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嘉林：李登辉日本身世与亲日仇中之谜_风闻

来源：直通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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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7月30日晚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在他执政的十二年间（1988－2000），台湾政治上最重要的变化，除了是政治核心权力快速向台湾福佬人（编注：福佬人意为祖籍闽南的汉族人）移转外，就是两岸关系上的反向逆变，即从原先“一个中国”政策，转向亲日仇中的台湾独立分离政策。故市井传言李登辉亲生父亲是日本人，自然引发许多人纠结着历史的联想，本文试就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探讨此一谜题。

李登辉的日本身世之谜

李登辉于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台北市郊区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小村庄的源兴居，父李金龙、母江锦，李登辉排行第二，大哥为李登钦，家里是经营杂货与肉铺，除贩卖猪肉，也出售鸦片。李登辉祖父李财生，因其子李金龙任职警界，获殖民政府发给“鸦片烟发卖许可”，是三芝地方唯一专卖毒品鸦片予乡亲的店铺。斯时（1931－1940），全台持照鸦片烟膏零售商平均约346家，本岛人（台湾人）持照烟民平均约14370人。

祖先牌位旁日本官员照片之谜

19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时，台湾社会就有人绘声绘影地传言李登辉的生父是日本人，不是李金龙，并且历久不衰，让不少人认为是事实；1994年10月，《商业周刊》（361期）刊出专文“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该文并刊出一张民众于李登辉开放其祖宅（淡水三芝乡）源兴居供人参观时，所摄该祖宅祠堂祖先牌位旁的一张照片，照片内有九名日本警官与一名台湾士绅，前排四人坐着，后排六人站着，照片是昭和五年（1930年）在苗栗郡役所（今苗栗市政府）前所摄，其中前排最左者身材高大，坐着就较旁边同样坐着的三人高出半个头，且其相貌（包括五官、脸型、轮廓）与二十岁左右时的李登辉照片极像。依中国汉族的习俗，祠堂祖先牌位旁是何等神圣，若无特殊意义，祖先牌位旁怎会挂着一张九名日本官员的合影照片？难道照片里的日本警官中，有人是李登辉的亲生父亲吗？

栗原警官之谜

李登辉母亲的弟弟江源麟曾回忆称，幼年他与李登辉一起玩耍时，也曾有人怀疑李登辉的身世，江源麟还为此事很是不悦；前“内政部长”徐庆钟之子徐渊涛称，一位老情报员曾告诉他，李登辉生父为日本警官栗原。笔者经查日据时期材料，在台日本警官确有栗原其人，一为‘栗原万三郎’，1900年警察官部甲科第三回（届）修了（毕业），当时官职是台北县巡查；另一人为‘栗原庆之助’，1905年警察官部甲科第六回修了，当时官职是彰化厅巡查。

此外，据李晓庄的说法，也是传说李登辉是一日本警察所生，生下来后该警察将李登辉托付给李金龙抚养。李晓庄并进一步分析称，一般怀疑李登辉身世的人，主要有二个依据，一是李登辉的长相，与父亲李金龙完全不像；二是李金龙个子矮小身瘦，李登辉却是高大壮硕，比李金龙高出约20公分。关于后者，记者邹景雯在其专访李登辉后的解释，是因李登辉的“遗传主要来自母系，由于母亲的身材十分壮硕，因此他也人高马大”。然而，李登辉为何较其同母所生长其两岁的胞兄李登钦，也高出大半个头呢？

李登辉的日本姓名之谜

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是非常歧视台湾人的，如果有台湾人想将姓名改成日本姓名，鱼目混珠地冒充日本人，是极度的困难或着说是几乎不可能的，日人并将之形诸于法规。

一、为何年纪这样小就要更改姓名？

依当时台湾的户口规则第十八条第二十二项规定有“变更姓名”情况时，须在十日内向所辖警察署长提出申请。第三十条更规定，“本岛人（台湾人）变更姓名时…，须附上知事（县长）或厅长的许可书，并由本人申请”。也就是说，依规定更改姓名此等芝麻小事需获得知事或厅长的核准，才有可能变更姓名。

1926年，有台湾人陈永珍以业务需要为由，曾向台北州知事提出申请，将其长子“陈培英”的姓名改为“颖川荣一”。台北州难以判断，乃照会总督府。总督府警务局回覆，“姓的变更不仅在旧惯上自有规定，而且恐产生一户之内异姓同宗之虑，因此本件以不许可为宜”。从此以后，“姓”的变更是“除不得已的情况外，不予许可”。此一案例，显示堂堂台北州知事（台北县县长），而且是台湾最大州的知事，对一件普通本岛人依法为其子申请更改姓名的案件，法虽明文规定是由知事裁决，居然不敢决定，而是请示台湾总督府。因为这己不是依法行政的问题，而是政治责任的问题；结果覆示是改名可以但改姓不可以，一方面保住日人内心不想让台湾人鱼目混珠地当日本人，一方面也依法准了申请人改名而有下台阶。

1930年代末在台日人虽曾就台湾人的更改姓名事展开激烈争论，惟直至1940年1月27日，总务长官电令各州知事厅长“关于本岛人姓名变更文件”，修正户口规则第三十条如附件，姓名变更许可方针，申请当事人“必须是国语常用家庭、必须具有致力涵养皇国民资质之意念深厚且富公共精神者”，具备以上两条件，且经知事或厅长认为适当，才予许可。

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皇纪纪元2600年的“黄道吉日”。日本政府下令以这一天做为殖民地朝鲜人和台湾人更改姓名的实施日。台湾殖民当局于当天在台实施《户口规则改正》，许可本岛人变更姓名，但必须符合上述“关于本岛人姓名变更文件”所规定的两条件，并且要经由知事或厅长核准，方可将中文姓名改为日式姓名。此外，自1941年以后，改“姓”的许可决定权从总督府警务局移转至州，但整个流程仍非常复杂。

但在当时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李登辉是在念小学“公学校”时就取名“岩里政男”。李登辉是1929年六岁时始入三芝公学校上学，后因父亲职务迁调关系，曾经转学在南港、三芝、淡水等三所小学就读，于1935年淡水公学校毕业。也就是说，李登辉早在（未满12岁）1935年以前，日本殖民当局几乎不准台湾人变更“姓氏”之前，任职警察身在警界的李金龙，竟敢忤逆当局的政治正确，为自己这么小的小孩取日本“姓氏”。如果不是李金龙本意，难道是李登辉的亲生日本父亲为他取的全然日本化的名字？

再者，无论李登辉是小学或中学何时正式申报取名“岩里政男”，当时李登辉还是小孩／青少年，怎会有如此需要？从而还要知道更改姓名的法规，又不怕麻烦地依规定向辖区警察署长提出申请。不但获得台北州知事的核准，获准改名，而且还能获准更改姓氏。就合理推断，这些很难是一个郊区乡下小孩／青少年的李登辉或其父李金龙所能想到并办到的。然而，如果不是李登辉或李金龙，难道是李登辉的亲生日本父亲为他运作更改“姓氏”取名吗？

二、李登辉日本姓名的诡异

李登辉的日本名字“岩里政男”，不但完全日本化，而且还是相当深奥正派。因为“岩里”是日本神话中志在荡灭群魔的神。另一方面，“岩里”在日本也是一极罕见的姓氏。例如日本当局实施许可本岛人变更姓名时，台湾总督府曾公布一份日本姓氏资料，专供本岛人变更姓名参考之用，其中以岩字为首的姓氏有“岩濑、岩下、岩崎、岩田、岩波、岩森、岩山、岩屋、岩间、岩道、岩井、岩城、岩泉、岩本、岩本、岩元、岩尾、岩原、岩松”，但却无“岩里”。此外，新村出编岩波书店发行的《广辞苑》大辞典中（1998年11月第五版、共2，988页），列有“岩中、岩仓、岩佐、岩崎、岩下、岩濑、岩田、岩波、岩野、岩见”等日本姓氏，也无“岩里”。然而，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仅是小学毕业（初中未毕业），日文程度自当有限，又非日本人，如何能为李登辉取一个连台湾总督府钦定的日本姓氏资料上都找不到的罕见日本姓氏？一个连岩波书店发行的日本大辞典都找不到的罕见日本姓氏？　因此，如果不是李金龙为李登辉取此日本姓氏？那又是谁有此日文学养能力为李登辉取了这样一个深奥极其罕见的日本姓氏，难道是他的亲生日本父亲吗？

三、为何年纪这样小就违反周遭传统文化更名改姓？

在日本殖民歧视台人的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是蔑视看不起亲日台人。此外，依中国汉族传统，“姓氏”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论受教育与否，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更改姓名，尤其是“姓氏”。因此，台湾人强烈抗拒改名运动，截至许可台人变更姓名的1940年12月24日止，仅1180名台湾人将他们的中国姓名更改为日式姓名。但1939年底全岛台湾人多达589.5万人（日本人约32.3万人）。也就是说，仅只百分之0.02的台湾人，将其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

1940年代初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力推“皇民化运动”时，即使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念书，且日后成为“台独”教父级的彭明敏都未改名。又例如有一半日本血统（母亲为日本人）并曾倾向“台独”理念的名人邱永汉，也未改名。再者，即使是后续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力压制下，台湾人被迫更名，也不乏以变通方式或依中文字形更名，如将“吕”姓改为“宫下”，或以祖先堂号充作姓氏，“黄”姓改为“江夏”、“陈”姓改为“颖川”（前述陈培英就是改名为颖川荣一）。

李金龙曾工作过的南港、三芝、淡水，都是当时台北市郊区乡下，是民风淳厚的中国传统社会，且李登辉念的小学都是专供台湾人子孩念的“公学校”，班上同学都是台湾人，怎会有小学生会取个从姓氏到名字都全然日本化的名字？在同学中肯定格格不入嘛！因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未满12岁且在乡下念书的小孩李登辉，包括其父李金龙，无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无视周遭邻里的蔑视？连姓带名的完全更改成日式姓名？难道又是他的亲生日本父亲吗？

高度亲日仇中之谜

李登辉于掌握实权后，他与日本人在一起时必定讲日语，这在台湾政坛是众所周知的事。尤其是李登辉于会见日本访客时，除一定用日语交谈外，他也常表示自己到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而且对日本访客更是剖心交谈，讲出内心世界的政治情感。

一、敬爱天皇视日本为“故乡”之谜

李登辉身为“总统”，如此作法，连日本记者也觉得难以想像。一位日本外交界人士即认为，李登辉是“总统”，根据基本国格，他与日本访客交谈时，至少在形式上，应该有一名官员在现场翻译。以韩国为例，与台湾同样历经长期日本殖民统治，历任总统如卢泰愚、金泳三等的日语也都十分流利。但在任何有日本访客的场面，一定先说韩语，由翻译官翻译，即使在较轻松的时候，也是先说韩语，再说日语。此外，李登辉以自己曾为日本人而沾沾自喜一事，则甚至是日本人也不能理解。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去世，李登辉向日本人表示“昭和的去世我们衷心表示哀悼，在近邻的国家中，像‘我国国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与日本国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实在没有他例”。裕仁是1926年即位，他在位的1926－1945年间，日本对中国、韩国与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裕仁对上述日本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曾遭日本残酷侵略的亚洲地区，如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等的领导人，不可能说出像李登辉上述的话。另一方面，当时台湾社会并未深深哀悼日皇俗仁的去世，只是将它当成一则国际新闻在报道，故李登辉的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

1994年10月14日，日本“周刊邮报”刊出日本记者高尾昌司的话称“李登辉‘总统’在日本统治时代受过日本教育，而李登辉的哥哥也因是帝国陆军士兵而战死沙场，在李的心目中，自己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因此，探望故乡的念头很强”。这段报道虽经媒体披露并遭抨击，但“总统府”均未否认。此事关键是李登辉作为曾遭日本殖民政府残酷统治屠杀的台籍菁英，不但生在台湾，成长在台湾，且事业在台湾，仅是年轻时短暂留学日本三年，他为何会如此哀悼俗仁的逝世？为何会如此以台湾领导人之尊，告诉一名日本记者，他视日本为“故乡”，这对同是曾沦为日本殖民地韩国的历届领导人是不可想像的，难道是因为李登辉的亲生父亲真的是日本人吗？

二、“血书志愿”效忠皇军之谜

李登辉另一迄今自己似从未公开提及，也似不为世人所知的一段秘闻，就是他在日据末期的参军，并非如当时许多台湾人回忆，是被强行征召入伍的，而是情感上真正发自内心的“志愿”入伍，此事在那时还被日本人当作样板来宣传。

1944年（昭和19年）1月20日，日本台湾殖民当局称“本岛同胞学徒（学生）勇跃入营”；2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以“血书志愿の热诚结实”为标题，报道李登辉以血书铭志参军的事称“住在淡水郡三芝庄小基隆岩里龙男（李金龙）次子政男（李登辉），京都帝大农学部经济科（农学院经济系）在学一年生（大一学生），提出表逹要击灭鬼米英（鬼畜美国与英国）之热烈意志的血书，现已被录取为陆军干部候补生，光荣入营成为若樱学徒（年轻樱花的学生兵）”。

关于日据末期日人在台征兵一事，据许多当时台人菁英的回忆，例如朱昭阳、陈逸松、彭明敏等人都异口同声地称，台湾青年是被迫“志愿”充当军夫（前期）或志愿兵（后期），从而走向战场。与李登辉同时代后成为“台独”重要人物民进党执政时曾贵为有给职“总统府资政”的彭明敏，那时正在东京帝国大学念书，当时所有在日本大学文科的台湾留学生都被召唤到军训教官办公室，被邀“签请从军”。当东京帝大的“受邀”名单公布后，彭明敏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里面，他决定不志愿服役，逃离东京避居古城松本。试问，同样是在战前日人极端歧视台人的二元教育体制下，有能力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台湾菁英，都持与李登辉完全相反的理念与反应，其间缘故，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生父是台湾人，而李登辉的生父是日本人吗？

三、李登辉的极端亲日仇中理念之谜

李登辉对中国好似有无穷的痛恨，对国民党执政时在台湾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实施全民不分族群闭卷式联合招生公平入学的成就不但不提，并且以其晚年仍以抽象手法无中生有地痛骂“政府和民间的道德因为战后的中国式教育而沦丧”。

但是，对日本人据台整整五十年的高强度歧视教育，李登辉却仅以“虽然感受到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待遇”淡淡一语带过，随即话锋一转，盛赞日本教育是“日本菁英主义的教育精神，学校的自由学风，让学生可以广泛汲取现代化知识”。

然而在日本的歧视教育体制下，学生可直升日本八所帝国大学的台北高校全部学生中，日本学生约占77.5%、台湾学生仅占22.5%，但日人在台人数仅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6.0%。如此与人口组合对应悬殊歧视的日、台学生入学比率，日本当局强烈歧视殖民地台籍学子的作法，与其高校的自由美好学风是不相称的。当时在高校就读的台籍高校生，就清楚的意识到身为殖民地人民所受的歧视，包括高校日本同学的傲慢与对台籍学生强烈的种族歧视。因此，当时同样是台北高校的台籍学生，例如钟和鸣、郭琇琮、蔡忠恕、萧道应、邱仕荣、许强、吴克泰、吴思汉等人，放弃了良好的教育机会，放弃了似锦的前程，却不惜冒着性命危险，走上投奔祖国的反日抗日道路。在那个时代，他们与李登辉同样曾就读台北高校，同样深受了那个时代日本教育内涵的影响，但却与李登辉的极端亲日理念完全相反，其间缘故，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生父是台湾人，而李登辉的生父是日本人吗？

1998年李登辉对日本人PHP研究所副社长江口克彦称“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辍，而我阅读得最多的，还是日本出版的书籍。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国家，而其思想菁华全部都被浓缩在书本之中”。

2002年，李登辉黑字白纸地称“从出生到二十二岁为止，我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强调“如假包换”，且似日人慈父般谆谆教诲“日本应诊惜、重视自己的辉煌历史与传统”，并称日本是“我（李登辉）最衷心敬爱、认为是世界最美好国家的日本，…”。李登辉爱日本爱到这种程度，对日本的真情，可说跃然纸上，令人“感动”，难道他的生父真的是日本人吗？

（本文作者戚嘉林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