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_风闻

一

苏秉琦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著名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

“头一种文明起源的类型是裂变”。仰韶文化是典型例证。距今6000年前该文化属于母系社会，6000年左右的元君庙等墓地合葬墓反映出“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庙底沟时期泉护村遗址随葬鹰鼎的女性墓葬和半坡遗址有特殊物品的小孩墓是社会分化的证明。

“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两支文化“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宁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第三种形式是熔合”，有两个例子，一是中原文化北上河曲地区，出现新的袋足器斝；二是晋南陶寺大墓“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绘龙纹、三袋足器与燕山南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种文化熔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以上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核心部分“正是从中原到北方在折返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解读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或文明起源的三个要点：

一是在社会复杂化初期，各地区可以通过“裂变”形成各具特征的文明因素。二是在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发生飞跃式发展与区域间“撞击”互为因果：一方面，“撞击”出的“火花”会激发各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区的发展也会加强“撞击”的能力和动力。三是良渚、陶寺和二里头早期国家那样的更高级别的复杂社会的形成则需要对以前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的更主动、更广泛的“熔合”。

可见，此三形式说实际上表达了与苏秉琦“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边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绝句描绘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相同的、以广大范围内区域互动的视角解读中国文明形成的思想。

上述三个要点可以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性纲领，但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也需要从两方面对其进行细化和补充。一方面，对于“裂变”、“撞击”和“熔合”这三种形式可以做出更明晰的定义，明确其内涵，充实其内容。另一方面，文明起源的这三种形式并不是“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应该在更广阔的的“最初的中国”的视野下探讨其更宏大的运作历程。

本文拟对上述两方面试加阐发。

二

“裂变”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这样的“裂变”当然不只发生于“中原和北方”，而是在距今8000年至6000年之间普遍且持续地在各文化区出现。通过考古资料可以辨识的主要表现包括农业经济的初步形成，数万平方米的较大型聚落的出现，大型房屋的出现，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的出现，原始宗教和仪式活动的初步发展等。这些发展是否意味着“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或“原始公社制的破坏”是非常复杂的尚需继续探讨的问题。

距今8000年至7000年期间，中国史前各文化区内农业初步形成，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较大规模聚落的形成和社会复杂化的出现。河北磁山遗址发现80个有很厚的小米遗存的储藏坑，估计可以容纳小米50000公斤。贾湖遗址墓葬出现初步的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中随葬骨笛、绿松石器，有刻画符号的龟甲等与身份等级有关的器物。长江中游高庙和汤家岗等遗址的高庙文化遗存出现精美的白陶，刻画图案具有宗教内涵。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形成3万多平方米的的环壕聚落，内有成排的房屋百余间，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猪合葬墓，玉器成为标志身份的饰品，并出现石器集中生产的迹象。

高庙05T15-02（21）：2簋

距今7000年至6000年，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经济形态已经建立，各地史前文化蓬勃发展，聚落数量明显增多。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形成风格鲜明的彩陶，出现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这样的核心聚落，姜寨遗址有壕沟围护，中心为广场，五组房屋环绕分布，每组中各有大、中、小型房屋，表现出聚落内部的等级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也显示出更明确的等级差别。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发达，浙江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发现稻田遗迹和丰厚的稻壳堆积。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延续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模式，赵宝沟和小山遗址尊形器上有猪龙、飞鸟和飞鹿的精细刻画图像。

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地区均开创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发生了初步的交流。

兴隆洼文化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南面扩展到燕山南麓，确立了辽西文化区的基本范围。以猪崇拜为重要内容的早期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都奠定了辽西地区“宗教取向”的社会发展传统，被赵宝沟文化继承和发扬。

在黄河中上游和淮河中上游地区，以河南和河北南部地区为核心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和陇东天水地区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均有三足钵、三足罐等典型器物，在广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但淮河流域的贾湖类型与山东和长江中下游文化的相似因素更多，墓葬中出现仪式活动和初步等级分化的证据。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后，关中和陇东地区共同进入半坡类型时期，与临近的豫西和晋南地区一起成为仰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形成重视亲属关系的维系作用，淡化个人身份的表现和等级分化的传统；淮河流域的中心则转移到了山东地区的西南部。

在黄河和淮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后李文化开创的文化传统被北辛文化继承，在吸收裴李岗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入大汶口文化时期。形成鼎为主要炊器的传统，因北辛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生的颇为密切的交流，影响到长江下游地区。但直到这一时期并未表现出明确的社会等级化。

长江中游的核心区在洞庭湖西北的平原和丘陵地区，一直蔓延到湘南，形成以釜为主要炊器的传统。高庙文化表现出早熟的对神话和宗教观念精细复杂的呈现方式，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宗教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的桐乡罗家角遗址也发现有风格相似的白陶盘。

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陶器以平底器为主，但自跨湖桥文化开始，形成了与长江中游同样的以釜为主要炊器的传统并延续到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期。马家浜因为与北辛文化的交流，开启了长江下游鼎为炊器的新传统。河姆渡各类器物上的刻画图案表现出的鸟、重圈、猪等宗教主题也是后来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宗教元素。长江中游的白陶连同其承载的宗教内涵同样波及长江下游地区。

上述发展都为下一阶段“满天星斗”般的各地区跨越式发展和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

“撞击”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促成的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将“撞击”概念与我们讨论过的“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概念结合起来意在强调“撞击”与早已开启的一般性区域间文化交流的三个重要区别。首先，从推动力方面讲，“撞击”是将建立远距离交流网作为一种“领导策略”实施的社会上层的主动性交流，意图获得外来的、标志财富、身份和宗教能力的物品和神秘知识，获得本地社会成员难以企及的威望。这样的交流把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联系起来，形成跨地区的上流阶层，有效强化了他们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其次，从交流内容上来讲，被交流的不是一般物品和文化因素，而是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对维护其权力至关重要的知识，也涉及高级原料的贸易。第三，从交流成果来讲，比起一般的文化交流，这样的相互“撞击”更能促进各地区社会的快速发展。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充分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型墓葬、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祭坛和大型墓葬、江苏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高规格墓葬、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湖北龙王山墓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晋陕豫交界地区河南西坡和陕西杨官寨等为代表的庙底沟时期大型聚落和墓地等显示了各地区的同步发展，进入苏秉琦定义的“古国”阶段。

牛河梁N2Z1M4玉猪龙

各地区在同步发展的局面下，相互“撞击”迸发出“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在玉器上表现出高度一致，包括共有相似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蜷体龙形器、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玉石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枭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回首玉鸟等等。各地区普遍流行的其他特殊物品包括玉、象牙或骨制的抽象龟体筒形器、与丧葬礼仪相关的大口缸、与权力表达相关的钺、象牙器和绿松石器等。

各地区的发展根植于自身持续“裂变”形成的文化传统，但与多元“撞击”也密不可分。创建了牛河梁遗址群这样的当时最大的仪式圣地、发展出“古国联盟”这样的在当时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成为当时成就最骄人的社会复杂化实践者的红山文化即为最佳例证。

美国学者艾尔阐述酋邦社会的权力构成时指出，权力有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三个基本来源。红山复杂社会形成的突出特征是对意识形态权力的依赖。红山社会上层创立了以原始宇宙观和天体运行知识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和以起祈求农业丰产为主要目的信仰和仪式系统，并通过操控这一系统建立权威，控制整个社会。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传统、引进和创新的共同产物：辽西地区具有自兴隆洼文化即开始的重视仪式活动的传统，出现猪崇拜；但猪成为北斗的象征并因此成为宇宙观的核心因素则可能同与江淮地区的交流有关；龟崇拜则可能直接引进自江淮地区。红山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与“撞击”爆发的灵感和形成的推动力密不可分。

以“撞击”描述该时期各地区的互动颇为恰当。正如我们反复强调、考古资料也充分证明的，各地区的互动并不是一个引领周边的强大中心的“先进因素”的传播，而是各地区在“撞击”中相互借鉴，各取所需，也因此形成各具特征的复杂社会。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中宗教权力均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红山文化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与世俗居住区隔绝的仪式圣地；大汶口文化社会更重世俗身份、财富和权力，缺乏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和大溪文化与之相似。庙底沟类型社会同样重视世俗威望和权力，但并不以奢华墓葬表达身份。

学界对此多样性早有论及。李伯谦认定庙底沟类型西坡、红山文化牛河梁和后来的良渚社会均属“古国”，红山文化古国是重宗教的神权国家, 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 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韩建业提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三模式”，以西坡反映的社会发展为“生死有别、质朴执中”的“中原模式”，大汶口、崧泽和北阴阳营诸文化是“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东方模式”，河套地区的“白泥窑子类型”社会复杂化进程缓慢，是“北方类型”。

良渚古城

总之，如果仅有自我“裂变”而没有相互“撞击”，各地区可能难以同步取得飞跃式的社会发展。在相互“撞击”中，各地区也形成可以称之为“最初的中国”的“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初步形成。

四

“熔合”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良渚早期国家可以作为早于陶寺的“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和其上的高等级建筑、反山和瑶山墓地、反映复杂宗教观念的玉器、大面积稻田遗存、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环太湖地区的广大范围内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系统具有的广泛一致性，这些坚实的考古证据令学界相信，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继承关系已多有学者论及。同时，我们在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新解读中提出，红山文化鸟形勾云形器表现的是神鸟托负天极神兽的主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和牛河梁第二地点墓葬N2Z1M27:2的兽面均有獠牙。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纹等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其獠牙旋目兽面表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的社会集团的先例是红山文化开创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最重要玉器主题的相似性表明，红山文化的社会实践对良渚的早期国家构建、尤其是对大范围社会组织的凝聚和控制产生了示范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是对其前的凌家滩、崧泽和红山社会发展经验充分“熔合”的结果。

正如苏秉琦所言，陶寺文化的发展是“熔合”式发展的重要例证。如果说良渚文化的“熔合”主要是借鉴同属重视宗教权力的“超自然取向”的凌家滩和红山社会的话，陶寺社会的领导者则表现出更宏大的政治理想和更包容的“熔合”策略。

苏秉琦指出：“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斝、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陶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陶寺遗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陶寺的陶豆来自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陶罐形斝来自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玉琮和玉璧是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龙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共同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可能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整体而言，陶寺社会复杂化与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影响的关系更加密切。

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琮、俎刀、鼉鼓等仪式用品，很明显，拥有来自四方的珍稀物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重要的领导策略。这种超越了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领导者们是胸怀四方的，而且重视自己在四方中的地位，并很可能形成了构建一个广域统一政体的“中国梦”，即苏秉琦所说的“理想的中国”的蓝图，这样的政治理想影响深远。

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夏王朝后期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成功构建“广域王权国家”的过程同样是“熔合”式发展的代表。在龙山时代，孕育出二里头文化的环嵩山地区没有可与陶寺匹敌的政体，二里头文化大至社会上层的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宫殿建筑技术和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龙山等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榜样。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器。这些考古证据表明，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并非是“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腾空出世，而是如同“伯禹腹鲧”，是环嵩山地区社会与“最初的中国”的各地区激荡碰撞、风云际会、熔合借鉴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的国家构建进程，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才能够形成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在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发现有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

五

美国学者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正是各地区不断展开的丰富政治实验的结果。“裂变”、“撞击”和“熔合”三形式生动描绘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与“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和区域间互动密不可分的关系，强烈提示我们只有在“最初的中国”的视角下才能全面解读中国文明形成进程，深入理解中国文明特色。

目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仰韶文化传统或“中原模式”仍得学者青睐。李伯谦提出：“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 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 并为后继者所传承, 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韩建业提出“中原模式”的“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成为后世中国文明的核心特质。

但是，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大口罐和灶等习俗方面继承了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传统，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以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以表达身份的行为应该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已经很难归因于仰韶文化传统的继承或“中原模式”的延续。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发展也应作如是观。如果以二里头文化为三代文明的基点的话，这个基点的确立不应归功于某一基因优秀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强力延续，而应得益于因自身“裂变”而形成、经过相互“撞击”而发展的各区域传统的“熔合”。