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帝国”视角解释不了中国历史 ——《哈佛中国史》读后_风闻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哈佛中国史》呈现的古代中国中原与边疆的断裂、“中华帝国” 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 对立” 和“ 征服”， 实际上是简单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西方的帝国概念观察和阐释中国历史而得出的结论。

得益于流畅的叙事和有效的营销策略，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销售成绩。或许是为了模仿畅销已久的《剑桥中国史》，打出“哈佛”的“卖点”，中译本题名并未直译英文。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读者从中译本分卷题名中读懂该书作者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模式——除第四卷以外，其余五卷题名自然连缀出一部“中华帝国演生史”：秦汉是“早期中华帝国”，魏晋南北朝是“分裂的帝国”，唐朝是“世界性的帝国”，元明两朝是“挣扎的帝国”，清朝则是“最后的中华帝国”。

从整体上看，“帝国”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直到清朝盛期之前，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嘉峪关以西区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都外在于“中国”；明朝对云贵高原地区开始了所谓“殖民化”运动，满洲人联合蒙古人先征服“中国”，再对西藏、新疆地区进行“殖民”征服，这与现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并无区别。在这种叙事下，中国边疆的民族——匈奴、羌、鲜卑、突厥、契丹、白族、女真、蒙古的历史属于“外部世界”的历史，建立的政权也是与所谓“中华帝国”对立的“异族”政权。

尽管整部书的题名被翻译成“哈佛中国史”，但各卷题名自然连缀出一部“中华帝国演生史”

显然，“帝国”视角下的内外叙事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特点——将中原与边疆地区对立起来，视中原地区为内部，并等同于“中国”， 视边疆地区为中国的“外部世界”。这样的内外叙事割裂了中原和边疆长期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互动一体化进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边疆民族的内聚运动被描绘成“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征服，汉、魏、西晋、隋、唐、明对边疆的治理则被视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事实上，中原与边疆政权之间并非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经过合分交互的历史进程最终实现了政治、经济、技术、制度、族群、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发展。正是这种互动一体化进程，规定了塞外、西域、彩云之南作为中国边疆而不是“外部世界”或“外国”的历史合理性。我们不妨通过回视这种互动一体化进程，来检视“帝国”视角阐释中国历史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一体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晋时期中原与边疆互嵌结构的形成。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经济的交流与相互依赖，特别是中原地区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吸附。托马斯·巴菲尔德等学者注意到，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兴衰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并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北方边疆政权通过汲取中原的物质资源方得以生存，而中原王朝的一治一乱直接影响边疆政权获取资源的能力。第二，技术传播与交流，其中，军事技术（弩机的发明与骑兵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技术的传播尤为重要。第三，中原政权与边疆政权合分交互。中原王朝强大时，统治力覆盖边疆；边疆政权强大时，寻求入主中原。第四，出现了近似于君臣封建的封贡政治。第五，共享超越族群认同的中华认同。“入主中原”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统治者普遍采用中原王朝的“五德终始论”树立自身正朔法统。第六，沟通中原与边疆族群移动的民族走廊正式形成，如西域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塞北走廊、辽西走廊等，出现了长距离、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和民族融合局面——两汉时期中原与边疆互为“迁出地”的移民现象不绝于书。第七，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边疆作为中原地区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其自身的文化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涵化。以上几点并非中原与边疆互动关系的全部，而是荦荦大者，但足以表明汉晋时期中原和边疆地区通过这些纽带构成一个互嵌一体化的结构。此后的历史表明，这种结构不仅稳定，而且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得以持续凝固和深化。

第二阶段：宋元时期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奠定。中原与边疆的互嵌结构在隋唐时期进入新阶段。唐代在边疆地区实施都护体制和羁縻州府制度，这成为回鹘西迁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仍然保持中华认同的历史渊源。宋元时期，互嵌一体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边疆地区一方面加快融入中原地区的进程；另一方面与外围地区的界限出现了明晰化的趋势，变化的实质是边疆整体上具备了疆域的性质，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具体来看，西南边疆与中原的水陆交通继续延伸和扩大，吐蕃与宋茶马互市的规模远超以前。北部边疆的辽朝将政权中心移向长城一带，金朝进一步移向长城以南。在认同上，辽金西夏与宋争夺“中华正统”的意识形态权力。正是基于辽宋金时期统一性力量的增强，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时代。为有效管理广大疆域，元朝在西夏、金、大理、宋故地设置行中书省，并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元朝的疆域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程度也超过了汉唐时期。而且元朝统治者与辽、金、西夏一样，追求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经过辽、西夏、金、大理、吐蕃诸区域政权的边疆治理以及元朝的统一和行省化，“历史中国”具有了统一的行政主权属性。

与中原和边疆的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边疆以外的地区和政权出现了离心化的趋势。在东北亚，日本在唐末停派遣唐使，至明朝才恢复与中国的官方交往。在东南亚，一些政权开始了自身的国家建构过程：安南于五代时期脱离中国管辖，一步步向南扩张，泰国的素可泰王国、缅甸的蒲甘王朝登上历史舞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离心化趋势还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与认同上的“自立”，日本从推崇唐风转向重视“国风”；安南仿汉字创造喃字；高丽编撰《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创造比尧舜禹时代还要久远的历史神话，强调其民族优越性。另外，越南和日本开始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华”朝贡体系，试图建立自己的区域秩序。这种变化使得中国边疆与真正的“外部世界”的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都变得逐渐清晰。

第三阶段：清朝康乾时期中国历史疆域最终奠定。元明易代后，明朝在疆域上有所收缩，但仍控制西南边疆和东北边疆。清朝继承明朝版图，并在明朝疆域基础上平定了北部和西北边疆。1757 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天山北路纳入版图；1759 年，平定原准噶尔统治下的回部首领叛乱，天山南路归并清朝疆域，最终奠定了中国的历史疆域。

清前期中国疆域的规定性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宋元时期中国疆域基本奠定以及有明一代守其成的历史遗产；二是满汉蒙藏回等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三是国际法原则的引入与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承认。其中，第三个规定性来源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学者指出，清朝前期，中国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国际条约，由于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的参与，《尼布楚条约》使用了诸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的国际法原则。与此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诸国通过参与朝贡贸易的方式对中国领土主权予以认同，中国疆域和疆界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所以，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中原和边疆从来都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相互隔绝的界限，恰恰相反，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原与边疆经长期互动互嵌，成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单位。《哈佛中国史》呈现的古代中国中原与边疆的断裂、“中华帝国”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对立”和“征服”，实际上是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西方的帝国概念观察和阐释中国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尽管西方学界对于“帝国”概念存在多种定义，但其基本内涵是强调一个民族/ 国家对其他民族/ 国家的征服与统治。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以及近代殖民统治出现以后，随着国际法、边界、主权、血缘、认同、语言、种族等一系列界定“民族—国家”元素的普遍传播和概念强化，帝国概念的“征服”和“压迫”内涵愈加彰显。在此背景下，将“帝国”概念回溯性地用于观察中国历史，是不妥当的。

作为“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哈佛中国史》的“帝国”视角及其对历史中国的“内外叙事”，实际是西方汉学主流基调的集中呈现。除学理上存在的问题以外，这种视角和叙事模式还反映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作为东方学的重要一支，汉学关于中国的认识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偏见的背后隐藏着西方支配东方的权力诉求。汉学家通过生产中国历史中的“内”“外”话语，一方面凸显所谓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欧亚“相似性”，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西方殖民扩张相提并论，使得饱受批判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得以“豁免”；另一方面，“内”、“外”视角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融合、发展、巩固的多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割裂，又在客观上为西方当局攻击当下中国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和话语。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