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战：意识形态背后的资本硝烟*_风闻

作者/孔诰烽（Ho-fung Hung）

翻译/大麦 日珥 子牛

校对/子牛

2020年3月12日，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公民。（凯文·弗雷尔/盖蒂图片社）

中美两国宣布进入新冷战状态，这似乎预示着威权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冲突。但从中美两国日益激烈的对抗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

关于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现今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这一说法引发热议。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体制并不是近两年才走向威权主义的。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整个建制派都十分热衷于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译者注：此处的建制派应理解为美国的当权派。）

1989年6月20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布什对邓提到，美国仅是一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而中国却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所以美国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替中国人民做出最佳的明智选择。布什向邓保证，某事件并不会阻碍中美两国间伟大的商贸往来。如果说中美间的对抗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那么这场冷战恐怕早在30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对抗

在我接下来进行的研究中，我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在过去30年对中国的出口，来审视中美两国关系是如何从和睦友好转变为对抗竞争的。我也会考察这些代表中国进行游说的美国企业，并讨论这些企业多年来是如何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是对中美关系变化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转变最终是由美国企业集团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所推动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情报外交军事机构中总弥漫着一种声音，试图将中国定位成继苏联解体后美国又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自中苏冷战结束以来，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但纵观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企业却一直反对所有对华的不友好政策，美国企业的游说遏制了情报外交军事机构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举例来说，我最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上发表的文章写道，克林顿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年，主要是由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和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等人权理想主义者组成。

1993年，政府中的这些人权理想主义者与右翼的反共斗士和国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反贸易左派人士联手，支持在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上增加人权条款，因而推翻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支持、工会组织强烈反对的对华自由贸易政策。

然后在1993至1994年，美国国务院和华尔街之间就美中贸易政策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1993年，克林顿从华尔街请来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令其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在某种程度上，罗伯特·鲁宾和温斯顿·洛德在媒体上公开就对华政策进行争论。鲁宾认为，在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条件中增加人权条款是不明智的，洛德则表示这一政策正在发挥其作用，美国应该保留人权条款。最终，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输了，华尔街则控制了对华政策的决定权。

协同增效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动员美国企业进行激烈的游说，华尔街就不会赢得关于美中政策的这场争斗。1993年，中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过热、国际收支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5％、外汇储备蒸发。当时，国家副总理朱镕基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管理者。  

1993年10月，朱在北京召开的农村高层干部会议上谈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邓小平南巡引发了债务融资投资的过度扩张、信贷紧缩和国家财政危机。而前苏联刚解体不久，中国又要面临因为南巡带来的经济混乱形势。朱在会上对农村干部说，中国需要通过调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来摆脱危机。他还向所有人保证说，他们最终将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而他在刚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领导人会面时，也得到了对方会完全支持中国经济的保证。

1990年代，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私有化，并在香港和纽约等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而他们进行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都要依赖于华尔街的银行、会计和审计公司。这对华尔街公司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因此，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建立在中共与华尔街的协同作用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89年后，华盛顿是中国利益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

但是，直到1993年，除了华尔街，没有多少其他公司有兴趣向中国扩张。例如，苹果当时正忙于扩展其在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备。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商正在考虑通过即将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生效）向墨西哥扩张，因而最初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市场前沿。但是在1993到94年间，北京精准地面向一些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承诺向他们提供市场准入和特定权利（比如给能源公司钻探权），以使其成为中国在华盛顿的“代理游说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译者注：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是工程机械、矿山设备、发动机等的全球领先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予其巨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它的采矿和建筑设备需求便激增。  

另一个例子是电信公司AT&T（译者注：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国邀请AT&T为其贸易利益游说，并承诺在中国电信市场给AT&T留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公司受到北京方面承诺的激励而竭力游说，反对给中国商品加上人权条件。在1994年，他们成功地迫使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走向自己的反面，撤销了仅仅一年前他们还热心支持的中国贸易的人权条件。  

从那时起，中国出口产品就可以无条件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直到2000年，许多美国公司都因北京向他们提供的承诺和期望而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去遏制美国情报、外交和军事机构将中国视为敌人并与之发动新冷战的意图。  

潮流之变

中国在美国政策上获其所愿后，转而改变政策，以确保像AT&T这样的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电信领域获得多数股权和领导地位。北京开始培养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国有电信巨头，以占领市场并边缘化外国企业。这种情况自2010年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例如，我跟踪调查的一家公司，从2000年代初到2009和2010年，一直在游说反对任何指控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但是在2010年之后，该公司发现自己成为中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并且是中国强制技术转移政策的受害者，便随即改变了在国会游说中的立场，开始支持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印证了这一情况。 

许多公司在2010年左右改变了立场。一位法律学者称美国出现了“企业反华叛乱”。部分公司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方式，即不积极帮中国游说。许多公司曾经大声疾呼反对他们认为有损中国利益的法案，现在则袖手旁观，不再帮助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即便美国两党越来越两极分化，但是很多挑衅北京的法案都能一致投票通过，比如支持台湾之类的法案。

我收集的数据中，许多指标都一致表明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2010年？归根结底，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刺激政策引发了这一转变。例如，卡特彼勒曾经在中国的建筑机械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占行业主导的一些中国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公司也曾与卡特彼勒建立合资关系，但后来，这些公司抄袭了它的产品设计并转而成为其竞争对手。

转折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北京立刻启动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让国家银行给多数国有企业发放低利率贷款来强提产能和工资。许多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商趁机利用这些贷款大量仿制卡特彼勒的机器，并以极低价出售。

这些中国企业利用花不完的贷款，还有从前美国合作伙伴那里顺来的技术机密，在金融危机后把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排挤了出去。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白宫时，和奥巴马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当着胡锦涛的面公开抱怨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

2012年之后，事态发展更加恶化。不是因为领导人更迭，而是因为刺激计划的效力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又陷入了衰退，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北京曾从国家银行低息贷款发放给所有部门的国企，以此扩大产能，但是中国市场已经饱和了。修高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创造的产能足以建成一整个高铁系统，但是才到2012年，能产生经济效应的新路线就已经全部修完了，很多国有企业堆积了过剩的产能，陷入混乱，导致国企2011年和2012年的收入大幅下滑。

一带一路

同一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各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国企的过剩产能，转而去打开国外市场。一带一路一般是借钱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将项目承包给中国企业，成效显著。比如，中国领先的建筑机械公司的年报显示，2012年之后，他们就成功摆脱了利润危机，并且收入增长迅速，还明确感谢了一带一路，正是一带一路为公司带来了许多国外市场的订单。这些中国企业不仅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中国市场，现在又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发展中世界的国际市场。

因此，正是中国企业如此的竞争方式导致美国企业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即便在金融领域，美国银行也面临来自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不会开放金融领域，可是现在已经磨刀霍霍向发展中世界的金融领域出击了，美国企业自然感受到了背叛。这就是中美对抗背后深层次的物质原因。所以，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开始挑起的对立，其实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特朗普只是延续了这种对抗。

对抗在继续

2012年，随着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一带越来越嚣张，华盛顿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新在亚洲部署军事和外交力量来抗衡中国，奥巴马和克林顿还推动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实质上是为了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给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想加入，就不得不转变其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国很多民族主义的报纸和官方的学者都欣喜若狂，以为只要不是希拉里当选，就不会继续坚持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们觉得特朗普会重新调整美中政策，和中国达成一致，不再给中国施压。

结果却更加恶化了。尽管对待中国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不过奥巴马用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根胡萝卜引诱中国上钩，使其调整经济政策以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而特朗普用的则是关税这根大棒。但是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扩张所做的，背后都体现了美国企业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寄希望于下一届大选。可惜的是，大选改变不了什么。如果乔·拜登（JoeBiden）当选，他很可能会在奥巴马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码，制定类似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政策。所以无论谁赢，中美之间的对抗只会加剧，不会缓解。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us-china-competition-capitalism-rivalry

原标题：

The US-China Rivalry Is About Capitalist Competition（中美对抗——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译文略有删节。

本文于马克思社会学博客重新发表。

本文参考了孔诰烽（Ho-fungHung）于20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著作《全球化的边缘：中国的游说与克林顿对华贸易政策的逆转，1993-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