后的公司更有条件开展外引内联，成员企业也能共享更多服务，所以到1987年，赛格集团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外销收入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105％、106％和292％。赛格已经成了深圳乃至全国的“明星企业”。

管理问题解决后，马福元逐渐发现，深圳电子业发展更大的问题在供应链，仍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统筹调配”为主。

为解决供应链问题，1988年，马福元又建立了赛格电子配套市场，这是华强北作为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的起点。适逢全国“下海经商”大潮，内地大量知识分子、工程师、大学生和体制内干部南下深圳淘金。不问出身背景，只要敢闯敢拼，来了就是深圳人。在这种包容气质下，人流、钱流、信息流都在华强北汇集，华强北迅速发展壮大。

1987年赛格高科技电子工业区奠基仪式

到2000年，整个深圳已有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电视、手机等产品厂家近1600家，半导体、显示屏、光电子器件、印制电路等元器件应有尽有。专攻安防的太平安防市场、专攻通信的桑达电子通讯市场鳞次栉比，一个通信设备厂雇员回忆：**我们IT男周末逛华强北，就和女人逛街一样。**来华强北淘货的老外说，在硅谷需要两个月才能凑齐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就能搞定。

在华强北，每一个柜台背后，都站着一家工厂或代理商。以手机为例，生产一部手机所需的所有200多个元器件，在华强北方圆两小时的车程内就能全部凑齐。这就是有名的“两小时配套圈”。如果说硅谷的特长在于软件，那么深圳的特长则在于硬件。具有发达供应链优势的“硬件硅谷”，让深圳诞生了无数高新科技公司。

2001年，嗅到了中国IT市场的巨大机遇后，原本卖电脑配件的吴海军创办了神舟电脑。由于华强北齐全的配件环境，神舟电脑第一代产品在推出时，价格只有同档次竞争对手20%，让平价电脑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2011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正式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成了中国政府对电子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数据。除了传统产品外，华强北强大的硬件供应体系还支持着各种前沿科技产品的诞生。

2006年，大疆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里开始了创业。大疆公司初期只做创新研发，不做生产，所有产品都在网上发标，征求竞标制造者。而在拥有华强北的深圳，大疆每一个组件、模块、零部件，甚至螺丝钉的发标，都能吸引到5-10个公司竞争，解决了这类新兴行业在创业时的小批量生产环节没有成熟元器件采购平台的问题。

没有深圳强大的硬件供应链体系就不会有大疆，而大疆对深圳的反哺则是，它开创了一整个无人机赛道：大疆在2013年火起来时，华强北的上空飘浮着各式各样的无人机。

2012年，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厂商HAX落地深圳，其高管对深圳的硬件供应链体系颇具好感：“若你突然想到了一个创意，但要等五天甚至两个星期才付诸行动，那就不是创新了，你希望马上就能试试，然后试另一个，再继续下一个……美国没有这种活力，你只有在深圳才能看到。”

进入2010年代，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连大学里通信与信息技术专业的课程内容都在变得越来越像，ICT融合成为趋势。随着3G、4G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十几年前钱包被偷很常见，但如今，出门的人可能就手里握着一部手机。没手机，甚至连要饭都困难。

在智能化社会的冲击下，深圳也开始了新一轮对智能产业与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布局。在《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中，深圳政府提出实施重大科技攻关“登峰计划”，力争到2030年之前，在核心芯片、工业母机、5G移动通信、石墨烯、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数字生命、精准医疗等领域产生一批世界领先的龙头企业。

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深圳城市规模急剧扩张，这给精细化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利用智能化时代的有利条件做好精细化管理？时代给深圳政府提出了新问题。

过去几年，奇葩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人办护照需要返乡6次，跑了3000公里；有企业盖一栋办公楼跑了39个部门，盖200多个章，历时4年仍未能动工；有人带着妈妈出国旅游，却被要求开具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有人为去世的哥哥办理号码过户，却被要求“双方本人到场”。

网友们气愤地评论到：人死如何复生？这些荒唐无奈的“公章马拉松”、“宇宙最难证明”，折射的是城市快速发展后，精细化管理能力的不足。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不足。例如奇葩的证明，一方面是懒政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互不相通。这是大都会共有的问题，或多或少在所难免。

在1985年的规划中，深圳的终极人口规模被确定为100万，但到2019年，深圳实际人口已达2289万，其中移民人口占比约65%，远远超过北京和上海的35%与40%。而深圳的城市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只有北京的1/8，全市道路里程也只有6500多公里，平均每公里的车辆密度是530辆，位列全国第一。如果说精细化管理是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那么深圳的挑战就更加艰巨。

对于一没资源二缺基础的深圳而言，能发展到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与不断涌现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早期修建微波通信站，到后来整合零散的电子企业并重组供应链，深圳政府一直在扮演着“管家”的角色，通过做好基础服务，让各路“极客”自然生长。而为了解决智能化时代下大都会的普遍问题，深圳政府这次亲自下场做起了“极客”，两种人设在此合二为一。

某个暴雨天的夏日，光明区值班员李晓光接到警报，有市民因暴雨内涝困在车中。以前，李晓光首先要在值班系统登记，核实警报真实性，再将警报发给值班领导。领导接到消息后，再通过打电话的方式通知街道及水务、公安、消防奔赴现场。整个流程依赖个人经验，缺乏科学、精准的根据，由于部门间数据割裂，跨部门联动尤为艰难，往往使原本紧急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不过，在华为提供技术底座的智慧大脑 IOC 应用下，同样的事件一旦警报响起，李晓光首先通过值守系统接收到事件信息，同时就上报给各级领导。而在IOC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通过一张GIS地图，就可以定位事发点，附近风险隐患、救援部队、应急物资、避难场所等，并可以通过摄像头调取视频监控资料和已到达现场人员位置及现场反馈图片。在IOC的协调下，半小时内就完成了救援任务。

光明区IOC指挥大厅

光明区IOC，只是深圳市政府管理服务指挥中心的一个缩影。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深圳以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用为突破口，抢抓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基建”，通过大力推动“政府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即“城市大脑”）建设，为城市管理提供了“一图全面感知、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的智慧化管理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治理从“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转变。

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城市大脑”联合公安等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精确研判重点地区来深人员清单，每天生成核查任务清单。同时，开发了自主申报平台，推行“亮码”“扫码”无接触出行模式，大大助力了疫情防控。

这个由深圳市政府携手华为建设的城市智能运营中心（IOC），打通了63个系统、100多类数据、25万多路视频。形成全市一盘棋“1+12+N”一体化指挥体系。通过这个指挥中心，主管部门既可以宏观掌握城市运行的全局，又可以实时关注城市在经济、生态、交通、公共安全等各方面的具体事件。通过“一图呈现”和“一网调度”，实现城市管理服务的整体化、科学化和精细化。

深圳城市智能运营中心（IOC）

所谓精细化管理，本质上就是让居民切实感到生活中的麻烦在减少，便利在增加。

机场安检排队时间长一直让差旅人士头疼。“我就一个月没坐飞机，深圳机场发生了什么？”原来是机场国内登机口自助设备覆盖率已达 100%，全部实现了刷脸登机，每位旅客只需 1-2 秒即可验证通行。而在引入华为沃土数字平台提供的AI算法策略后，原本要4个小时分配的机位缩短为1分钟，以前，短短几百米的登机距离，摆渡车可能开半个小时，但现在，更多旅客可以实现廊桥登机。

数字深圳用科技的力量给老百姓提供的便利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通过政务云和大数据分析实现的“秒批”，让百姓办事满意度大幅提升；通过5G智慧银行，银行排队成为过去时，业务办理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地铁的5G车地无线通信技术，监控数据只要150秒就能完成传输，配合AI图像识别， “丢包一族”找回失物不再只靠运气；通过电力巡检和智慧充电，城市的总体能耗率都在降低；而通过医疗影像辅助诊断与基因组分析，看病也更加直观方便……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数字深圳”的本质，就是：“管家”用“极客”的手段做起了“服务”。         在华为的设想中，未来的城市将不只是若干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眼、脉、脑、手”并举的有机生命体。“眼”是物联网与视频监控等前端信息收集系统，“脉”包括负责数据传输的5G网络，“脑”即智能运营中心和数字城市平台，“手”包括政务交通等具体执行业务。各子系统彼此协同，互相促进，让整个城市生命体具备从数据采集、传输到数据分析处理和应用的一条龙能力，乃至可以自我演进与自我生长。 

华为构想的“城市生命体”理念

如果说曾经一个城市的基建指的是水、电、道路、通讯，那么未来，一个能成为“城市生命体”的城市，它应该拥有的基建当是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一点，深圳无疑又走在了时代前面。

伴随粤港澳大湾区的横空出世，深圳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开始向全球顶尖的国际科创中心发起冲刺。通过对比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给深圳提供许多正反方面的启发。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梳理下三大湾区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2019年，东京湾区的人口占全日本总人口的1/3，GDP占日本总量近40%，在日本的地位举足轻重。东京湾的核心特点，就是发达的工业带与高效的港口群。通过将几大港口根据不同职能有机整合形成广域港湾，东京湾区各大港口吞吐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十以内。

来源：王建红，《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的发展研究及启示》，中国港湾建设，2008.02.

但是，工业给环境带来巨大污染。20世纪50年代，工业带周边的民房常年被烟尘笼罩，居民甚至要给家具和食物包上保护膜防灰。而且，东京都人口密度极高，全国0.6%的土地，竟然塞了全日本11%的人口，以至于为了关上早晚高峰时期的地铁门，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推门员”，专门负责把乘客强行塞到地铁里去。通勤体验之差不难想象。

日本地铁的“推门员”

如果说东京湾区的关键词是“港口”与“工业”，那么纽约湾区则毫无疑问是“金融”。

纽约是超过55家全球五百强企业、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华尔街的所在地。而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依托美国的金融霸权。其次因为纽约港西接内陆，东临欧洲，这是它的地利。在2016年的GDP中，纽约金融、保险、地产和租赁产业的GDP达5473.71亿美金，占纽约湾区GDP总量的33%左右，高于同年旧金山湾区整体的GDP。

但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华尔街乃至美国金融体系激励机制扭曲、体系脆弱性加剧等诸多问题。而且，金融业极易扩大贫富差距，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金融自由化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以金融立市，大部分居民的生活福利往往不仅得不到提高，甚至会被损害，这样也会影响一个城市的长期竞争力。

而旧金山湾区的崛起，则主要依靠技术。二战期间，旧金山湾区是面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军事区域，也是电力电子研究重镇。战后，湾区积累的军用技术基础逐渐转向民用，与良好的风投环境结合，最终创造了硅谷。2018年，旧金山湾区的经济增速达到5.4%，是全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世界五百强公司中有30家总部坐落于湾区内，其中包括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数量仅次于纽约。

然而，由于近年来大量人口涌入，原本狭小的旧金山湾区交通拥堵问题尤为凸显。2017年，旧金山市的人均交通拥堵时间和人均拥堵成本，分别为79小时和2250美元，在美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三。另一方面，由于硅谷堪称是美国最多元的地方，各国、各地区、各人种、各背景的人鱼龙混杂，给市政管理带来很大挑战，湾区的奥克兰市在全美人均暴力犯罪率中就排名第3。

综合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可以发现便利的区位、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是他们成功的共性，值得深圳借鉴；但过度集中的人口、拥挤的交通、难以下手的精细化管理却是他们的共同问题，需要深圳避免。        不过，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深圳自有其独特优势。

区位上，作为科研创新中心的深圳（深绿色）本身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处于地理C位，周围环绕着长于国际高端制造业的佛山、东莞，长于金融和物流的香港，还有长于现代服务业的广州，这使深圳同时分享着制造、金融、物流、服务四大优势。而且，当年缺乏工业根基的劣势如今反而成了深圳在环境上的优势，由于没有重化工业，深圳的污染很少，空气质量在全国一直位居前列。

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深圳恰好处于地理上的C位，区位条件极佳

人才上，深圳有“孔雀计划”大力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去年曾有一条新闻在全网引起巨大轰动，即深圳引进的高端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15%，差额部分由深圳市政府补齐，也就是说，百万年薪的个税从45万降到15万，整整少缴30万。

除了引进外部人才外，深圳也在加速培养本地化的人才，并通过不断地加快办学速度与提高教学质量让人才更愿意留在深圳。在推行智慧教育，用科技的力量助力教育方面，深圳也一直是探索者。

深圳在大学建设上独辟蹊径，除了把清华北大国科大等12所全国一流名校尽揽怀中外，还利用科技的力量让高等教育进入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教育过程深度融合的教育信息化4.0新时代。

通过与华为在智慧校园方面的深入合作，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哈工大等高校利用先进的互动课堂、平安校园、云数据中心、敏捷网络等方案，给全校师生在教学、科研、校园管理等方面带来了全新的智慧体验和服务，让学生和老师可以更轻松地聚焦于自己的工作和业务。

科技创新方面，建市之初，深圳只有两个工程师，如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量106.3件，雄踞全国第一。海思的“麒麟”处理器与高通“骁龙”并驾齐驱，云天励飞的“云+端”动态人像智能解决方案率先实现“亿万人脸，秒级定位”，微芯生物自主研发的西达本胺作为口服抗肿瘤药填补了我国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的空白，迈瑞医疗以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医疗器械在欧美市场攻城略地。深圳本身也将在2020年累计建成4.5万个5G基站，在全国率先实现5G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和独立组网，形成世界级的5G产业聚集区，助推“新基建”走向纵深。

而面对困扰其他三大湾区的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管理成本高、交通堵塞、环境污染问题，数字深圳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作为龙岗区社区网格员，肖永鑫之前的任务主要是协助辖区内居民办理各种生活业务，处理各种家长里短。但现在，肖永鑫有了一个新任务：主动走近市民，通过掌上电脑PDA采集各类信息并上传汇总到基于华为数字平台的智慧中心，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就能实时掌握城市运行状态，从出行到办事，智慧化的改善无处不在。

数字深圳用技术的手段降低了大城市的管理成本，也为居民谋取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龙岗区13家公立医院实现了数据互通，让市民在哪看病都一样，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 。

对于在大城市司空见惯的交通堵塞问题，深圳也交出了一份不一样的答卷。

交通拥堵长期以来是上下班白领的痛点，但每天开车路过梅林片区上班的邵建峰发现，近一年上班路上要花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原来，2019年，深圳交警与华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建立了“鹏城交通智能体”。以前是车看灯，读秒数通行，而现在是灯看车，根据车流量自动调节信号灯时长。在这种技术下，关键路口等待时间平均缩短 17.7%，其中梅林片区早高峰平均车速提升了 8%，平均延误下降 12%。

自带摄像头的信号灯，可以根据车流量自动调节信号灯时长

精细化的管理与更舒适的通勤体验，这让在深圳打拼的奋斗者可以更专心工作，而数字技术在环保水务上发挥的作用，则可以让深圳人在工作之余更好地享受生活。

曾经，由于地表水没有全面检测，管网监测覆盖度也不广，导致政府既无法评估水环境容量并指导企业量化减排，也无法应对污染突发事件。而且，因为深圳降雨时空分配极不均衡，所以河流水位、流量检测的缺失导致政府难以做出有效预警，往往使突发情况到来时手足无措。

现在，监测站点遍布河道两侧、水库、地下窨井、渠道箱涵及空气污染源、化工污染源附近，所有监测数据统一接入“智慧环水综合管控平台”。通过华为5G无人机+无人船，实现天空地一体视频感知，辅以24小时边缘AI在线监测和分析，让深圳的“塞纳河”大沙河从污水横流到水清岸绿。徜徉在这样美好的生态长廊和花园城市，怎能不留住人才呢              ？

除了区位、人才、科技外，深圳用数字技术助力精细化管理，使其他三大湾区面临的“大城市病”都在此有所缓解。既然深圳具有其他三大湾区的优势，且可以克服其他三大湾区面临的问题，那么，深圳有什么理由不在未来成为全球几大湾区城市中的No.1?

面对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不同时代问题，深圳选择了用紧跟世界科技大潮的行动，以及开拓、包容、创新的思想勇敢面对。深圳成功的故事，就是一个“极客精神”与“管家意识”交相辉映的故事。    

从海边的小渔村到国际科创中心，深圳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缩影：从草创期一穷二白的筚路蓝缕，到走向世界时的茁壮生长与奋起直追，到体量庞大到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把控，再到努力问鼎世界第一。深圳的挑战，也是中国的挑战，深圳的未来，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